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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元朝的制度和政治（第1页）

第二节元朝的制度和政治

（一）忽烈而台制的废除

蒙古旧俗，汗位传给诸子中的一人，不专传长子，更少传授弟侄。儿子被指定为继位人，仍待部众集会推举，公认他的地位。这种集会，称为忽烈而台（大会议）。开会时推一人主议，预会人都有发言权，但绝少别举非指定人。铁木真的母弟哈撤儿善战立功，妖巫说，上帝将命哈撤儿代位，哈撤儿几乎被杀。铁木真生四子，长子术赤被疑为蔑儿乞种（孛儿台怀孕时被虏），兄弟共推窝阔台继汗位。铁木真依惯例，财产精兵，分给幼子拖雷。铁木真死，诸王、驸马及诸大将召开忽烈而台，众议多拥戴拖雷，斡赤斤（铁木真幼弟）、察合台二人力主维持原议，经四十余日的犹豫，才决定窝阔台继位。窝阔台死。遗命传位皇孙失烈门（阔出子），皇后乃马真氏矫旨立长子贵由，拔都为首的诸王不肯附和，经三次忽烈而台，贵由勉强得立。贵由死，拔都用武力拥戴拖雷子蒙哥，窝阔台、贵由、察合台三系诸王多方反对，经三次忽烈而台，继位权终于转移到拖雷系。蒙哥死，皇弟忽必烈正率兵攻宋鄂州，忽烈而台推举皇弟和林留守阿里不哥，忽必烈急回军至开平府（察哈尔沽源县北）自立为皇帝（元世祖）。战争凡五年，阿里不哥败降，蒙古忽烈而台制从此废弃。

（二）帝位的争夺

忽必烈破坏忽烈而台，引起诸藩王的武力反抗。阿里不哥败后，窝阔台长孙海都（封地在和林北）联合窝阔台、察合台、钦察三汗国与忽必烈进行大规模的长期战争，至铁木耳时代，海都死，察合台汗笃哇降，窝阔台汗国灭亡，战争才暂时停止。忽必烈采汉制，生前立皇太子，希图确定帝位继承人，可是事实并不符合他的愿望。

忽必烈在位三十五年死。皇孙铁木耳立，在位十三年死。侄海山立，在位四年死。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立，在位九年死。子硕德八剌立，在位三年被杀。叔也孙铁木耳（泰定帝）立，在位四年死。子阿速吉八立，在位一月余，海山第二子图铁木耳（文宗）起兵逐阿速吉八自立。同母兄和世?称帝，封图铁木耳为皇太子。和世?在位八月被杀，图铁木耳又立，在位五年死。子懿璘质班立，在位一月余死，和世?子托欢铁木耳立，在位三十七年，元亡。

自海山至懿璘质班凡八帝二十五年，一帝平均在位三年。当时皇后、皇族、大臣间行施各种阴谋暴力，互相杀夺，无暇顾及统治权的巩固，这是元朝不能较久存在的原因之一。

（三）忽必烈创立制度

铁木真、窝阔台相继任用汉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材，草创了不少统治汉族的制度。忽必烈早年就了解到统治中国必须采用中国旧有的统治术，因此留心罗致儒生，如窦默、姚枢、许衡、刘秉忠一类人，都加优礼。这些儒生替他想了许多方法，元朝制度大体在忽必烈时代建立起来。

改国号——至元八年，依刘秉忠议，取《易经》“大哉乾元”的意义，改蒙古为大元。改国号诏书里说：“秦、汉、隋、唐原是一个小国的专名，作为全中国通称，未免不公。我现在做了万邦的共主，一切人民都是大元人民，并不强令充当蒙古国的人民。”

服装——蒙古侵入中原，依契丹、女真旧法，不强迫汉人改换衣冠、薙发打辫。庶民除不得服赭黄色衣，其余全存旧俗。儒生祭孔子，得用襕带唐巾行礼。

定都燕京——蒙古人筑城，从窝阔台开始。他选定和林作都会，筑四个城门的小土城。城内有两条大街，一名回回街，居住商贾，一名契丹街，居住工匠。东门买卖粮食，西门买卖山羊、绵羊，南门买卖牛及车，北门买卖马匹。规模简陋如此。忽必烈建都燕京，至元元年，改称中都（开平称上都），四年，中都东北筑新城宫殿。九年，定名大都。城周围六十里，城门十一座，比和林城大十倍，这就是现在的北平城。

制文字——蒙古本无文字，铁木真借用畏兀儿字，忽必烈始命吐蕃僧八思巴造蒙古新字。凡四十一字母，制成字一千余个，至元六年颁行全国，政府一切公文，限用新字作主体，各国文字作副体。新字只有平、上、去三声，没有入声，因入声轻呼便成平声。忽必烈定制，中原官吏限用蒙古语，江浙官吏得用汉语。各路设蒙古字学，汉官子弟多入学读蒙古文字，从此中国北部语音受蒙古语影响，失去入声。

定官制——铁木真初起漠北，只有万户管军政，达鲁花赤（断事官或掌印官）管民事。窝阔台依耶律楚材议，始立十路征收课税使。忽必烈命刘秉忠、许衡定官制，内官最高有中书省管政事（宰相），统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枢密院管兵、马，御史台管纠察。次级内官有院（如蒙古翰林院、宣政院）、寺（如武备寺、太仆寺）、监（如司天监、回回司天监）、府（如大宗正府），外官有行省、行台、宣慰使、廉访使，亲民官有路、府、州、县四等。凡内外官长官必须用蒙古人或色目人（西方人），次官得用汉人、南人。元朝非蒙古人做宰相，只有史天泽（汉人，忽必烈时代）、哈散（回回人，爱育黎拔力八达时代）、太平（汉人，本名贺惟一，托欢铁木耳时代）三人。州县官元初多世袭，其中颇有中国降官，子孙相继袭职。忽必烈用廉希宪、姚枢、宋子贞等议，罢州县官世袭。五品以下官由行省自选，称为省选。图铁木耳时代，三品以下官也由行省监选官全权迁调。又元初百官，例不给俸，任令贪暴害民，后来虽然给俸禄、定职田，丝毫不能减少官吏赃秽的积习。

行省——忽必烈灭宋，统一中国，划分地方行政区，中书省直辖河北、山东、山西地，称为腹里。此外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凡十一，岭北（治和林）、辽阳（治辽宁辽阳县）、河南、江北（治河南开封县）、陕西（治陕西乾县）、四川（治四川成都县）、甘肃（治甘肃张掖县）、云南（治云南昆明县）、江浙（治浙江杭县）、江西（治江西南昌县）、湖广（治湖北武昌县）、征东（治朝鲜京畿道）。行省制度，明、清以来相沿不改。

（四）宗教的利用

蒙古人向外侵略，与多种宗教接触，他们很快懂得保存被征服国的宗教对自己非常有利，因此保护一切宗教成为蒙古传统的政策。蒙哥每逢各教庆节日，令基督教士盛装替自己祝寿祝福，同样也令回教教士、佛教大师替自己祝寿祝福。教士们欣欣自喜，以为得大汗宠信。忽必烈认全世界崇奉的预言人有四，基督教徒说是耶稣基督，回教徒说是穆罕默德，犹太教徒说是摩西，佛教徒说是释迦牟尼。他相信，对这四人并致敬礼，在天上居最高位的神自然会保佑。至元二十四年，忽必烈擒杀叛王乃颜，乃颜信奉基督教，旗帜上画十字架。异教人揶揄基督教徒道：“乃颜崇拜十字架，你们天主的十字架援助乃颜，不过如此。”忽必烈听说，故意高声对基督教徒道：“你们应该**，乃颜反叛不忠，十字架不援助他，这正证明十字架是好东西。”基督徒欢喜答言：“大汗说的是，我们的十字架决不援助罪人。”异教人因此不敢再讥笑基督教徒。

忽必烈征服吐蕃，利用当地盛行的喇嘛教来统治吐蕃人，尊大喇嘛八思巴为帝师、国师，号称大宝法王西方佛子，京师特置宣政院，专管佛教。铁木耳太子德寿死，不鲁罕皇后遣使问胆巴帝师道：“我夫妇虔诚拜佛，只有一子，为什么不能保护？”胆巴道：“佛法像灯笼，能抵御风雨，却不能救灯烛烧尽。德寿太子寿命已了，佛法哪能强救？”胆巴这一说，当然被认为真理。此后喇嘛教更盛，每帝将立，必先谒见帝师，受戒七次，才登大位。人民殴西僧（喇嘛），罪至截手；骂西僧，罪至断舌。西僧任何罪行，不受通常法律制裁。

喇嘛教以外，各派僧、道，都规定特殊待遇的法律。但如私撰经文、犯上惑众，为首人处斩，附从人各按轻重论刑。这就是说，宗教的作用只在欺骗人民，如果违反朝廷利益，那就该坐犯上惑众的重罪。

铁木真出兵攻金，自率大军西征，遣使召栖霞（山东栖霞县）著名全真派道士丘处机往西域。铁木真见处机，大加优待，尊为神仙，全真派道教自此盛行，无形中援助了蒙古攻金军。至元十三年，忽必烈初平江南，召龙虎山道士张宗演（张道陵三十六代孙）至燕京，令朝官郊迎，客礼相待，赐真人名号，命总领江南道教。十八年，从佛教徒奏请，烧道教经典。二十五年，佛教徒又请烧尽道经。忽必烈道：“烧道经不能使道教徒心服，道教自说真人入火不焚、入水不溺，如果试验无效，那时烧毁不晚。”忽必烈令张宗演等推举一人入火试验，宗演等大窘，奏称：“道经实是荒唐骗人书，臣等入火一定烧死，乞恩免试，请烧去道教伪经，使臣等得保性命。”张宗演病死，忽必烈仍令张氏子孙称真人，世袭掌管江南道教职。其他如道士刘德仁创真大道教、萧抱真创太一道教，忽必烈都赐号提倡，让这些教派在民间流传。

（五）儒学的崇尚

尊孔——蒙古人尊孔，用意与保护各宗教相同。法律上僧、道、儒并称三家。蒙古初侵中原，耶律楚材自称治天下匠，劝铁木真、窝阔台用周公、孔子的教义治中国。楚材推举儒生陈时可、赵昉等充十路征收课税使，陈时可等征得钱粮献上，窝阔台喜出望外，开始相信儒生可用。窝阔台围开封，索金衍圣公孔元措（孔子五十一代孙）并绣女、弓匠、养鹰人数十人。孔元措来见，即封为蒙古衍圣公，又敕修孔子庙，制备礼乐法器，赐洒扫户一百。忽必烈更知尊孔的利益，诏中外崇奉孔子，上都、大都诸路府州县各立孔庙，官吏岁时致祭，月朔释奠（祭祀），禁止军民侵扰孔庙。铁木耳给衍圣公官田五千顷，供孔子祭祀，特下诏褒崇道：“孔子之道，垂宪（法）万世，有国家者（朝廷）所当崇奉。”

学校养士——窝阔台始立学校。忽必烈在大都立国子学，收学生一百人，蒙古人五十，诸色目、汉人五十。学生先读《孝经》、《小学》（朱熹著）、《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读《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学生饮食及一切用费，由学田开支。各路府州县设立学校。又别设官立、私立书院。学校、书院生徒免一身杂役，优等生或用为教官，或用为吏员。学校各有学田，岁入听学官支配，名义上用途是祭祀孔子、师生衣食、救济穷儒，实际只供学官和儒生们分肥。至元二十五年，全国学校二万四千四百余所，大抵有名无实，所谓学生，多是求免差役的富豪家子弟。

南宋遗民郑思肖说，元分人民为十级——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谢枋得又说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这当是宋末儒生纷纷降元，无耻可贱，行同乞丐，因而民间有九儒十丐的传说。其实元人既知尊孔，崇奉孔子的儒生，自然不会将其列在庶民或娼妓的下面。

科举——科举是儒生贪官的主要途径，元朝官员多用蒙古及色目人，排斥汉人、南人分润做官的利益，虽然汉官屡请开科取士，总被蒙古人阻止不得行施。爱育黎拔力八达延祐二年，始举行科举，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在朱熹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内出题；第二场时务、策两道。汉人、南人第一场经问两道，朱注《四书》内出题；又经义一道；第二场试古赋、诏诰、章奏；第三场策一道。乡试（行省考试）八月举行，会试（省部考试）次年二月举行，御试（殿廷考试）三月举行。蒙古、色目人列一榜（称右榜），汉人、南人列一榜（左榜），录取名额两榜相等。蒙古进士授官比色目人高一级，色目又比汉人、南人高一级。自延祐至亡国，仅举行七次，每次取士两榜总数最多一百人，最少五十人。汉人、南人尤其是南人想从科举得官，非常困难，朝廷虽然尊孔尊经，虽然封死去数千百年的伯夷、叔齐、微子、箕子、屈原、杜甫做公爵，可是活着的儒生连小官也不易得到，因此对朝廷总不免失望、怨恨。

（六）程、朱派道学的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