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块旧砖 4。00美元
两箱石灰 2。40美元(价格有点高)
毛丝 0。31美元(买多了)
壁炉架用铁片 0。15美元
钉子 3。90美元
铰链和螺丝钉 0。14美元
门闩 0。10美元
粉笔 0。01美元
搬运 1。40美元(大部分自己背)
共计28。125美元
全部材料都在这里了,我没写木料、石头和沙子,是因为这些材料我是用在公地上合法占地盖屋者应该享受的特权取来的。另外我还搭了一个木料间,主要是用建了房子之后留下来的材料盖的。
还想给我造一座房子,论宏伟与华丽都要超过康科德大街上的任何一座,前提是它要能够像目前的这座房子一样让我感到心情愉快,而且,造价也不比目前这座房子更高。
因此,我发现,想找个住宿地的学生完全能够得到一座终身受用的房子,所花的费用比他现在每年付的住宿费还少,如果我这么说听来有点夸张,那么,我为自己的辩护是:我是为人类而并非为自己来做一番夸张的;我的许多缺点和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并不能影响我叙述的真实性。尽管我有不少虚假和伪善的地方——那好像是很难从麦子上弄掉的糠秕,我也跟任何人一样对此感到遗憾——在这件事上,我还是会自然地呼吸,挺起我的腰杆,让心灵和身体都能舒服地伸展;而且我下定决心,决不顺从他变成魔鬼的代言人。我要试着为真理说一句好话。在剑桥大学里,学生们住的房子比我这幢稍大一点儿,光租金就每年三十美元,那家公司还在一个屋顶下造了相连的三十二个房间,住宿的房客因此邻居众多而且嘈杂,说不定还得住在生活不方便的四楼。我就不得不想着,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有更多的真知灼见,不仅不需要办那么多的教育——因为更多的教育工作早就可以完成了——而且,教育方面的花费也一定已经大部分都消减了。学生在剑桥或别的学校为了得到必需的便利,付出了他或别人的很大的代价,如果双方能得当地处理这一类事情,也许只消花其中的十分之一就够了。要收费的东西,一定不是学生最需要的东西。例如,学费在这一学期的账目中是一笔大的支出,而他和同时代人中最有文化修养的人交往,并从中得到更有价值的教育,这却是不需要付费的。成立一个学院的方式,通常是找到一批愿意捐款的人,弄一本写着捐了多少元多少角的册子,然后就盲目地遵从分工的原则分了又分,这个原则实在是非得审慎考虑才能遵从的——然后就招一个惯于做投机买卖的承包商来,他又雇用了爱尔兰人或别的什么工人,接着就真的奠基开工了,然后,住在这里的学生们得慢慢适应这房子。为了这一个失策,未来很多代的子弟都得付出代价。我想,学生或那些想从学校中得益的人,如果能自己来奠基也会比这做法好得多。学生根据制度,逃避了人类必需的任何劳动,得到了他贪求的空闲,可耻的、无益的空闲。而能使这种空闲变为丰富收获的那种经验,他们却一点也没有学到。可是,有人说:“你不是主张学生不该用脑而应该用手去学习吧?”我不完全是这样的主张,我的意思比他说的要多得多:我主张他们不应该以生活为游戏,或仅仅以生活做研究,还要人类社会付出高昂的代价来供养他们,他们应该自始至终都真诚地生活。青年人除了立刻进行生活实践,他们怎能有更好的方法来学习生活呢?在我看来,这样做才可以像数学一样训练他们的心智。举例来说,如果我希望一个孩子懂得一些科学文化,我就不愿意按常规那样,把他送到附近某个教授那儿去,那儿什么都教、什么都练,就是不教生活的艺术,也不练习生活的艺术;用望远镜或显微镜观察世界,却从不教他用肉眼来观看;研究了化学,可就是不去学习他的面包如何做成,或者研究力学,而不懂得面包是如何挣的;发现了海王星的一些新的卫星,却发现不了自己眼睛里的微尘,更发现不了自己已经成了哪一个流浪汉的卫星;他全神贯注地从一滴醋里观察怪物,却要被他四周那些怪物吞吃掉。一个孩子要是自己开挖出铁矿石来,自己熔炼它们,同时把他所需要知道的都从书本上找出来,然后他照此做了一把自己的折刀,另一个孩子则一方面在冶金学院里听讲冶炼的技术课,另一方面用他父亲给他的一把罗杰斯牌子的折刀——试想过了一个月之后,哪一个孩子进步更大?又是哪一个孩子的手指会给折刀割破了呢?——令我吃惊的是,我离开大学的时候,据说是已经学过航海学了!——其实,只要到港口去兜一圈,我就会学到更多的航海知识。甚至贫困的学生也学习并且只学习政治经济学,而作为哲学同义语的生活经济学,在我们的学院中从没认真地教授过。于是就弄成了这个结果:因儿子在研究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这些经济学家的著作,做父亲的却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债务中。
正如我们的大学,拥有诸多“现代化的进步设施”,人们很容易对它们产生幻想;但它们并不总是能带来肯定的进步。魔鬼老早就投了资,后来又不断增加投资,为此,他一直索取利息直到最后。我们的发明常常是些漂亮的玩具,把我们的注意力从严肃的事物上吸引开。它们只是提供一些改进过的方法,而对目标却毫无改进,其实这目标是早就可以很容易地达到的;就像直达波士顿或直达纽约的铁路那样。我们急忙忙要从缅因州筑一条磁力电报线到得克萨斯州;可是从缅因州到得克萨斯州,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拍发电讯。正像一个男子,热情地要和个耳聋的著名妇人谈谈,要把自己介绍给她,可是,当助听的听筒放在他手里了,他却发现原来没有话要对她说。仿佛主要的目的是要说得快,却不是要如何说得更有理智。我们怀着急切的希望要在大西洋底下挖一条隧道,使旧世界到达新世界能缩短几个星期,可是传入美国人松软的大耳朵的第一个消息,也许是阿德莱德公主害了百日咳之类的新闻。总之一句话,骑着马,一分钟跑一英里的人绝不会带着最重要的消息,他不是一个福音教徒,他跑来跑去也不是为了像修士约翰那样找蝗虫和野蜜吃。我疑心飞童(十八世纪著名的英国赛马)曾把大量的谷子带到磨坊去。
有一个人对我说:“我很奇怪你怎么不攒几个钱;你很爱旅行;你可以坐上车,今天就到费奇伯格去见见世面啊。”可是,我的做法要比这更聪明些。我已经懂得最快的旅行是步行。我对我的朋友说,要不我们试一试,看谁先到达那里。距离是三十英里,车票是九角钱。这差不多是一天的工资,我还记得,在这条路上做工的人一天的工钱只有六角钱。好了,我现在就步行出发,不到晚上我就到达了;我以这样的速度旅行了一星期。这期间,你将会挣到工资,在明天的什么时候你也到了,假如工作找得及时又碰巧,你可能今晚上就到达了。然而,你不是上费奇伯格,而是花了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工作。由此可见,要是铁路线绕全世界一圈,我想,我总还是会赶在你的前头;至于见见世面,多点阅历,那我早就该和你完全绝交了。
这就是谁也不能战胜的普遍规律,也从没有人曾胜过它,就连很广而且很长的铁路也是这样。我们要使全人类得到一条绕全球一圈的铁路,就好像是挖平地球的表面一样。人们糊里糊涂地相信,只要他们继续用合股经营的办法,用铲子这样不停地铲下去,火车最后总会到达某个地方的,几乎不要花多少时间,也不要花什么钱;可是,尽管成群结队的人奔往火车站,列车员喊着“旅客们上车啦!”在黑烟飘散,蒸汽凝结的时候,你将看到少数人上了车,而其余的人却被火车碾轧过去了,这就被称作“一个可悲的意外事故”,也的确是如此。毫无疑问,挣到了车票钱的人,最后还是赶得上车子的,就是说,只要他们还活着,可是说不定那时候他们已经失去了开朗的性情和旅行的意愿了。一个人把生命中最宝贵的一段时间用来赚钱,为了在生命中价值最低的一部分时间里享受那么一点可疑的自由,这情况使我想起了那个英国人,为了他可以回到英国去过诗人般的生活,他得先跑到印度去发财。
其实他应该立即爬进破旧的阁楼去才对。“什么!”一百万个爱尔兰人从全国所有的棚屋里大声喊道,“什么?我们已经建成的这条铁路,难道不好吗?”是的,我回答,比较起来,是好的,也就是说,或许很可能有搞得更糟糕的;不过,因为你们是我的兄弟,所以我希望,你们应当有比挖掘土方更好的打发时间的方式。
在建成房屋之前,我就想用诚实又令人愉快的方式来挣到十二美元,以偿付我的额外支出,我在两英亩半的屋边的沙地上种了点东西,主要是蚕豆,也种了一点土豆、玉米、豌豆和萝卜,我占用的十一英亩地,大都长着松树和山核桃树,上一季度的地价是一英亩八美元零八美分。有一个农民说,这地“毫无用处,只能养一些吱吱叫的松鼠”。我没有在这片地上施肥,因为我不是它的主人,我只不过是一个占用者,我不希望种那么多地,就没有一下子把全部的地都锄好。锄地时,我挖出了几“考德”的树根来,供我当柴烧了很长时间,这就留下了几小圈未开垦过的松软的沃土,蚕豆在夏天里长得异常茂盛的时候,这几块地是很容易辨别出来的。房屋后面那些枯死的卖不掉的树木和湖上漂浮而来的木头则给我提供了其余的燃料。我不得不租一组犁、雇一个短工,但掌犁的人还是我自己。我农场的第一季度支出,主要是工具、种子和工资等方面,总共14。725美元。玉米种子是人家送的。种子实在花不了多少钱,除非你种得太多。我收获十二蒲式耳[11]的蚕豆,十八蒲式耳的土豆,此外还有若干豌豆和甜玉米。黄玉米和萝卜种得太晚了,没有收成。农场的全部收入是:
23。44 美元
减去支出14。725美元
结余8。715美元
除了我用掉的和手头还存着的产品之外,估计价值约为四美元五十美分——我手上的这笔款已超出了我自己不能生产的一点儿蔬菜的花费。从全面考虑,也就是说,我考虑到人的灵魂和时间的重要性,虽然这个实验只占去了我很短的一些时间,不,部分原因也是这实验本身非常短暂,我就确信我今年的收成比康科德任何一个农民要好。
第二年,我就做得更好了,因为我把自己需要的全部土地通通种上了,约三分之一英亩,从这两年的经验中我认识到一个事实,而没有给那些农业巨著吓倒,包括阿瑟·扬(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在内。我发现,一个人如果生活简朴,只吃他自己种植的庄稼,而且种的不超过他自己的需要,也不贪婪地去交换更奢侈、更昂贵的物品,那么他只要耕几平方杆[12]的地就够了。用铲子整土地比用牛耕便宜得多,并且可以每次更换一块新地,以免要给旧地不断施肥。而一切农场上的农活儿,他只要在夏天有空闲的时候就能轻松完成,这样,他就不会像目前那样,和一头公牛或一匹马、一头母牛、一头猪捆绑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我想说一句公正无私的话,我是一个对目前社会经济措施的成败都能超然看待的人。我比康科德的任何一个农民都更具独立性,因为我不定居在一幢房屋或一个农庄里,我能随我自己的天生意向行事,这意向也是变幻不定的。我的境况比他们的已经要好许多,而且,如果我的房子被烧掉了,或者庄稼歉收,我还是能过得跟以前一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