高中毕业后,我考上了一所二本大学;大学毕业后,我到外面混了一年,不得意,便回了老家。在那里,我看到了还在卖卤菜的梦梦和她的妈妈。有时,我还会看到一个男人骑着摩托车把许多猪蹄送到梦梦家。
我妈告诉我,那个男人是梦梦的男朋友,是一个屠夫。
梦梦妈起初会把那些猪蹄从窗户扔出去,便宜了不少路过的街坊。但经过梦梦一次以命相搏的谈判后,梦梦妈无奈地接受了这个身为屠夫的女婿。那年夏天,梦梦妈给小楼里的所有住户发了喜帖,包括娇娇妈。但是,梦梦的酒席,娇娇妈缺席了。
又一年的夏天,梦梦与屠夫有了一个男孩,大大的脑门儿,吊着的眉毛,活脱脱一个小屠夫。梦梦妈会唤外孙“宰宰”。
当然,也有可能是“仔仔”。原谅我这个不常回家的人的穿凿附会。
后来有一天,我问我妈:“怎么看不到娇娇了?”
我妈说:“你从小时候就惦记她。”
我问:“她去哪儿了?”
我妈说:“死了。”
我哑然。
我妈说:“娇娇得了白血病,从大学退了学,回到家里治病。这种病怎么可能治得好嘛,到医院住院也只是烧钱。有天晚上,娇娇妈陪护时睡着了,娇娇从病房翻出了窗户,摔在了楼下的小轿车车顶上,死了。”
我妈还说:“医院赔了娇娇妈几万块,娇娇妈又赔了车主几万块,没剩下几个钱。”
我说:“妈,你干吗要告诉我后面那段有关钱的事情?”
我妈感慨了一句:“可怜的女人。”
我爸也跟着感慨了一句:“可怜的女人。”
这次,我妈没有拦着我爸。
后来,我开了窍开始好好学习,考上了公务员,当了警察,成了那些曾经到我们这栋楼出警的警察叔叔的同事。
娇娇妈依然和楼里的住户们吵,或者反过来说,是住户们在和娇娇妈吵。
娇娇妈不再经营她的烧饼摊,开始酗酒。她经常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敲每一家的木门,讲述她的悲惨。她会拉住见到的每一个男人,不分老少,讲述她的孤独;她会搂住所有孙儿辈的小孩儿,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不堪其扰的住户们因此经常打电话报案。
他们有时候会直接跑来敲我家的门。他们知道楼里住着我这个警察。
有时候,我费半天劲才能把娇娇妈劝回屋里休息。离别前,她会醉醺醺地问我:“你知道24乘以42等于多少吗?”
我关门而出,看到我妈站在二楼的楼道口等我。她轻声感慨:“可
怜又可恨的女人。”
烧饼摊没了踪影,卤菜摊也没了踪影。梦梦妈只顾着带外孙,娇娇妈则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
再次见到娇娇妈,是在邻县警队的一次娱乐场所清查行动中。在KTV的包间里,几个大叔靠左墙蹲着,几个阿姨靠右墙蹲着。有位阿姨抬起头喊了我的名字,我转头,看到了脸上画着青黑色妆容的娇娇妈。
那一刻,我不知是否该回应她的招呼。幸好包间里的音乐声足够大,幸好包间里的灯光足够暗,我转身,悄然从包间退了出来。
带队清查的队长问我认不认识她。一瞬间,我突然想起了我妈多年来的那句感慨。
我告诉队长:“她只是一个寂寞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