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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 少年（第2页）

他帮着把散在地下的东西收拾起来。她往往抓着一件东西舍不得放下；他就轻轻地从她手里拿走，而她也让他拿走了。

从这天起，他尽量多跟母亲在一块儿。工作完毕，他不再关在自己房里而来陪她了。他觉得她那么孤独，又不够坚强担受这孤独：把她这样地丢在一边是很危险的。

夜晚，他坐在她身旁，靠近打开着的临街的窗。田野慢慢黑下来了。人们一个一个地都在回家。远远的屋子里，亮起小小的灯光。这些景象，他们见过千百次，可是不久就要看不到了。两人断断续续地说着话，互相指出黄昏时那些熟悉的、早就预料到的小事，感到很新鲜。他们往往半晌不作声。鲁意莎莫名其妙地提到忽然想起的一件往事、一些片断的回忆。如今身旁有了一颗对她怜爱的心，她舌头比较松动了。她费了很大的劲儿想说话，可是不容易：因为平时在家老躲在一边，认为丈夫儿子都太聪明了，和她谈不上话的，她从来不敢在他们之间插一句嘴。克利斯朵夫现在这种孝顺而殷勤的态度，对她完全是新鲜的，使她非常快慰也非常胆怯。她搜索枯肠，只表达不出胸中的意思；句子都是有头无尾的，不清不楚的。有时她对自己所说的也难为情起来，望着儿子，一桩事讲了一半就停止了。他握着她的手，她才放下了心。他对于这颗儿童般的慈母的心不胜怜爱，那是他小时候的避难所，而此刻倒是它来向他找依傍了。他又高兴又悲哀地听着那些无聊的，除了他以外谁也不感兴趣的唠叨，听着那平凡而没有欢乐的一生的，微不足道的但鲁意莎认为极宝贵的回忆。他有时拿别的话打断她，怕她因回想而伤心，劝她睡觉。她懂得他的意思，使用着感激的眼神望着他说：“真的，这样我心里倒觉得舒服些；咱们再待一会儿罢。”

他们坐到深夜，等街坊上全睡熟了的时候方始分手。她因为胸中的郁积发泄了一部分，觉得松快了些；他因为精神上多了一重担负，有点儿闷闷不乐。

搬家的日子到了。前一天晚上，他们在不点灯火的房间里比平时逗留得更久，一句话也不说。每隔一些时候，鲁意莎叹一声：“唉！天哪！”克利斯朵夫提到第二天搬场的许多小节目，想使母亲分心。她不愿意睡觉，克利斯朵夫很温和地催她去睡。但他自己回到房里，也隔了好久才上床。靠着窗子，他竭力透过黑暗，对屋子底下黑魆魆的河面最后望了一番。他听到弥娜花园里大树之间的风声。天上很黑。街上没有一个行人。一阵冷雨开始下起来了。定风针格格地响着。隔壁屋里有个孩子在啼哭。黑夜压在地面上，阴惨惨的教你透不过气来。破裂的钟声报出单调的时刻，一点，半点，一刻，在沉闷静寂的空气中叮叮当当，和屋顶上的雨声交错并起。

等到克利斯朵夫心中打着寒噤终于准备睡觉的时候，听见下一层楼上有关窗的声音。上了床，他想到穷人怀念过去真是件可悲的事，因为他们不够资格像有钱的人一样有什么过去；他们没有一个家，世界上没有一席地可以让他们珍藏自己的回忆——他们的欢乐、他们的苦恼、他们所有的岁月，结果都在风中飘零四散。

第二天，他们在倾盆大雨中把破旧的家具搬往新居。老地毯匠费休借给他们一辆小车和一匹小马，自己也过来帮忙。但他们不能把所有的家具带走，新租的房子比老屋窄得多。克利斯朵夫只能劝母亲把一些最旧、最无用的丢掉。而这也费了好多口舌；她对无论什么小东西都认为很有价值——一张摆不平的桌子、一张破椅子，什么也不愿意牺牲。直要费休拿出他跟祖父老朋友的身份，帮克利斯朵夫一边劝一边埋怨；而这好人也了解她的痛苦，答应把这些宝贵的破东西存一部分在他家里，等他们将来去拿。这样，她才忍痛把它们留了下来。

搬家的事早就通知了两个兄弟，但恩斯德上一天回来说他没有空，不能到场；洛陶夫只在中午的时候出现了一下，他看着家具装上车子，发表了一些意见，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他们在满是泥浆的街上出发了。克利斯朵夫拉着缰绳，马在泥泞的街面上滑来滑去。鲁意莎靠着儿子身边走，替他挡着雨。然后他们在潮湿的屋子里把东西安顿下来。天上云层很低，半明半暗的光线使房间更阴沉了。要没有房东的照顾，他们简直心灰意懒，支持不住。等到车子走了，家具乱七八糟地堆了一地，天已经快黑了。克利斯朵夫母子俩筋疲力尽，一个倒在箱子上，另一个倒在布包上，忽然听见楼梯上一声干咳，有人敲门了。进来的是于莱老头儿，他先郑重其事地表示为打搅了他亲爱的房客很抱歉，又请他们下去一块儿吃晚饭，庆祝他们的乔迁之喜。满腹辛酸的鲁意莎想拒绝。克利斯朵夫也不大高兴参与那种家庭的集会；但老人一再邀请，克利斯朵夫又觉得母亲第一晚搬来不应该老想着不快活的念头，便硬劝她接受了。

他们走到下一层楼，看见于莱全家都在那里：老人以外，还有他的女儿、女婿伏奇尔、两个外孙——一男一女，年纪比克利斯朵夫小一些。大家抢着上前，说着欢迎的话，问他们是否累了、对屋子是否满意、是否需要什么，一大串的问话把克利斯朵夫闹昏了，一句也没听懂；因为他们都是七嘴八舌，同时说话的。晚餐端了出来，他们便坐上桌子，但喧闹的声音还是照旧。于莱的女儿阿玛利亚立刻把街坊上所有的零碎事儿告诉鲁意莎，例如近边有哪几条街道，她屋里有哪些习惯哪些方便，送牛奶的几点钟来，她自己几点钟起床，买东西上哪几家铺子，她平时给的是什么价钱。她直要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了才肯放松鲁意莎。鲁意莎迷迷糊糊地，竭力装做对这些话很注意，但她随便接了几句，证明她完全没有懂，使阿玛利亚大惊小怪地嚷起来，从头再说一遍。于莱老人却在那里对克利斯朵夫解释音乐家的前途如何艰苦。克利斯朵夫的另一边坐着阿玛利亚的女儿洛莎，从晚餐开始就没有停过说话，滔滔汩汩，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她一句话说到一半，气透不过来了，但又马上接了下去。无精打采的伏奇尔对着饭菜咕噜。这可掀起了一场热烈的辩论。阿玛利亚、于莱、洛莎，都打断了自己的话加入论战，对红焖肉太咸还是太淡的问题争辩不休，他们你问我，我问你，可没有一个人的意见和旁人的相同。每人都认为别人的口味不对，只有他自己的才是健全而合理的。他们为此竟可以辩论到最后之审判。

末了，大家在怨叹人生残酷这一点上意见一致了。他们对鲁意莎和克利斯朵夫的伤心事很亲切地说了些动人的话，表示同情，称赞他们的勇敢。除了客人的不幸之外，他们又提到自己的、朋友的、所有认得的人的不幸。他们一致同意，说好人永远倒霉，只有自私的人和坏人才有快乐。他们得到一个结论，认为人生是悲惨的、空虚的，要不是上帝的意思要大家活着受罪，简直是死了的好。克利斯朵夫因为这些思想和他当时的悲观心理很接近，就很看重房东家里的人，而对他们小小的缺点视若无睹了。

等到他和母亲回到杂乱的房里，两人觉得又疲倦又抑郁，可不像从前那么孤独了。克利斯朵夫在黑暗里睁着眼睛，因为疲劳过度和街上吵闹而睡不着觉。沉重的车子在外边过，墙壁都为之震动，下一层楼上全家都睡了，在那里打鼾：他一边听着，一边以为在这儿跟这些好人在一起，即使不能快乐，也可以减少些苦恼——固然他们有点儿讨人厌，但和他受着同样的痛苦，似乎是了解他而他也自以为了解他们的。

他终于蒙眬睡去，可是天方破晓就给邻人吵醒了，他们已经在开始争论，还有人拼命扳着唧筒打水，准备冲洗院子和楼梯。

乌斯多斯·于莱是个矮小的驼背老头儿，眼睛常带不安和郁闷的表情，红红的脸全是肉疙瘩与皱痕，牙齿都脱落了，乱七八糟的胡子，老是被他用手拈来拈去。他心地很好，为人正直，非常讲道德，从前和祖父也还投机。人家说他们很相像。的确，他们是同辈而在同样的礼教之下长大的；但他没有约翰·米希尔那样结实的体格，换句话说，尽管有许多地方两人意见相投，实际是完全不同的；因为造成一个人的特点的，性情脾气比思想更重要。虽然人与人间因智愚的关系而有不少虚虚实实的差别，但最大的类型只有两种：一种是身体强壮的人，另一种是身体软弱的人。于莱老人可并不属于前一种。他像米希尔一样讲做人之道，但讲的是另外一套；他没有米希尔那样的胃口、那样的肺量、那种快活的脸色。他和他的家属，在无论哪方面气局都比较狭小。做了四十年公务员而退休之后，他感到无事可做的苦闷，而在不曾预先为暮年准备好一种内心生活的老人，这是最受不了的。所有他先天的、后天的，以及在职业方面养成的习惯，都使他有种畏首畏尾与忧郁的气息，他的儿女多少也有些这种性格。

他的女婿伏奇尔是爵府秘书处的职员，大约有五十岁。他高大，结实，头发已经全秃，戴着金丝眼镜，脸色相当好，自以为闹着病；大概这倒是真的，虽然病没有像他所想的那么多，可是乏味的工作把他脾气弄坏了，终日伏案的生活把身体也磨得不大行了。他做事很勤谨，为人也不无可取，甚至还有相当教育，只是被荒谬的现代生活牺牲了。像多数当职员的人一样，他结果变得神经过敏。这便是歌德所说的“郁闷而非希腊式的幻想病者”，他很哀怜这种人，可是避之唯恐不及。

阿玛利亚的做人既不像她父亲那一套，也不像丈夫那一套。强壮，活泼，粗嗓子，她绝不哀怜丈夫的唉声叹气，老是不客气地埋怨他。但两人既然老在一起过活，总免不了受到影响；夫妇之间只要有一个闹着神经衰弱，不消几年两人很可能都变做神经衰弱。阿玛利亚虽然喝阻伏奇尔的叹苦，过了一会儿她可婆婆妈妈地比他自己更怨得厉害；这种从责备一变而为帮着诉苦的态度，对丈夫全无好处；他的无病呻吟给她大惊小怪地一闹，痛苦倒反加了十倍。她不但使伏奇尔看到他的诉苦引起了意外的反响而更害怕，并且她的心绪也搅坏了。结果她对自己那么硬朗的身体，对父亲的，对儿子的，对女儿的，也来无端端地发愁了。那简直成了一种癖：因为嘴里念个不停，她竟信以为真。极轻微的伤风感冒就被看得很严重，无论什么都可以成为揪心的题目。大家身体好的时候，她还是要着急，因为想到了将来的病。所以她永远过着惴惴不安的日子。可是大家的健康不见得因之更坏；仿佛那种连续不断的诉苦倒是维持众人的健康的。每人照常吃喝、睡觉、工作，家庭生活也并不因之松弛下来。阿玛利亚光是从早到晚楼上楼下地活动还嫌不够，必须要每个人跟着她一块儿拼命；不是把家具翻身，就是洗地砖、擦地板，永远是一片叫喊声、脚步声，天翻地覆地忙个不停。

两个孩子，被这种呼来喝去的，谁也不让自由的**威压倒了，认为低头听命是分内之事。男孩子莱沃那，脸长得漂亮而呆板，一举一动都是怪拘束的。女孩子洛莎，金黄头发，温和而亲切的蓝眼睛还相当好看；要不是那个太大而长相蠢笨的鼻子使面貌显得笨重，带点儿愣头愣脑的表情的话，她细腻娇嫩的皮肤跟那副和善的神气，还能讨人喜欢。她教你想起瑞士巴塞尔美术馆中霍尔朋的少女像：画的那个曼哀市长的女儿，低着眼睛坐着，手按着膝盖，肩上披着淡黄头发，为了她难看的鼻子神态有点儿发僵。洛莎可不在乎这一点，她的娓娓不倦的唠叨丝毫不受影响。人家只听见她成天尖着嗓子东拉西扯——老是上气不接下气的，仿佛没有时间把话说完，老是那么一团高兴，不管母亲、父亲、外祖父气恼之下把她怎样埋怨；而他们的气恼并非为了她聒噪不休，而是因为妨碍了他们的聒噪。这班好心的人，正直、忠诚——老实人中的精华——所有的德行差不多齐备了，只缺少一样使生活有点儿趣味的、静默的德行。

克利斯朵夫那时很有耐性。忧患把他暴躁激烈的脾气改好了许多。和一班高雅大方而实际冷酷无情的人来往过后，他对那些毫无风趣、非常可厌，但对人生抱着严肃的态度的好人，更体会到他们的可贵。因为他们过着没有乐趣的生活，他就以为他们没有向弱点屈服。一旦断定他们是好人，认为自己应当喜欢他们之后，他就凭他的德国人性格，硬要相信自己的确喜欢他们了。可是他没有成功，原因是这样的：日耳曼民族有种一厢情愿的心理，凡是看了不痛快的事一概不愿意看见，也不会看见；因为一个人早已把事情判断定了，精神上得过且过地非常安静，决不愿意再让事情的真相来破坏这种安静，妨碍生活的乐趣。克利斯朵夫可没有这个本领。他反而在心爱的人身上更容易发现缺点，因为他要把他们整个地爱，绝对没有保留，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对人的忠诚，对真理的渴望，使他对越喜欢的人越苛求，越看得明白。所以不久他就为了房东们的缺点暗中气恼。他们可并不想遮掩自己的短处，只把所有令人厌恶的地方全暴露在外面，而最好的部分倒反给隐藏起来。克利斯朵夫想到这一点，便埋怨自己不公平，努力丢开最初的印象，去探寻他们加意深藏的优点。

他想法儿跟老于莱搭讪，那是于莱求之不得的。为了纪念从前喜欢他而夸奖他的祖父，他暗地里对于莱很有好感。可是天真的约翰·米希尔比克利斯朵夫多一种本领，能够对朋友存幻想；这一层克利斯朵夫也发觉了，他竭力想探听于莱对祖父的回忆，结果只得到一个米希尔的近于漫画式的、褪色的影子，和一些毫无意义的片断的谈话。于莱提到他的时候，开场老是千篇一律的这么一句：“就像我对你可怜的祖父说的……”

于莱除了当年自己说过的话，其余一概没听见。

约翰·米希尔从前说不定也是这样的。大多数的友谊，往往只是为了要找个对手谈谈自己，痛快一下。但约翰·米希尔虽然那么天真地只想找机会高谈阔论，至少还有同情心，准备随时发泄，不管得当与否。他对一切都感兴趣，恨自己不是十五岁的少年，看不见下一代的奇妙的发明，没法和他们的思想交流。他有人生最可宝贵的一个德行：一种永久新鲜的好奇心，不会给时间冲淡而是与日俱增的。他没有相当的才具来利用这天赋，但多少有才具的人会羡慕他这种天赋！大半的人在二十岁或三十岁上就死了，一过这个年龄，他们只变了自己的影子；以后的生命不过是用来模仿自己，把以前真正有人味儿的时代所说的、所做的、所想的、所喜欢的，一天天地重复，而且重复的方式越来越机械，越来越脱腔走板。

老于莱真正生活过的时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他当时也没有多少生气，留剩下来的自然更贫弱可怜。除了他从前的那一行和他的家庭生活，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愿意知道。他对所有的事都抱着现成的见解，而那些见解还是他少年时代的。他自命为懂得艺术，却只知道几个偶像的名字，提到它们就搬出一套夸张的滥调；余下的都被认为有等于无，不足挂齿。人家和他说起现代艺术家，他或是充耳不闻，或是顾左右而言他。他自己说极喜欢音乐，要克利斯朵夫弹琴。克利斯朵夫上过一两次当；但音乐一开场，老人就和女儿大声说起话来，仿佛音乐能使他对一切不关音乐的事增加兴致。克利斯朵夫气恼之下，不等曲子弹完就站了起来，可是谁也不注意。只有三四个老曲子，有极美的，也有极恶俗的，但都是大众推崇的，才能使他们比较静一些，表示完全赞成。那时老人听了最初几个音就出神了，眼泪冒上来了，而这种感动，与其说是由于现在体会到的乐趣，还不如说是由于从前体会过的乐趣。虽然这些老歌曲中也有克利斯朵夫极爱好的，例如贝多芬的《阿台拉伊特》，结果他都觉得厌恶了：老人哼着开头的几个小节，一边拿它们和“所有那些没有调子的该死的近代音乐”作比较，一边说着：“这个吗，这才叫做音乐。”——的确，他对近代音乐是一无所知的。

他的女婿比较有点儿知识，知道艺术界的潮流，但反而更糟，因为他下判断的时候永远存心要压低人家。既不是不聪明，也不是没有鉴赏力，他可不愿意欣赏一切现代的东西。倘若莫扎特与贝多芬是和他同时代的，他一样会瞧不起，倘若瓦格纳与理查德·施特劳斯死在一百年前，他一样会赏识。天生不快活的脾气，使他不肯承认他活着的时候会有什么活着的大人物，这是他受不了的。他因为自己虚度了一生，必须相信所有的人都白活了一辈子，那是一定的事；谁要跟他意见相反，那么这种人不是傻瓜，便是存心开玩笑。

因此，他讲起新兴的名流总带着尖刻挖苦的口吻，又因为他并不傻，只要瞧上一眼就会发现人家的可笑和弱点。凡是陌生的名字都使他猜疑；关于某个艺术家还一无所知的时候，他已经准备批评了，唯一的理由就是不认识这个艺术家。他对克利斯朵夫的好感，是因为相信这个愤世嫉俗的孩子像他一样觉得人生可厌，而且也没有什么天才。一般病病歪歪、怨天尤人的可怜虫，彼此会接近的最大的原因，是能够同病相怜，在一块儿怨叹。他们为了自己不快乐而否认别人的快乐。但便是这批俗物与病夫的无聊的悲观主义，最容易使健康的人发觉健康之可贵。克利斯朵夫便经历到这个情形。伏奇尔那种抑郁的念头，原来他是很熟悉的；可是他很奇怪竟会在伏奇尔嘴里听到，而且认不出来了。他厌恶那些思想，他为之生气了。

克利斯朵夫更气恼的是阿玛利亚的作风。其实这忠厚的女人不过把克利斯朵夫关于尽职的理论付诸实行罢了。她无论提到什么事，总把“尽职”二字挂在嘴上。她一刻不停地做活，要别人也跟她一样地做活。而工作的目的并非为增加自己和别人的快乐：正是相反！她仿佛要拿工作来教大家受罪，使生活变得一点儿趣味都没有，要不然生活就谈不上圣洁了。她无论如何不肯把神圣的家务放下一分钟，那是多少妇女用来代替别的道德与别的社会义务的。要是没有在同一的日子同一的时间抹地板，洗地砖，把门钮擦得雪亮，使劲儿地拍地毯，搬动桌子、椅子、柜子，那她简直以为自己堕落了。她还对那些事大有炫耀的意思，当做荣誉攸关的问题。许多妇女不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假想自己的荣誉而加以保护的吗？她们所谓的荣誉，就是一件必须抹得光彩四射的家具，一方上足油蜡，又冷又硬，滑得教人摔跤的地板。

伏奇尔太太责任固然是尽了，人并不因之变得可爱些。她拼命干着无聊的家务，像是上帝交下来的使命。她瞧不起不像她一样死干的人，瞧不起喜欢把工作歇一歇而体味一番人生的人。她甚至闯到鲁意莎的屋里，因为她往往要停下工作出神。鲁意莎见了她叹口气，可是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终于向她屈服了。幸而克利斯朵夫完全不知道这种事：阿玛利亚总等他出去之后才往他们家里闯；而至此为止，她还没有直接去惹克利斯朵夫，他是决计受不了的。他暗中觉得和她处于敌对状态，尤其不能原谅她的吵闹，他为之头都疼了。躲在卧房里——一个靠着院子的低矮的小房间——他顾不得缺少空气，把窗子关得严严的，只求不要听到屋子里砰砰訇訇的响声，可是没用。他不由自主地要特别留神，楼下最小的声音都引起他的注意。等到短时间地安静了一下，那透过楼板的粗嗓子又嚷起来的时候，他真是气极了，叫着，跺着脚，大骂一阵。可是屋子里沸沸扬扬，人家根本没觉得，还以为他哼着调子作曲呢。他咒着伏奇尔太太，希望她入地狱。什么顾虑，什么尊敬，都不生作用了。在那种时候，他竟认为，便是最要不得的**，只要能不开口，也比叫叫嚷嚷的大贤大德的女人强得多。

因为恨吵闹，克利斯朵夫就去接近莱沃那。全家的人都忙做一团，唯有这年轻的孩子永远安安静静，从来没有提高嗓子的时候。他说话很得体，很有分寸，每个字都经过挑选，而且从容不迫。暴躁的阿玛利亚没有耐性等他把话说完；全家都为了他的慢性子气得直嚷。他可是不动声色。什么也扰乱不了他心平气和与恭敬有礼的态度。克利斯朵夫知道莱沃那是预备进教会的，所以对他特别感到好奇。

对于宗教，克利斯朵夫的立场是很古怪的，而他自己也不大弄得清楚。他从来没时间去仔细想。学识既不够，谋生的艰难把精神都占据了，他不可能分析自己，整理自己的思想。以他激烈的脾气，他会从这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从完全的信仰变成绝对的不信仰，也不想到和自己矛盾不矛盾。快乐的时候，他根本不大想到上帝，但是倾向于信上帝的。不快活的时候，他想到上帝，可不大相信：上帝会容许这种苦难与不公平的事存在，他觉得是不可能的。但他并不把这些难题放在心上。其实他是宗教情绪太浓了，用不着去多想上帝。他就生活在上帝身上，无须再信上帝。信仰只是为软弱的人、萎靡的人、贫血的人的！他们向往于上帝，有如植物的向往于太阳。唯有垂死的人才留恋生命。凡是自己心中有着太阳有着生命的，干吗还要到身外去找呢？

要是克利斯朵夫过着与世不相往来的生活，也许永远想不到这些问题。但社会生活的种种约束，使他对这等幼稚而无谓的题目不得不集中精神想一想，决定一个态度；因为它们在社会上占着一个大得不相称的地位，你随处都会碰上它们。仿佛一颗健全的、豪放的、精力充沛、抱着一腔热爱的心灵，除了关切上帝存在不存在以外，没有成千成百更急迫的事要做！……倘若只要相信上帝，倒还罢了！可是还得相信一个某种大小、某种形状、某种色彩、某个种族的上帝！关于这些，克利斯朵夫连想也没想到。耶稣在他的思想中差不多一点儿没有地位。并非他不爱耶稣，他想到耶稣的时候是爱他的，问题是他根本不想到他。有时他因之责备自己，觉得闷闷不乐，不懂为什么他不多关心一些。但他对仪式是奉行的，家里的人都奉行的，祖父还常常读《圣经》；他自己也去望弥撒，还可以说参加陪祭，因为他是大风琴师，而且他的尽心职务可以作为模范。可是从教堂里出来，他不大说得清刚才想些什么。他努力念着《圣经》，教自己集中思想，念的时候也有兴趣，甚至感到愉快，但不过把它当做美妙的奇书，本质上跟别的书并无分别，谁也不会想到把它叫做圣书的。老实说，他对耶稣固然抱着好感，但对贝多芬更有好感。星期日他为圣·弗洛里昂教堂的弥撒祭弹管风琴，他逢着演奏巴赫的日子，比演奏门德尔松的日子宗教情绪更浓。（1）有些祭礼特别引起他的热诚。可是他爱的究竟是上帝呢还是音乐呢？有一天一个冒失的神父就这样打趣似的问过他，全没想到这句带刺的话惹起了孩子多少烦恼。换了别人绝不会把这一点放在心上，也绝不会因之而改变生活方式（不要知道自己想些什么而恬然自得的人，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但克利斯朵夫的需要真诚已经到了添加烦恼的程度，使他对无论什么事都要求良心平安。一旦心上有了不安，他就得永远不安下去。他非常恼恨，以为自己的行为有了骗人的嫌疑。他究竟信不信上帝呢？……可怜他在物质与思想两方面都没有能力独自解答，那是既要闲暇，又要知识的。然而这问题非解答不可，否则不是漠不关心就是假仁假义，而要他做这两种人都是办不到的。

他很胆怯地试着去探问周围的人。大家的神气全表示极有自信。克利斯朵夫急于想知道他们的理由，可毫无结果。差不多永远没有一个人给他明确的答复，他们说的都是闲文。有些人把他当做骄傲，告诉他这些事是不容讨论的，成千成万比他聪明而善良的人都不加讨论地相信了上帝，他只要依照他们的榜样就得了。还有些人居然生了气，仿佛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是侮辱他们；这也许不是对自己的信仰顶有把握的人。另外有些人却耸耸肩膀，笑着说：“你相信了也没有什么害处啊……”他们的笑容是表示：“而且又不费一点儿事！……”这些人是克利斯朵夫最瞧不起的。

他也试过把这些苦闷告诉一个神父，结果是失望了。他不能正式讨论。对方虽是很殷勤，仍不免在客套中使人感到他和克利斯朵夫谈不上真正的平等；神父的大前提是，他的高人一等的地位与知识是毫无疑义的，所有的讨论不能超过他指定的界限，否则便是有失体统……这完全是不痛不痒的装点门面的把戏。等到克利斯朵夫想越出范围，提出那个尊严的人物不愿意回答的问题，他就想法儿敷衍了事，先用长辈对小辈的神气笑了笑，背几句拉丁文，像父亲一般责令他祈祷，祈祷，求上帝来启示他、指引他。——克利斯朵夫在这番谈话之后，觉得神父那种有礼而自命不凡的口吻，教人屈辱得厉害。不管自己有理没理，他无论如何不愿意再去请教什么神父了。他承认这些人物在聪明与神圣的名衔上比他高；但讨论的时候就没有什么高级、低级、名衔、年岁、姓氏等的分别！重要的是真理，而在真理之前，大家全是平等的。

因此，他能找到一个和他年纪相仿而有信仰的少年是挺高兴的。他自己也只求信仰，只希望莱沃那给他信仰的根据。他向他表示好感。莱沃那照例态度很温和，可并不怎么热心；他对什么事都不大热心的。因为家里老是有阿玛利亚或老人打岔，没法有头有尾地说话，克利斯朵夫便提议吃过晚饭一同去散步。莱沃那太讲礼貌了，不能拒绝，虽然心里并不情愿，因为他无精打采的性情素来怕走路，怕谈话，怕一切要他费几分气力的事。

克利斯朵夫不知道谈话应当怎样开始。说了两三句闲话，他就突如其来地扯到挂在他心上的问题。他问莱沃那是不是真的预备去做教士，那对他是不是一种乐趣。莱沃那愣了愣，不大放心地望了他一眼，看见克利斯朵夫绝对没有恶意，才安了心，回答说：“是啊，要不然又是为的什么呢？”

“啊！”克利斯朵夫叹了一声，“你真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