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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如果你是叶公好龙式的读者 一为什么读王阳明2(第3页)

狂者不是这样的,他只在意真理本身,仅此而已。只要他坚信对名车、豪宅的轻蔑是一种合乎真理的态度,那么无论他是一贫如洗还是富可敌国,都不介意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对任何人表达出这份轻蔑。所以也难怪人们不喜欢狂者,倘若王阳明在平定宁王之乱的事件中不幸惨败,时人对心学的非难一定会变本加厉,王阳明或许也不会还敢说“狂者胸次”那番话的;倘若王阳明生活在今天,一定也会被我们这些或多或少沾染了乡愿气息的人讥讽和诋毁,至少“行不顾言”的帽子肯定是要扣给他的。

王阳明的高徒王畿回忆老师曾说过这样的话:“在我居夷之前,称道我的人十之有九;进鸿胪寺以前,人们对我毁誉各半;进鸿胪寺以后,非议我的人十之有九。”这是王阳明人生的三个阶段,社会评价竟然会发生如此颠覆性的转变,原因究竟何在呢?王畿的解释是,学养愈真切,世人愈无法接受,以前之所以称誉者多、非议者寡,只是因为老师把心里话藏起来不说的缘故。(《龙溪先生全集》卷三)

这恰恰道出了思想史上的一般规律:真知灼见总是很难被同时代的人接受,要等上一两代人的时间甚至更久,才终于成为庸常之人的普遍共识。而那些活生生的有着真知灼见的人很轻易地就会了解到以一己之力对抗世俗是何其之难,并且会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那么,是一往无前还是明哲保身,这就变成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了。

人毕竟是群居动物,脆弱的心灵很容易受到他人言语和态度的伤害,所以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去迎合社会的期待。在一个游牧社会里,人们总希望成为骑**良的勇士;在一个拜金社会里,人们总希望成为富人。一言以蔽之,社会评价是扭转个人成长方向的最大动力,顽固地将人推向乡愿一途,即便是王阳明,也一度未能免俗。只是当他的心灵修炼更上了一个台阶之后,才不在意世俗的眼光了,从此以狂者自居,依循心中正道放手而行,一切毁誉再也不能动摇他分毫。今天我们评价阳明心学在当时有“解放思想”的意义,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狂者胸次”在王学后人当中备受推崇,孙逢奇甚至有一句名言说“千古圣人俱是狂狷做成的”。人生至此,似乎真如王阳明《泛海》诗中境界:

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

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3)

这首诗刚好可以看作王阳明那句著名的“无善无恶心之体”的形象表达:人的心灵原本就像太空一样,太空之中虽然有日月星辰雷电,有阴晴风雨晦明,万物皆备,却不受任何事物的牵绊、挂碍或阻滞。(4)

仅以心态而论,其实这样的境界也并不是很难达到,今天的各种传销组织和邪教甚至可以做得更好。我们不难发现那些被传销思想深深洗脑的人,头顶仿佛出现了圣徒的光环,整个人都在发光,言谈举止大有“狂者胸次”,做起事来百折不挠,虽九死其犹未悔,虽千万人吾往矣。只不过在我们的社会评价体系里,阳明心学是好的,传销和邪教是恶的,所以我们才会推崇前者而贬损后者,倘若只就内心的充盈状态而言,两者其实并无二致。

自信真理在握当然是一种很幸福的内心状态,可以使人们更轻松地在艰难时世中披荆斩棘。用王阳明的话说,“此心安处即是乐也”。但是在旁观者看来,这样的人既可以是可敬的,也可以是可怕的。《老残游记》讲述的清官害人的事情便是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例子。一位怀着十足的自信站在道德制高点的清官究竟会严酷到何种程度,稍有社会经验的人并不难于想见。再如将出轨女性或浸猪笼或背石沉江的那些义正词严的宗族长老,在今天看来难道不也是些令人生畏的角色吗?

十三、两难:吾心与社会

钱锺书有一番话说:“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或者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抱有高尚得一般人实现不了的理想,伴随着和他的理想成正比例的自信心和煽动力,融合成不自觉的骄傲。”这段话的下文是:“基督教哲学以骄傲为七死罪之一。王阳明《传习录》卷三也说‘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有我即傲,众恶之魁’。照此说来,真道学可以算是罪恶的初期。”

基督教哲学以骄傲为七死罪之一,但在基督教的历史上,很少有信徒会在面对魔鬼和异教徒的时候表现出半点的谦逊和宽容。王阳明视“傲”字为人生唯一的大病(其实他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说过好几种“人生唯一的大病”),但阳明心学注定会培养出一大批贡高我慢的徒子徒孙。因为自信和骄傲是一体的两面,“薰莸不同器而藏,尧桀不共国而治”,一个坚信宇宙真理尽在吾心的人不可能还在心底给各种“异端邪说”留出一点位置和一点或许不甚必要的敬意。

真理只有一个,这在古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王阳明《博约说》:“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圣人无二教,而学者无二学。”(5)既然如此,那么凡与圣人之教不同的说辞当然都是异端邪说了。

《示弟立志说》,王阳明为劝诫弟弟王守文而写的一篇文章,谈到《尚书》《周易》这些经典以及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这些先哲,虽然貌似各有各的主张,其要领却若合符契。原因在于:“夫道一而已。道同则心同,心同则学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说也。”(6)再如《壁帖》:“夫孔孟之训,昭如日月。凡支离决裂,似是而非者,皆异说也。”(7)

对邪说与异说的宽容与姑息养奸无异,就连佛教都有除魔卫道的刚猛一面。于是我们在《明史》上看到的是,比之王阳明本人,他的弟子们更像是坚定的“王阳明主义者”。这几乎是一切宗教以及宗教性的各种“主义”所共有的现象,丝毫不令人意外。清代学者戴震“以理杀人”的命题虽然是针对程朱理学而发,却同样也适用于阳明心学,适用于一切自命真理在握的人。

阳明心学造就了有明一代的思想解放,这是思想史上公认的事情。王阳明之于儒学,很像是马丁·路德之于基督教,使平民百姓从此可以直达圣道。但是,自信心爆棚的人太多,对于社会而言未必就是一件好事。一旦圣贤之道全在各人的内心具足,全向各人的心底去求,一切客观标准也就失去了意义。

譬如《中庸》有这样的话:“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这是说君子作为社会的统治者,他所奉行的“道”要经受得起五项考核:

2。要拿三代圣王的遗训来做校验,不能有半点龃龉。

3。要合乎天地之理。

4。得到鬼神的认可。

5。能够得到百世之后的圣贤认可。

这五项考核标准也许过于苛刻和理想主义了,但毕竟表达了一种努力寻求外在标准的审慎态度。只要一想到这是两千年前的古人所具有的认识,我们又岂能不由衷地表示钦佩呢?

当然,自宋代以来的那些钻研性理的学者不会喜欢这样的标准,因为寻求简易而笃实的终极真理是人心不可磨灭的天性。我们总需要义无反顾地去迷信一些什么,谁让我们生而为人呢?只可惜,“难道不是你将月神拉下了马车,将树神赶出了森林,将尼芙仙女逐出溪流,还赶走了草地上的精灵和我在罗望子树下的梦”?这是美国诗人爱伦·坡对科学的抱怨,也是我们现代人对现代知识的抱怨。

今天恐怕不会有哪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还会相信阳明心学的学理依据,但是,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除非有某种新的学说真正取而代之,否则它依然会保持活力,何况我们是多么渴望去相信它啊。

(1)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124-125页。以下简称《全集》。

(2)见《全集》,第131-132页。

(3)见《全集》,第757页。

(5)见《全集》,第297页。

(6)见《全集》,第291页。

(7)见《全集》,第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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