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五章 复明运动5（第3页）

崇祯癸未十二月，吾友孟阳，卒于新安之长翰山。又十二年，岁在甲午，余所辑《列朝诗集》始出。

可知《列朝诗集》诸集虽陆续刻成，但至顺治十一年甲午（参《有学集·一七·季沧苇诗序》），其书始全部流行于世。牧斋《自序》云“托始于丙戌”者，实因其平生志在修撰有明一代之国史，此点前已言及，兹不赘述。牧斋于丙戌由北京南还后，已知此志必不能遂，因继续前此与孟阳商讨有明一代之诗，仿元遗山《中州集》之例，借诗以存史。其时孟阳已前卒，故一身兼采诗、庀史之两事，乃迫于情势，非得已也（可参《初学集·八三·题中州集钞》）。且《自序》中如“国朝”“昭代”“开宝之难”及“皇明”等辞，皆与其故国之思，复明之志有关。容君文中多已言及之。唯牧斋不称“天宝之难”而言“开宝之难”者，盖天宝指崇祯十七年清兵入关取北京。在此以前即清室并吞辽左，亦即第一章所引《宴誉堂话旧》诗“东虏游魂三十年”之意也。“海录”“谷音”者，“谷音”指杜本《谷音》而言。其书今已收入涵芬楼《四部丛刊》中，世所习知。“海录”指龚开《桑海遗录》而言，见吴莱《渊颖集·一二·桑海遗录序》，其书寅恪未得见也。牧斋于序中详言其编《列朝诗集》，虽仿《中州集》，然不依《中州集》迄于癸之例，而止于丁，实寓期望明室中兴之意（可参《有学集·一七·江田陈氏家集序》）。前论牧斋《次韵盛集陶》诗已择录金堡《徧行堂集·八·列朝诗传序》之文为释，兹再移录其他一节以证之。文云：

《覆瓿》《犁眉》分为二集，即以青田分为二人。其于佐命之勋，名与而实不与，以为其迹非其心耳。心至而迹不至，则其言长；迹至而心不至，则其言短；观于言之长短，而见其心之所存。故曰古之大人志士，义心苦调，有非旗常竹帛可以测其浅深者，斯亦千秋之笃论也。析青田为二人，一以为元之遗民，一以为明之功臣。则凡为功臣者，皆不害为遗民。虞山其为今之后死者宽假欤？为今之后死者兴起欤？吾不得而知，而特知其意不在诗，于是萧子孟昉取其传而舍其诗。诗者，讼之聚也。虞山之论，以北地为兵气，以竟陵为鬼趣，诗道变而国运衰，其狱词甚厉。夫国运随乎政本，王、李、钟、谭非当轴者，既不受狱，狱无所归。虞山平生游好，皆取其雄俊激发，留意用世，思得当而扼于无所试，一传之中，三致意焉。即如王逢、戴良之于元，陈基、张宪之于淮，王翰之于闽，表章不遗余力。其终也，恻怆于朝鲜郑梦周之冤，辨核严正，将使属国陪臣，九京吐气，是皆败亡之余，而未尝移狱于其诗。则虞山之意果不在于诗也。或谓虞山不能坚党人之壁垒，而为诗人建鼓旗，若欲争胜负于声律者。人固不易知，书亦岂易读耶？

寅恪案：道隐论牧斋编《列朝诗集》，其主旨在修史，并暗寓复明之意，而论诗乃属次要者。就寅恪所见诸家评《列朝诗集》之言，唯澹归最能得其款要。萧孟昉所抄，当与今传世之钱陆灿本相同，皆不加删削，悉存牧斋之旧文者。偶检《牧斋尺牍·中·与陆勅先九通》之七云：

承示娄东顾君论文书序，深讶其胸次繁富，识见超越。又复记存衰朽，不惜告之话言，赐以箴砭。其用意良厚，惜乎仆已灰心空门，拨弃文字，向所撰述，流布人间者，不特味同嚼蜡，抑且贱比土梗，不复能扳附当世俊贤，相与拈弄翰墨，而上下其议论也。《列朝诗人小传》得加删削，幸甚。然古之神仙，但有点铁成金者。若欲点粪溲为金银，虽钟、吕不能。吾恐其劳而无功也。聊及之，以发足下一笑耳。日来从事《华严疏钞》，谢客之禁甚厉，虽足下相过，亦不能数数延见。辄书此以道意，不悉。

可知牧斋甚重视其《列朝诗集小传》，而不以顾氏之删节为然。（寅恪检阅周容《春酒堂诗话》，知鄮山手录《列朝诗传》，亦稍加删节。特附记于此。）盖其书之主旨在修史，此点可与道隐之说互相印证也。

至《列朝诗集》论诗之语虽多，兹以非本文之范围并主旨所在，故概从省略。读者可取原书观之，不须赘引。唯择录牧斋之文一二于下，以其言及陈子龙、李雯、黄淳耀，而此三人与河东君直接、间接皆相关涉，饶有兴趣也。

《有学集·四七·题徐季白诗卷后》云：

余少不能诗，老而不复论诗。丧乱之后，搜采遗忘，都为一集。间有评论，举所闻于先生长者之绪言，略为标目，以就正于君子。不自意颇得当于法眼，杂然叹赏，称为艺苑之金錍。而一二诟厉者，又将吹毛刻肤，以为大僇。老归空门，深知一切皆幻，付之卢胡而已。偶游云间，徐子季，白持行卷来谒，再拜而乞言，犹以余为足与言者也。余窃心愧之。余之评诗，与当世牴牾者，莫甚于二李及弇州。二李且置勿论，弇州则吾先世之契家也。余发覆额时，读前后《四部稿》，皆能成诵，暗记其行墨。今所谓晚年定论者，皆举扬其集中追悔少作与其欲改正卮言，勿误后人之语，以戒当世之耳论目食、刻舟胶柱者。初非敢凿空杜馔，欺诬先哲也。云间之才子，如卧子、舒章，余故爱其才情，美其声律。唯其渊源流别，各有从来。余亦尝面规之，而二子亦不以为耳瑱。釆诗之役，未及甲申以后，岂有意刊落料拣哉？嗟夫！天地之降才与吾人之灵心妙智，生生不穷，新新相续。有《三百篇》，则必有楚《骚》，有汉魏建安，则必有六朝，有景隆开元，则必有中晚及宋元，而世皆遵守严羽卿、刘辰翁、高廷礼之瞽说，限隔时代，支离格律，如痴蝇穴纸，不见世界。斯则良可怜愍者。如云间之诗，自国初海叟诸公，以迄陈、李，可谓极盛矣。后来才俊，比肩接踵，莫不异曲同工，光前绝后。季白则其超乘绝出者也。生才不尽，来者难诬，必欲以一人一家之见，评泊古今，牛羊之眼，但别方隅，岂不可笑哉！余绝口论诗久矣，以季白虚心请益，偶有枨触，聊发其狂言，亦欲因季白以錞于云间之后贤也。

《牧斋尺牍·中·与毛子晋四十六通》之四十五云：

蕴生诗自佳，非午溪辈之比。（寅恪案：“午溪”指元陈镒而言。镒有《午溪集》。可参《四库提要·一六七》。此集为孔旸编选，刘基校正。牧斋盖以孔旸目子晋，而自比于刘基也。）须少待时日，与陈卧子诸公死节者并传，已有人先为料理矣。其他则一切以金城汤池御之。此间聒噪者不少，置之不答而已。

又，关于《列朝诗集小传》，复有《正钱录》一书，不得不略述之于下。

钱陆灿《汇刻列朝诗集小传序》略云：

（康熙）八年冬，汪钝庵（琬）招余，与计甫草（东）、黄俞邰（虞稷）、倪闇公（灿）夜饮，论诗于户部公署。（寅恪案：“户部公署”指江陵西新关署。盖是时尧峰正榷此关税务也。见《清史列传·七十·文苑传·汪琬传》。）出其集中有《与梁侍御（日缉）论吴氏〈正钱录〉》书（此书见《尧峰文钞·三二》）。钱则心知其为牧斋公，未知吴氏何人也。比余去金陵，馆常州董侍御易农（文骥）家。易农为余言，吴氏名殳，字修龄，工于诗，深于禅，其雅游也。（寅恪案：吴氏一名乔。其事迹及著述，诸书所载，颇亦不少，但光绪续修《昆新两县合志·三四·人物·游寓门·吴殳传》，似较详备。读者可取参阅也。）遂就求其是录观之，大抵吴氏之论文，专主欧、苏，故讥弹《诗集传》，不遗余力，亦不知吴君盖有为言之。一时走笔，代宾戏、客难，驳正若干条。驳正者，驳其“正”也。（寅恪案：陆灿驳正之文共六条，兹不备引。读者苟取湘灵全文观之，则知修龄所正牧斋之言，皆吹毛求疵者也。）当是时，余犹未识吴君也。十七年，始与君会于东海尚书相国之家。（寅恪案：“尚书”指徐乾学，“相国”指徐元文。）易农适亦以事至，置酒相欢也。君慨然曰：“曩殳以诗文谒牧斋公于虞山，不见答。不平之鸣，抨击过当，亦窃不意公等议其后矣。”易农曰：“无庸，是书具在。窃虞学者之择焉而不精，存吴氏之‘正’，则读书家之心眼日细。又虞学者之语焉而不详，存钱氏之驳，则著作家之风气日上。”一时以为笃论。

云间蔡练江（澄）《鸡窗丛话》云：

钝翁太史好排斥前辈，而于虞山尤甚。一日其密友吴江计孝廉东谓之曰：“我昔登泰山顶，欲遗矢，若下山有四十里之遥，不可忍，遂于岩畔溺焉，而泰山不加秽也。”汪知其刺己，跳跃谩骂，几至攘臂。

吴乔《围炉诗话·六》论陈卧子《明诗选》，推崇牧斋甚至。如：

献吉高声大气，于鳞绚烂铿锵，遇凑手题，则能作壳硬浮华之语以震眩无识。题不凑手，便如优人扮生旦，而身披绮纱袍子，口唱大江东去。为牧斋所鄙笑，由其但学盛唐皮毛，全不知诗故也。

宏嘉诗文为钱牧斋、艾千子所抨击，丑态毕露矣。以彼家门径，易知易行，便于应酬，而又冒班马盛唐之名，所以屡仆屡起。

《全唐诗》何可胜计，于鳞抽取几篇，以为唐诗尽于此矣。何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而盗择（攫？）升斗，以为尽王家之蓄积哉？唐人之诗工，所失虽多，所收自好。卧子选明诗，亦每人一二篇。非独学于鳞，乃是惟取高声大气、重绿浓红，似乎二李者也。明人之诗不工，所取皆陈浊肤壳无味之物。若牧斋《列朝诗》早出，此选或不发刻耳。

于鳞仿汉人乐府为牧斋所攻者，直是笑具。（寅恪案：此条可参《春酒堂诗话》，论李于鳞改古诗“枕郎左边，随郎转侧”之“左”为“右”条。）

等条，皆是其例（并可参同书三论高棅《唐诗品汇》引牧斋之说条）。修龄之《正钱录》，乃正牧斋《列朝诗传》中其文不合于欧、曾者。若论诗之旨，则全与牧斋相同。特标出此点，以免世人言《正钱录》者之误会。复次，牧斋之编《列朝诗集》，其主旨在修史，论诗乃属次要者。据上所引资料已足证明。兹并附述牧斋与朱长孺（鹤龄）注杜诗一重公案于此，以其亦与史事相关也。

《新唐书·二百零一·文艺·上·杜审言传》附《甫传》赞曰：

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

牧斋《笺注杜工部集》首载《诸家诗话》引《古今诗话》一事云：

章圣（指宋真宗）问侍臣：“唐时酒每斗价几何？”丁晋公（指丁谓）奏曰：“唐时酒每斗三百文。”举杜诗以证。章圣大喜曰：“杜甫诗自可为一代之史也。”

可知牧斋之注杜，尤注意诗史一点，在此之前，能以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如牧斋所为之详尽者，尚未之见也。至其与朱长孺之争论，以资料过烦，又非本文之主旨，故不必备述。仅录《牧斋尺牍·中·与遵王三十通》之二十三于下，以见一斑。（可参《牧斋尺牍·上·与朱长孺三通》之二。）文云：

《杜笺》闻已开板，殊非吾不欲流传之意，正欲病起面商行止，长孺来云：“松陵本已付梓矣。”缪相引重，必欲糠粃前列，此尤大非吾意。再三苦辞，而坚不可回，只得听之。仆所以不欲居其首者，其说甚长。往时以《笺本》付长孺，见其苦心搜掇，少规正意，欲其将《笺本》稍稍补葺，勿令为未成之书可耳。不谓其学问繁富，心思周折，成书之后，绝非吾本来面目。又欲劝其少少裁正，如昨所标举云云。而今本已付剞劂，如不可待，则亦付之无可奈何而已。晚年学道，深知一切皆空，呼牛呼马，岂惮作石林替身。以此但任其两行，不复更措一词。若《笺本》已刻，须更加功治定。既已卖身佛奴，翻阅《疏钞》，又欲参会《宗镜》。二六时中，无晷刻偷闲。世间文字，近时看得更如嚼蜡矣。杜注之佳否，亦殊不足道也。或待深秋初冬，此刻竣事，再作一序，申明所以不敢注杜与不欲流传之故，庶可以有辞于艺林也。昨石公云“义山注改窜后，又有纰缪许多”。彼能为义山功臣，独不肯移少分于少陵乎？治定之役，令分任之，何如？热毒欲死，挥汗作字，阅过毁之。

复次，朱长孺《愚庵小集·十·与李太史□□论〈杜注〉书》略云：

《杜注》刻成，蒙先生惠以大序，重比球琳，子美非知道者，此语似唐突子美。然子美自言之矣，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此语正可与子美相视莫逆于千载之上也。《杜诗注》错出无伦，未有为之剪截而整齐之者，所以识者不能无深憾也。近人多知其非，新注林立，尽以为子美之真面目在是矣。然好异者失真，繁称者寡要，如“聊飞燕将书”乃西京初复，史思明以河北诸州来降，故用聊城射书事。今引安禄山降哥舒翰，令以书招诸将，诸将复书责之。此于收京何涉也。“豆子雨已熟”，本佛书，譬如春月下诸豆子，得暖气色寻便出土。伪苏注以豆子为目睛，既可笑矣。今却云赞公来秦州，已见豆熟。夫“杨枝”用佛经，“豆子”亦必用佛书。若云已见豆熟，乃陆士衡所讥挈瓶屡空者，子美必不然也。“旷原延冥搜”原出《穆天子传》，今妄益云原昆仑东北脚名，此出何典乎？“何人为觅郑瓜州”，瓜州见张礼《游城南记》。今云郑审大历中为袁州剌史，审刺袁州，安知不在子美没后乎？地理山川古迹，须考原始及新旧《唐书》《元和郡县志》，不得已乃引《寰宇记》《长安志》以及近代书耳。“春风回首仲宣楼”，应据盛弘之《荆州记》甚明。今乃引《方舆胜览》高季兴事。季兴五代人也。季兴之仲宣楼岂即当阳县仲宣作赋之城楼乎？以上特略举其概。他若黄河十月冰，三车肯载书，危沙折花当诸解皆凿而无取。虽其说假托巨公以行，然涂鸦续貂，贻误后学，此不可以无正也。

一、《牧斋尺牍·中·与遵王札》共为三十通。其第二十一通至第三十通皆关于注杜之事，前已略引。其中屡有言及钱、朱二《注》开版事。但不知何故，于康熙三年甲辰牧斋逝世之前，两书俱未曾全部付梓。今据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朱鹤龄《杜工部诗辑注》观之，卷首补钞钱谦益序，后附牧斋手札云：

《杜注》付梓，甚佳。但自愧糠粃在前耳。此中刻未必成，即成，不妨两行也。草复。

其后又有朱鹤龄附记云：

愚素好读杜，得蔡梦弼《草堂本》点校之，会粹群书，参伍众说，名为《辑注》。乙未（顺治十二年）馆先生家塾，出以就正。先生见而许可，遂检所笺吴若本及九家注，命之合钞，益广搜罗，详加考核，朝夕质疑，寸笺指授，丹铅点定，手泽如新。卒业请序，箧藏而已。壬寅（康熙元年）复馆先生家，更录呈求益。先生谓所见颇有不同，不若两行其书。时虞山方刻《杜笺》，愚亦欲以《辑注》问世。书既分行，仍用草堂原本，节采笺语，间存异说。谋之同志，咸谓无伤。是冬馆归，将刻样呈览，先生手复云云。见者咸叹先生之曲成后学，始终无异如此。今先生往矣。函丈从容，遂成千古，能无西州之痛。松陵朱鹤龄书。

季振宜《钱注杜诗序》略云：

丙午（康熙五年）冬，予渡江访虡山剑门诸胜，得识遵王。一日指杜诗数帙，泣谓余曰：“此我牧翁笺注杜诗也。”凡《笺注》中未及记录，特标之曰：“具出某书某书。”往往非人间所有，独遵王有之。遵王弃日留夜，必探其窟穴，擒之而出，以补《笺注》之所未具。丁未（康熙六年）夏，予延遵王渡江，商量雕刻。遵王又矻矻数月，而后托梓人以传焉。康熙六年仲夏泰兴季振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