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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复明运动5（第4页）

寅恪案：《钱注杜诗》全部刻成于康熙六年，《朱注杜诗》则未知于何时全部刻成。鹤龄附记作于牧斋去世之后，但未署年月。其《愚庵小集·七·杜诗辑注序》（此序复旦大学藏本《朱注杜诗》未载）亦未言刊行之时间也。

后检《亭林佚文辑补·与人札》云：

十年间别，梦想为劳。老仁兄闭户著书，穷探今古，以视弟之久客边塞，歌兕虎而畏风波者，夐若霄凡之隔矣。正在怀思，而次耕北来，传有惠札，途中失之。仅得所注《杜集》一卷。读其书，即不待尺素之殷勤，而已如见其人也。吾辈所恃，在自家本领足以垂之后代，不必傍人篱落，亦不屑与人争名。弟三十年来，并无一字流传坊间，比乃刻《日知录》二本，虽未敢必其垂后，而近二百年来，未有此书，则确乎可信也。道远未得寄呈。偶考杜诗十余条，咐便先寄太原。旅次炙冻书次，奉候起居，不庄不备。

鹿城顾子（自注：“宁人。”）久作客，为我传讯今何如。

更与札中“次耕北来，传有惠札，途中失之”等语适切。据徐遁

葊（嘉）辑《顾亭林先生诗笺注》卷首所附《顾亭林先生诗谱》略云：

（康熙）八年己酉。潘节士之弟耒远受学二首。（寅恪案：此诗见《亭林诗集·四》。）

又引吴映奎《顾亭林年谱》云：

冬抵平原，潘次耕耒来受学。

可知次耕北游之时间为康熙八年，其时朱氏《杜注》仅有一卷。足证其全部刻成，必在康熙六年季氏刻《牧斋杜诗笺注》之后也。

复检《愚庵小集·十·寄徐太史健庵论经学书》略云：

愚先出《（尚书）埤传》是正于高明长者，（汪）钝翁先生见之，急捐橐佽镌，为诸公倡。今已就其半矣。草泽陈人从未敢缄牍京华，特以今日文章道义之望，咸归重于先生。又昔年忝辱交游之末，故敢邮寄所梓，上尘乙览。倘中有可釆，望赐以序言，导其先路，庶几剞劂之役可溃于成。

同书《补遗·一·徐健庵太史过访（五古）》略云：

亭林余畏友，卓荦儒林奋。三张才并雄，景阳名早晟。酷似舅家风，吾党推渊镜。愍余空橐垂，兼金助雕锓。

由此观之，长孺之书必非一次刻成，助其雕锓者，亦必非一人所能为力。但徐氏虽佽镌长孺之书而不言及《杜注》，必与之无涉也。

二、复旦大学藏本《朱注杜诗》未载《李太史序》，若非因避忌删去则本无其序，长孺之文不过假设此题，借以驳牧斋之《笺注》耳。其札中所举之注文如“聊飞燕将书”见钱《注·十·收京诗三首》之一“燕将书”注。“豆子雨已熟”见钱《注·三·别赞上人》诗“豆子”注。“人生五马贵”见钱《注·十·送贾阁老出汝州》诗“五马”注。诸条即是例证，可不备引。至书中所云：“其说假托巨公以行，然涂鸦续貂，贻误后学，此不可以无正也。”牧斋与长孺因注杜而发生之纠纷，虽与遵王颇有关涉（见《牧斋尺牍·中·与遵王札》及牧斋《杜诗笺注自序》等），钱《注》本附刻前，又如季氏所言：“遵王弃日留夜，必探其窟穴，擒之而出，以补《笺注》之所未具。”但其所补，当为牧斋所标出未及记录者，非出诸遵王也。（可参下引《有学集·三九·复吴江潘力田书》“聊用小签标记，简别泰甚，长孺大愠，疑吹求贬剥，出及门诸人之手”等语。）长孺不便驳斥牧斋，故作此指桑骂槐之举。斯岂长孺所谓“怨而不忍直致其怨，则其辞不得不诡谲曼衍”者哉？（见《愚庵小集·二·西昆发微序》。）

族孙遵王谋诸同人曰：“草堂《笺注》元本具在。若玄元皇帝庙，洗兵马入朝，诸将诸笺，凿开鸿蒙，手洗日月。当大书特书，昭揭万世。而今珠沉玉锢，晦昧于行墨之中。惜也。考旧注以正年谱，仿苏注以立诗谱。地里姓氏，订讹斥伪，皆吾夫子独力创始，而今不复知出于谁手。傎也。”

牧斋借遵王之言以诋斥长孺，今读者取钱、朱两《注》自见。今观朱氏《辑注》中或全部不著“钱笺”。如朱《注·五》“洗兵马”即是其例。细绎牧斋所作之长笺，皆借李唐时事，以暗指明代时事，并极其用心抒写己身在明末政治蜕变中所处之环境。实为古典今典同用之妙文。长孺以其与少陵原作无甚关系，概从删削，殊失牧斋《笺注》之微旨。或偶著“钱笺”，但增损其内容。如朱《注·一三·秋兴八首》中有仅录钱《注》“笺曰”之一部分，而弃其“又曰”之文，遂将《笺注》割裂窜易，宜其招致牧斋之不满。又或用其意而改其词，如取朱《注·一·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之“钱笺”与钱《注·九》此题所笺之原文比较，则知愚庵所改，即牧斋托为遵王之言“吾夫子独力创始，而今不复知出于谁手。傎也”等语所指者，此点尤为牧斋所痛恨也。

三、若朱《注》杜诗卷首原有李《序》，则长孺此札何以讳太史之名而不书，其中必有待发之覆。颇疑“李太史”乃李天生因笃。据《雪桥诗话·二》云：

李天生尝以四十韵长律赠曹秋岳。秋岳叹为风雅以来仅有斯制。初入都，南人易之。一日宴集，语杜诗应口诵。或谓偶熟，复诘其他，即举全部，且曰吾于诸经史类然，愿诸君叩之。一座咋舌。

天生既熟精杜诗，其为长孺作《杜注》序，自有可能也。今虽未发见长孺直接与天生有关之诗文，但两人之间错互间接之材料颇复不少，如《清史列传·六六·李因笃传》略云：

李因笃，字天生。陕西富平人。明诸生。康熙间诏举博学鸿儒，因笃夙负重名，公卿交荐，母劝之行，试列一等，授翰林院检讨。未逾月，以母老乞养，疏曰：“比者内阁学士项景襄、李天馥、大理寺少卿张云翼等旁采虚声，联尘荐牍。陕西巡抚促臣赴京。臣自念臣母年逾七十，属岁多病，困顿床褥，转侧需人。臣止一弟因材，从幼过继。臣年四十有九，并无儿女，跬步难离。屡具呈辞，叠奉部驳。痛思臣母垂暮之年，不幸身婴残疾，臣若贪承恩诏，背母远行，必致倚门倚闾，夙病增剧。况衰龄七十，久困扶床，辇路三千，难通啮指。一旦祷北辰而已远，回西景以无期。万一有为人子所不忍言者，则风木之悲何及，瓶罍之耻奚偿。臣永为名教罪人。不唯始进已乖，无颜以对皇上，而循陔负咎，躁进贻讥，则于荐臣，亦为有?面目。皇上至仁至孝，远迈前朝，而甘违老亲，致伤风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查见行事例，凡在京官员，家无次丁，听其终养，臣身为独子，与例正符，伏祈特沛恩慈，许臣归养。”母殁仍不出。因笃性忼直，然尚气节，急人之急。顾炎武在山左，被诬陷，因笃走三千里，为脱其难。（寅恪案：此事可参《亭林诗集·四·子德李子闻余在难特走燕中告急诸友人复驰至济南省视于其行也作诗赠之（五言排律）》及《蒋山佣残稿·二·与人书》第二通“富平李天生因笃者，三千里赴友人之急，疾呼辇上，协计橐饘，驰至济南，不见官长一人而去”等语。）尝著诗说，炎武称之曰：“毛郑有嗣音矣。”与毛奇龄论古韵不合，奇龄强辨，炎武是因笃而非奇龄。

关中布衣李君因笃，顷承大疏荐扬，既征好士之忱，尤羡拔尤之鉴。但此君母老且病，独子无依，一奉鹤书，相看哽咽。虽趋朝之义已迫于戴星，而问寝之私倍悬于爱日，况年逾七十，久困扶床。路隔三千，难通啮指。一旦祷北辰而不验，回西景以无期，则瓶罍之耻奚偿，风木之悲何及。昔者令伯奏其愚诚，晋朝听许。元直指其方寸，汉主遣行。求贤虽有国之经，教孝实人伦之本。是用溯风即路，沥血叩阍，伏惟执事宏锡类之仁，悯向隅之泣，俯赐吹嘘，仰邀俞允，俾得归供菽水，入侍刀圭。则自此一日之斑衣，即终身之结草矣。

《蒋山佣残稿·二·与梁大司农书》（（顾）衍生注：“讳清标，字玉立。”）云：

谨启，关中布衣李君因笃，昔年尝以片言为介，上谒庭墀，得蒙一顾之知，遂预明扬之数。在于流俗，岂非至荣！然而此君母老且病。（衍生注：“下（与）与李学士书同。”）

同书三《答李子德（因笃）》第二通云：

老弟宜将令伯《陈情表》并注中事实录出一通，携之笥中。在己不待书绅，示人可以开墙面也。以不预考为上上，至嘱至嘱！此番入都，不妨拜客，即为母陈情，则望门稽首，亦不为屈。虽逢门便拜，岂有周颙种放之嫌乎？梁公（原注：“清标。”）有心人，若不得见，可上书深切恳之。（寅恪案：前论牧斋之脱祸，与梁氏有关。此亦一旁证也。）外又托韩元少（菼）于馆中诸公前赞成，亦可一拜。旁人佞谀之言，塞耳勿听。凡见人，但述危苦之情，勿露矜张之色，则向后声名，高于征书万万也。又“同年”二字，切不可说，说于布衣生监之前犹可，说于两榜之前，此恨将不可解。此种风气相传百余年矣，亦当知之。至都数日后，速发一字于提塘慰我。

徐嘉《顾亭林先生诗笺注·一六·寄次耕时被荐在燕中（五古）》略云：

关西有二士，立志粗可称。虽赴翘车招，犹知畏友朋。或有金马客，问余可同登。为言顾彦先，唯办刀与绳。（寅恪案：“关西有二士”，指李天生因笃及王山史弘撰。见徐嘉注。所引《亭林文集·三·与李星来（源）》第二通“关中三友，山史辞病不获而行，天生母病，涕泣言别。（李）中孚（颙）至以死自誓而后免。视老夫为天际之冥鸿矣”等语。）

《愚庵小集·五·垂虹亭过徐太史公肃舟中》云：

（诗略。）

同书《补遗·一·送潘次耕应举入都二首》云：

（诗略。）

《有学集·三九·复吴江潘力田书》（可参《松陵文献》卷首《潘柽章传》）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