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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碧城 民国女权第一人（第2页）

8年前家中变故留给她的创伤渐渐平复了，但她却没有忘记，仅仅因为家中无男丁，那年她们母女五人被逼到了怎样的绝望境地。族人的势利与贪念固然是一方面，但给他们的“恶”撑腰的，却是女性地位低下的社会现实。当时，她们母女手无寸铁，只能认命。但现在，隐隐约约中，她似乎找到了武器：教育。

接受教育，获得独立的人格，是改变妇女地位与命运的唯一途径。

终于，20岁的吕碧城对舅舅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并告诉舅舅，自己要去天津上女学。那时候，即便舅舅同意，吕碧城能去的女学，也不过是仅有的几所专为女子开设的私塾学堂而已。

舅舅是旧官僚，观念还是陈腐的那一套，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支持外甥女上学，已然是他能够做出的最大限度的让步，到了可以谈婚论嫁的年纪，还要继续上什么女学，就超出了舅舅能够支持与理解的范围了。听到吕碧城的想法，舅舅勃然大怒：“女孩子不好好在家里待着，整日抛头露面成何体统？什么劳什子的探寻女学，简直就是不守妇道！”

舅舅说出这样一番激烈言语的时候，绝对想不到，眼前站着的这位女孩子，3年后已经成功创办了一所女学校，并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年轻的女校长了。当然，这是后话。

吕碧城也是烈性子，见与舅舅争执不下，索性离家出走了。她独自买了一张去天津的火车票，没有行李，身无分文，前路茫茫。在火车上，对于舅舅的愤怒情绪渐渐平息了，这才有工夫仔细想想，天津并没有她可投奔之人，到了那里之后，没有一文钱，她吃什么？住哪里？接下来要怎么办？这个养尊处优惯了的富家小姐，心头隐隐地有了慌张与迷茫的感觉。

也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不知是谁先起的话头，她与同车里的一位夫人攀谈起来。这位夫人与丈夫在天津经营着一家旅馆，名字叫佛照楼。夫人十分喜欢这个女孩子，又怜惜她在天津举目无亲，索性邀请吕碧城在找到落脚处之前，就住在她家。吕碧城一听，大喜过望，旋即就答应了老板娘的邀请。

总算是暂时有个住处了，接下来，便是谋求生计了。仅凭自己在大街上晃**，恐怕连在饭店里刷碗的活计都找不到，她唯一能想到的，是在《大公报》馆里的方夫人。方夫人的丈夫在舅舅的署里担任秘书。

起初，对于向方夫人求援，吕碧城还有些犹豫。自己与舅舅闹翻时，曾豪言壮语，要追求女学，仿佛没有自己做不成的事情。眼下不过初到天津，自己求援的对象，却仍然是舅舅的关系。

信寄到了，躺在大公报馆里。不知方夫人有没有看到信，《大公报》的总经理英敛之却看见了。虽是求救于人，但那封信文采斐然、胆识过人，区区几百字，竟能让英敛之动了爱才之心。于是，他按着信中的地址，找到了吕碧城。

论年纪，英敛之长吕碧城十几岁；论阅历，英敛之弃武从文，早年间深受康有为、梁启超变法新思潮的影响，发表过很多拥护变法的作品。通过一番对谈，英敛之深深为这个只有20岁的女孩子的才华、胸次、见识所折服，并邀请她担任《大公报》的见习编辑。

吕碧城就这样，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份职业。也是因此，她算是误打误撞地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女编辑。同是民国四大才女的萧红，有一段被人们熟知的经历。她挺着大肚子被初恋汪恩甲抛弃在旅馆，那时，她写信给《国际协报》求助，在萧军的帮助下脱困后，也成了《国际协报》的女记者。二人的经历何其相似，但吕碧城写信求援那一年，是1903年，比萧红早了将近30年。

《大公报》是吕碧城人生中全新的起点，她在这里谋到的不仅仅是一份维持生计的职业，更是一个展示才华与施展抱负的舞台。

进入《大公报》工作之后，吕碧城一篇又一篇地发表诗文作品。早在12岁时，吕碧城的词便已经受到父亲昔年同窗的击节赞赏。到了20岁，随着阅历的丰富，思想的成熟，调度情绪与驱遣文字的能力已进入化境。《大公报》上刊发的词作，笔法纯熟、格律谨严、气象恢宏，成为人们争相传阅的上品。一时间，洛阳为之纸贵。

这阙《满江红》，便是吕碧城发表在《大公报》上的第一首词作：

晦暗神州，欣曙光一线遥射。问何人，女权高唱，若安达克？雪浪千寻悲业海，风潮廿纪看东亚。听青闺挥涕发狂言，君休讶。幽与闭，长如夜。羁与绊，无休歇。叩帝阍不见，愤怀难泻。遍地离魂招未得，一腔热血无从洒。叹蛙居井底愿频违，情空惹。

诗词而外，她写作的文章，基本都是为争取女权、兴办女学而服务的。诸如《论提倡女学之宗旨》《敬告中国女同胞》《兴女权贵有坚忍之志》等。

“女学之倡，其宗旨总不外普助国家之公益，激发个人之权利二端。国家之公益者，合群也；个人之权利者，独立也。然非具独立之气，无以收合群之效；非藉合群之力，无以保独立之权。其意似离而实合也，因分别详言以解明之。有世界必有竞争，而智慧之机发焉，优劣之种判焉，强弱之国别焉。”这是《论提倡女学之宗旨》的开篇，大有拔剑四顾、横刀立马的气概。

吕碧城在她的这些文章里，把女性权利上升到关乎国家兴亡的高度、把女学上升为牵涉国家公益与天赋人权的高度来论述，希望借助自己的笔，并以之为刀，在当时陈旧的社会风气里划开一条口子，让被阴霾笼罩太久的中国妇女照到文明与进步的曙光。

那是一个进步思想将将冒头的年代，戊戌六君子的慷慨就义，使得追求社会变革的风气又喑哑下来。津京一带主张顺应时代潮流、打破固步自封、力主革除旧弊的名士屈指可数，如梁启超、严复、严范孙、傅增湘等，基本都是男人。

他们主张革新，着眼点往往是内政、外交、军事、实业，很少有人真正地去关心女人。比如说严复，他半生推举新政，却坚持主张结婚是为了“承祭祀，事二亲，延嗣续”，对自己的子女严格执行包办婚姻。既然结婚都是为了“延嗣续”，自然，女人的任务，便是生孩子了。

在这种情况下，吕碧城出现了，她争取女权、兴办女学主张的发表，说是“平地一声惊雷”并不为过。

吕碧城来天津还未满一年，却已凭着自己的才华与思想，从《大公报》的“见习编辑”，摇身一变成为主笔。她的文名，她的女学思想，也在京津两地传开了。

创办女校，实现理想

英敛之爱才。

他看着自己破格“提拔”来的编辑，每天起早贪黑伏案写作时，或者她的某篇文章又掀起了坊间争相传阅的小热潮时，都会为自己当初的眼光骄傲一阵子。他也知道，吕碧城的志向，绝不仅仅限于在报纸上发表一些鼓吹女学的文章。

于是，他几乎将自己认识的所有名流，都向吕碧城引荐了，想着说不定对她的理想能够有所帮助。吕碧城并没有辜负英敛之的厚望，凭着自己的才华与见识，获得许多名士的认可，其中，就包括了严复与傅增湘。

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新法家以及翻译家。他通过翻译外文著作，系统地将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自然科学引入到中国。翻译需以“信、达、雅”作为标准，即是严复的首倡。

这样一位享有崇高声誉的名流，对吕碧城的称赏，比英敛之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收吕碧城为弟子，亲自教授她逻辑学。师傅与弟子，还常常以诗词酬唱往来。严复曾在为吕碧城写的和诗里称赞她为：五陵尘土倾城春，知非空谷无佳人。

傅增湘亦是清末民初的名流，他最为时人称道的，是多达二十万卷的藏书。数量之富、涵盖之广，是连吕碧城的父亲也要自叹弗如的。傅增湘经英敛之的引见，第一次见到吕碧城，便十分欣赏她的才华与胆识，直夸她“才胆学博，高轶事辈”。那时候，吕碧城的一系列倡导女学的文章，傅增湘一定是看过的，他本人也有投身教育事业，尤其是推动女学的心愿。于是，他和吕碧城一拍即合，并联络了许多名流，一起创办女学。

机会来了。袁世凯第二次担任直隶总督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新政，包括编练北洋军、创办多所武备学堂，着实做出了一些功绩。后来，不知是袁世凯本就有兴女学的打算，还是由于当时那些致力于兴办女学的名人志士的游说，总之，袁世凯同意创办一所女学校了。

以前，吕碧城以《大公报》为阵地，倡导兴办女学的时候，还只是理念的倡导阶段，而如今，眼见着自己的理想要实现了，摊在她、她的老师、与她有着同样理想的几位好友面前的，却是一个全然陌生的局面以及接踵而至的一连串难题：校址选在哪里？校舍要建成什么样子的？经费从哪儿来？采用什么样的教育模式？学制与课程要怎样安排？学堂老师从哪里招募？招生采用什么样的标准？……

但光这“全中国第一所女学校”的名字，就足以让他们铆足了劲地应对一个个难题。英敛之、傅增湘、吕碧城等，各自分工，有人选校址，有人筹措经费，有人规划学校的建制，有人制定具体的章程，经过差不多一年艰苦卓绝的准备，女校的筹备工作渐渐有眉目了。

1904年7月14日，傅增湘带来了好消息：袁世凯总督同意拨款1000元作为学堂的启动经费、唐绍仪道尹同意每月拨款100元作为学堂日常的运转费用。至此，吕碧城创办女校的愿望不仅实现了，而且，这第一所女校在获得了袁、唐两位高官的拨款后，便成为名副其实的官办女学了。

10月3日，《天津女学堂创办章程》署以吕碧城的名字，发表于《大公报》。

10月23日，北洋女子公学开学。校址位于天津三马路。

至此，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公立、官立的女学堂：北洋女子公学正式创办。傅增湘任监督，相当于校长，吕碧城任总教习，掌管教学，大约相当于教导主任。

学校刚刚开办。虽然是头一遭，但由于大家筹备有方，章程得法，学校秩序井然。

1906年，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北洋女子公学”改名为“北洋女师范学堂”，吕碧城升任为监督。

讽刺的是，也是在那一年，吕碧城的舅舅严凤笙遭到弹劾被革了职，一时没个去处，袁世凯便让他协助外甥女筹办师范学堂升级改制的事宜。后来，吕碧城常常拿当年舅舅骂自己“不守妇道”的事情调侃，说：“我能做到今天，多亏了舅舅当年那一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