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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如果你是叶公好龙式的读者 一为什么读王阳明（第3页）

“格式塔”是一个德语单词的音译，意思是“完形”，“完形填空”的那个“完形”。世界就像一张永远也做不完的完形填空的试卷，而我们在看到这张试卷的时候，总会不由自主地把那些空格填满，让这张试卷看起来完整、通顺而有意义。

一个催眠术的实验可以给我们另一个角度的启发：催眠师在将被试者成功催眠之后，命令他去打开房间的窗子，被试者完全服从了这个命令，当实验结束以后，被试者醒转过来，催眠师问他刚才为什么要打开窗子。被试者疑惑了一会儿，很快回答说：“因为觉得房间里太热。”

悬而未决的开放状态会使我们内心紧张，妥帖的闭合状态却会使我们放松下来。当然，放松才是我们的心灵，或者说是大脑，天然就会追求的一种舒适状态，于是，这个纷繁复杂、充斥着各种悬疑问题的现实世界总会被我们想象成一个秩序井然的房间，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被某个隐身的田螺姑娘整理得妥妥帖帖。我们就是这样自觉不自觉地将现实世界整理成我们最乐于接受的模样，然后欺骗自己说这就是世界的真相。

美国宗教社会学家贝格尔提出过一个有趣的观点：人类建造世界的基本宗旨，就是建造人类天生所缺乏的那种类似于动物的严密结构，即秩序和法则，秩序化和法则化的主要作用就是提供抵抗恐怖的避难所，而宗教正是一种“用神圣的方式来进行秩序化的人类活动”。（《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

时至今日，贝格尔的观点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得到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支持，换言之，后者可以用更加朴实、缺乏诗意的语言论证出极其近似的结论。我们只要从这个结论稍稍推演几步，也就可以理解传统的一元化社会比今天的多元化社会更容易催生我们的安定感，相应地也更容易催生我们的幸福感。在一元化的社会里，我们固执地相信自己的价值观是具有普世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倘若有什么异质因子出现，一定属于魔鬼的一党。

生活中一些极细微的事例就在呈现这种被心理学家称为“确定性偏见”的事实，例如吃豆腐脑究竟应该浇卤还是放糖，这真的引发过卤汁派和白糖派群情汹涌的网络论战，彼此都觉得对方的吃法是邪恶且匪夷所思的。英国作家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里以戏谑的语调所描述的大头派和小头派（其争论焦点是吃鸡蛋剥皮时究竟应该从大头敲破还是从小头敲破）原本是为了讥讽英国议会里那些因小题大做而分党立派的荒唐议员，然而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大头派或小头派的一员，只是在某些问题上属于大头派，在另一些问题上属于小头派而已。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斯威夫特的寓言所揭示的意义远比作者的意图本身更为深刻。

多元化的世界总会使我们无所适从，我们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坦然接受一个充斥着不确定性的世界。我们必须费力地说服自己：邻居甲的无神论信仰以及邻居乙的基督教信仰，其实和我自己的佛教信仰只是通往真如世界的不同途径罢了，并不是什么异端邪说，同样值得尊重。当然，这是多元化社会逼迫我们形成的观念，完全有违人类的天性，或者说有违我们基因密码里的初始设定。

所以，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世界里，人们对确定性的渴望显然比起那些生活在一元化时代的古人更加强烈，这正是各种心灵鸡汤得以大行其道的绝佳沃土，也是阳明心学重获新生的美妙时机。

阳明心学确实致力于打造一元化的世界，强化我们的“确定性偏见”，简化我们认知世界的秩序化框架。这其实正是古代学术典型而普遍的特征，只是阳明心学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为突出罢了，因为在古人生活的世界里，交通和通信手段远远比不上今日，人们基本都生活在某个相当封闭的熟人社会里，生活习惯和价值观高度趋同，而对于视野之外的广袤世界，他们总是因为少见，所以多怪。

七、道义优先抑或功利优先

事情的另一面是，虽然王阳明确属于当之无愧的成功人士，时间的魔法更为他添加了头顶的光环和脚下的祥云，但是，倘若在我们怀着十足的理性态度，借助大样本的统计数据——假如可以的话——来认识王阳明的追随者以及阳明心学的万千信徒之后，我相信任何一个功利主义者都会在第一时间改弦更张，转而成为秦桧、刘瑾之流的忠实拥趸。

这并不是什么夸张的修辞或者暗藏讥讽的反语，因为事实真的就是这样：只要我们暂时抛开道德的考量，就会发现即便我们真的厌憎丛林法则，即便真的应该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彻底扫出人类世界，但凶狠、狡诈、虚伪、无情等等尽数归入魔鬼一党的素质，在数千年来的人类文明史上，与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始终保持着最高程度的关联。

倘若拿这个问题去请教王阳明本人的看法，他一定会一笑置之。因为在他的心灵世界里，乃至在一切正统儒家的人格修养里，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从来不被作为一个人理应追求的目标，更不可以作为评价一个人的合理标准。孟子早已给出过最经典的答案，那是在他初见梁惠王的时候，后者以一名负责任的大国领袖的姿态虚心请教：“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答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孔子有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朱熹在为这句话做注的时候，引用程颐的观点说：“为己”是自己体认，“为人”是为了被人所知；自己去体认天道，如果生逢其时，副产品就是事业有成，而为了被人所知，或者说为了赢得世人的认同，其结果反而是迷失了自我。朱熹最后强调，古来圣贤们对为学之道论述很多，但再没有比这句话更加切中肯綮的了。（《论语集注》）

以这样的标准来看，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是合格的学生。我们或者为了谋求生计，努力学习一技之长；或者受到兴趣的驱使，以学习为消遣；甚或仅仅为了考一个证书，挂靠到某个单位坐收其利……在儒者看来，这些都是标准意义上的小人行径，为君子所不齿。“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君子之学的本质只有一条，即体认天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追寻唯一的终极真理，而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那都是次一级的目标。

如果现实生活中真的出现了这样的醇儒，我们多半会觉得他迂腐。当然，古今中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古人也往往看不惯这种太不食人间烟火的做派，所以儒法之争、义利之争、王霸之争才会绵延不绝，所以外儒内法、阳儒阴法才屡屡成为历代统治者欣然接受的基本国策。

在中国历史上，儒法之争绵延两千余年，其实质无非是义利之争。儒家是原则导向型，以仁义为第一原则，只讲仁义而不计成败，如果真的取得了成功，那也只被看作一种良性的副产品，倘若不幸失败，也无非是求仁得仁、舍生取义。法家则是目标导向型，实现目标是最重要的，没人在意你通过怎样的手段。

这样看来，义利之争大约近乎公平与效率之争，公平问题属于道义问题，有人认为道义应该被摆在第一位，即“只做道义上正确的事”，效率可以是它的副产品；也有人认为效率应该被摆在第一位，仓廪实而知荣辱，道义可以是它的副产品。后者批评前者迂腐，前者批评后者为取一时之功而贻百世之害。

在这个问题上，王阳明其实坚定地站在“迂腐”的一派里，所谓“圣贤只是为己之学，重功夫不重效验”（《传习录·下》），显赫事功只是他坚守“迂腐”的副产品罢了。换言之，在王阳明的一生中，令人钦羡的事功并不是他的追求，恰恰相反，他是追求做儒家圣人的，而对事功的汲汲追求纯属对“圣人”二字的亵渎。所以王阳明一定会对以下故事里的这位樵夫心有戚戚焉。魏晋年间，高士孙登在河边遇到一名樵夫，问他：“你就这样度过一生吗？”樵夫答道：“我听说圣人从无企求，只是以道德为本心罢了。我砍柴度日，难道还有什么值得同情的不成？”

八、“平常心”的悖论

由此我们很容易就会进入“平常心”的悖论：今天的职业运动员、金融精英以及所有在高压力、高风险与高回报的竞技场上奋力搏杀的人，都能够深刻理解心态对于职业生涯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高压力会导致紧张，紧张会导致发挥失常，而一旦在某一次重要竞技中发挥失常，下一次机会不知道还要等待多久，甚或再也不会有机会了。

也许是文艺作品给我们制造了太多梦境，譬如狄更斯总是在小说里制造一些“有钱的好人”。乔治·奥威尔早早地发出了质疑：“这种人物……往往是个巨商（我们不一定知道他到底做的是什么买卖），他总是个超人式的心肠仁慈的老先生，他来去匆忙，提高职员薪水，拍拍孩子脑袋，把欠债的人保出监狱，总而言之，像个童话里的教母。……甚至狄更斯有时也一定想到过，任何一个那么心急地要把钱送掉的人，首先是绝不可能得到钱的。”（《查尔斯·狄更斯》）

争名夺利总会伴随着各种冒险，伴随着肾上腺素激增的情况，当然，也会在更多时候伴随着一种令我们避之唯恐不及的情绪：焦虑。然而焦虑并不总是坏的，甚至正面意义比负面意义更多。美剧《逍遥法外》成功塑造出一个极其强悍的女主角，她出身于社会底层，成长为一个战无不胜、名利双收的法学教授。她在试图掩盖一起谋杀罪行的时候，对一个在巨大压力下略有动摇的同盟者说了这样一番话：“我看得出，你和我是一样的人，你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能不能熬过去。这就是我们的共同点：焦虑。焦虑使我们功成名就，也使我们心力交瘁。”

焦虑，而非平常心，才是她的成功秘诀，也正是真实世界的运作法则。那些云淡风轻、与世无争的人只会守着他们那无时不在的平常心滑落到社会的底层。如果仅以成败论英雄的话，很多时候乐观情绪会比悲观情绪更容易将我们引向负面的结果，因为前者会使我们丧失动力和审慎。

来自进化生物学的现代知识告诉我们，那些被我们贴上“负能量”的标签而大加鄙夷的情绪，诸如焦虑、愤怒，对我们的生存是多么有益，正是它们敦促我们远离危险，或者鞭策着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以提升我们的竞争力。越是焦虑的人，越是在一些关键的节点渴望平常心。倘使有一种能够立竿见影地催生平常心的药片，一片可以给人带来十分钟的平常心，那么只要一小盒这样的药片就足够一个追名逐利的人一辈子的剂量了。换言之，他们并不需要更多。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孟子·尽心上》）

意即人之所以有道德、智慧、技艺、知识，常常是出于灾患的缘故。尤其是孤臣孽子，生活在凶险的状况下，忧患意识很重，所以会格外地通达事理。这当然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只不过是俗语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罢了。

事情的另一面是，无论金融从业者还是职业运动员，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本身都是功利性的，没有任何道德价值，而阳明心学所着意培养的平常心恰恰是以道义为旨归而排斥功利性的。只不过人们往往做一些缘木求鱼的事，最显著者莫过于跪在以“四大皆空”教育世人的佛祖面前祈求升官发财。

那么暂退一步，我们且以买椟还珠的态度接受阳明心学，去其灵魂，取其形骸，养成良好的心态以应对险恶的竞争环境，但这也很难行得通。诚然，平常心使人不去计较输赢、得失、荣辱。既然不再计较，自然也就不会瞻贞视悔、患得患失，可以轻松接受任何可能出现的结果。拥有一颗平常心的人确实更容易发挥实力，更容易保持冷静且减少失误，成功的概率自然比患得患失的人更高。但是，当你刻意求胜，太在乎事情的结果，因而想要培养平常心以增加成功概率的时候，你显然是在做一件南辕北辙的荒唐事，你所刻意培养的平常心从一开始就已经不是平常心，而是成败之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