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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复明运动4（第1页）

第五章复明运动4

《有学集·六·秋槐别集·丙申春就医秦淮寓丁家水阁浃两月临行作绝句三十首留别留题不复论次》，其第八首云：

多少诗人堕劫灰，佺期今免冶长灾。阿师狡狯还堪笑，翻搅沙场作讲台。（自注：“从顾与治《问祖心千山语录》。”）

《初学集·六六·宋比玉墓表》（参《牧斋尺牍补遗·与顾与治》自注：“时与治为宋比玉乞墓表。”）略云：

金陵顾与治来告我曰：“梦游与莆田宋比玉交，夫子之所知也。比玉殁十余年矣，梦游将入闽访其墓，酹而哭焉。比玉无子，墓未有刻文，敢以请于夫子。”虞山钱谦益为之表。崇祯十五年三月。

《初学集·八六·题顾与治偶存稿》云：

今天下文士入闽，无不谒曹能始。谒能始，则无不登其诗于《十二代》之选。人挟一编，以相夸视，如《千佛名经》，独与治有异焉。能始题其诗曰《偶存》，所以别与治也。

《有学集·四九·顾与治遗稿题辞》略云：

金陵乱后，与治与剩和尚生死周旋，白刃交颈，人鬼呼吸，无变色，无悔词。予以此心重与治。片言定交，轻死重气，虽古侠士无以过也。风尘澒洞，士生其时，蒙头过身而已。孤生党军持，而抗服匿。（寅恪案：牧斋以“军持”比函可，“服匿”比本是汉族，而为清室所用者，如张大猷、张天禄、天福等。牧斋作品中往往以“军持”“服匿”为对文。如《投笔集·下·后秋兴之十·辛丑二月初四日夜宴述古堂酒罢而作》第四首“草外流人欢服匿，御前和尚泣军迟”。遵王《笺注》上句引《南齐书·三九·陆澄传》为释，实则其最初出典乃《汉书·五四·苏建传》附《武传》，更与汉族之为满用者尤切合。下句遵王引《翻译名义集》为释，是。牧斋诗中之“军迟”即“军持”也。）读与治诗，九原尤有生气。存与治诗，所以存与治也。

施愚山（闰章）《学余文集·一七·顾与治传》云：

僧祖心愤世佯狂，与梦游为方外交，至则主其家。祸发连系，刃交于颈，梦游词色不变，卒免于难。

《清史列传·七八·贰臣传·甲·洪承畴传》云：

洪承畴（寅恪案：《清史稿·二四三·洪承畴传》云：“字亨九。”同治修《福建通志·二二八·南安县·洪承畴》云：“字彦演。”），福建南安人。明万历四十四年进士。（顺治四年）十月，巴山等以察获游僧函可、金腊等五人，携有谋叛踪迹，牒承畴鞫讯。承畴疏言，函可乃故明尚书韩日缵之子，出家多年。乙酉春，自广东来江宁，印刷《藏经》。值大兵平江南，久住未回。今以广东路通，向臣请牌回里。臣因韩日缵是臣会试房师（寅恪案：光绪修《惠州府志·三二·人物门·韩日缵传》略云：“（万历）四十四年丙辰，充会试同考。（天启二年）壬戌，复充会试同考。”洪氏为丙辰进士，故云），遂给印牌。及城门盘验，经笥中有福王答阮大铖书稿，字失避忌。又有变纪一书，干预时事。其不行焚毁，自取愆尤，与随从之僧徒金腊等四人无涉。臣与函可世谊，应避嫌，不敢定拟。谨将书帖牌文封送内院。得旨，下部议。以承畴徇情，私给印牌，应革职。上以承畴奉使江南，劳绩可嘉。宥之。

博罗剩人可禅师《千山诗集》首载顾梦游《序》云：

神宗末载，党祸已成。博罗韩文恪公思以力挽颓波，毅然中立。简在先帝，旦晚作辅。天祸宗社，哲人云亡。有丈夫子四，宗騋、宗驎、宗騄、宗骊。騋最才，弱年名闻海内。公殂，太夫人在堂，闺玉掌珠，种种完好。以参空隐老人得悟，世缘立斩，与发同断，年二十有九耳。岁乙酉，以请《藏经》来金陵。值国再变，亲见诸死事臣，纪为私史，城逻发焉，傅律殊死，奉旨宥送盛京焚修。今弘法天山所群奉为祖心大师者也。当大师就缚对簿，备惨拷，讯所与游，忍死不语。囚于满人，厥妇张敬共顶礼之。既去，追之还。进曰，师无罪。此去必生。然窃有请也，师出万死，几不一生，不择于字，其祸至此。师生，无论好字丑字，毋更着笔。师为悚生。

又庐山栖贤函昰撰《千山剩人可和尚塔铭》略云：

师名函可，字祖心，别号剩人。惠州博罗人，本姓韩，父若海公，讳日缵，明万历丁未进士，历官礼部尚书，谥文恪。母车氏，诰封淑人。师生而聪颖，少食饩邑庠，尝侍文恪公官两都，声名倾动一时。海内名人以不获交韩长公騋为耻。甲申之变，悲恸形辞色。传江南复立新主，顷以请藏，附官人舟入金陵。会清兵渡江，闻某遇难，某自裁，皆有挽。过情伤时，人多危之，师为之自若。（寅恪案：《千山诗集补遗》有《哭绳海先生》《广陵感赋》《闻黄石斋至》等题，即所谓“过情伤时”之作。张伯[imgalt=""sragesad0001。png"]为万历丙辰进士，黄道周为天启壬戌进士，皆函可通家也。）卒以归日行李出城，忤守者意，执送军中。当事疑有徒党，拷掠至数百，但曰，某一人自为。夹木再折，无二语，乃发营候鞫。项铁至三绕，两足重伤，走二十里如平时。江宁缁白环睹，咸知师道者无他，争为之含涕，而不敢发一语。后械送京师，途次几欲脱去，感大士甘露灌口，乃安忍如常。至京，下刑部狱。越月得旨，发沈阳。师自起祸至发遣，中间两年，惟同参法纬暨诸徒五人外，无一近傍。然内外安置极细，如狱中一饮啖，一衣屦，随意而至，如天中人。师当时所能自为者，顺缘耳。庸讵知已有人属某缁，属某素，甲事若此，乙事若彼。开士密行，不令人知何择时地。然师所以获是报者，岂非平生好义，暗中铢镂不爽。诸如道在人天，且当作别论也。

及郝浴撰《奉天辽阳千山剩人可禅师塔铭》（参九龙真逸（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四》“函可”条）略云：

（华首道独）引入曹溪，礼祖下发。师是年二十有九，时崇祯十二年六月十九日也。甲申年三十有四，值世变再作，于戊子四月二十八日入沈，奉旨焚修慈恩寺，时已顺治五年矣。（后），师知悟门已开，且就化，目众叹曰：“释儿识西来意乎？追念吾在家时，曾刺臂书经以报父。及出家，而慈母背，反立解条衣，披麻泣血，以葬之。是岂愚敢先后互左而行怪？顾创巨痛深，皆不知其然而然也。是西来意也。丙戌岁本以友故出岭，将挂锡灵谷。不自意方外臣少识忌讳，遂坐文字，有沈阳之役。是亦不知其然而然也。是西来意也。”重示偈曰：“发来一个剩人，死去一具臭骨。不费常住柴薪，又省行人挖窟。移向浑河波里赤骨律，只待水流石出。”言讫坐逝。报龄四十九，僧腊二十。翼晨道颜如生。浴拊其背哭之，双目忽张，泪介于面。呜呼！师固博罗韩尚书文恪公之长子也。文恪公立朝二十年，德业声施在天下，门下多名儒巨人。故师得把臂论交。虽已闻法，而慈猛忠孝，恒加于贵人一等。甲申乙酉间，侨于金陵顾子之楼，友恸国恤，黯然形诸歌吟，不悟遂以为祸。然事干士大夫名教之重，江左旧史闻人往往执简大书，藏在名山。是殆狮象中之期牙雷管，而袈裟下有屈巷夔龙也。当其遭诬在理，万楚交下，绝而复苏者数，口齿皭然，无一语不根于道。血淋没趾，屹立如山，观者皆惊顾咋指，叹为有道。师始以逮入京，绝粒七日，时有一美丈夫手甘露瓶倒注其口，及蘧，神釆益阳阳。方知大士□留为十二年拨种生芽也。

寅恪案：前已考定牧斋因黄案被逮至南京，实在顺治四年丁亥四月。此时清廷委任江宁之最高长官乃洪亨九。钱、洪两人于明季是否相识，今不得知，但牧斋与顾与治为旧交，弘光元年乙酉祖心由广东至南都，斯际牧斋正任礼部尚书。受之为当代词宗，尤博综内典。祖心既与顾氏亲密，寄居其寓楼，则钱、韩两人极有往还之可能。巴山等举发函可案，在顺治四年丁亥十月。牧斋于四年四月被逮至南京入狱，历四十日出狱。其出狱之时间当在五月。然则牧斋殆可经由顾、韩之关系，向洪氏解脱其反清之罪。马国柱不过承继亨九之原议，而完成未尽之手续耳。检《有学集·一·秋槐诗集·禅关策进诗有示》云：

漫天画地鬼门同，禅板蒲团在此中。遍体锒铛能说法，当头白刃解谈空。朝衣东市三生定，悬鼓西方一路通。大小肇师君会否，莫将醒眼梦春风。

或谓此诗在遵王《注》本中列于《顾与治五十初度》诗前第二题，相距甚近，疑是为函可而作。但依郝浴所记，函可于顺治五年戊子四月二十八日入沈，《禅关策进》诗列于《岁晚过茂之见架上残帙有感再次申字韵》后第三题，寿与治诗前第二题。《岁晚》诗既有“先祖岂知王氏腊，胡儿不解汉家春”（寅恪案：郑氏《近世中西史日表》顺治五年戊子十二月廿二日立春），寿顾诗复有“开尊信宿嘉平腊”等句，则《禅关策进》诗亦当是顺治五年戊子岁暮所赋，其非为函可而作可知。若不为剩和尚而作，则疑是为黄介子而赋也。前引《孤忠后录》载介子以顺治六年己丑三月，由广陵狱移金陵狱。若其所记时间稍有先后，则介子之移金陵狱，可能在顺治五年戊子岁暮。牧斋于其抵金陵时，即作此诗以相慰勉耶？俟考。又《有学集·一·秋槐诗集》有《广陵舟中观程端伯画册戏为作歌（七古）》一首（寅恪案：端伯名正揆。事迹见光绪修《孝感县志·一四·人物志》及《历代画史汇传·三三·程正揆传》），此诗前一题即《次韵林茂之戊子中秋白门寓舍待月之作》，故《广陵舟中》诗，当是顺治五年戊子秋间所赋。牧斋之至扬州，疑是就地与黄介子质证，盖是时介子尚在广陵狱中也。

复次，据郝浴所记，函可示寂前，有“丙戌岁本以友故出岭，将挂锡灵谷。不自意方外臣少识忌讳，遂坐文字，有沈阳之役”等语，显与《清史列传·洪承畴传》谓函可“乙酉春自广东来江宁印刷《藏经》，值大兵平江南，久住未回”之言相冲突。详检《千山诗集》八至九之间，有《补遗》一卷，乃黄华寺主所藏函可丙丁间寓金陵所作之七律共三十一首。其中将返岭南前留别金陵诸友之诗颇多。如《次韵答邢孟贞（昉）并以道别》云“高楼春尽恨难删”，《留别顾与治（梦游）》云“一春花落鸟空愁”，《留别余澹心（怀）二首次韵》其一云“春风犹滞秣陵关”及“三年不见云中信”。（寅恪案：《千山诗集·九（七律体）》中连载《甲申岁除寓南安》《乙酉元旦》《秋呓八首乙酉寓金陵作》《乙酉除夕二首》《丙戌元旦顾家楼》《丙戌岁除卮亭同（邹）衣白（之麟）（王）双白（廷璧）（邹）方鲁（喆）诸子》《丁亥元旦昧庵试笔》等题。此句“三年”之语，乃指甲申乙酉丙戌三岁而言，盖《留别余澹心》诗，赋于丙戌春暮也。）《留别白门诸公》云“三山花落催行棹”及“莺啼无限夕阳多”，《次郑元白韵》云“春残惟听白门笳”等，所言皆是暮春景物。（寅恪检邢孟贞（昉）《石臼后集·四》丁亥所作《送祖心归罗浮（七律）》有“此日东风黯别颜”句，亦可参证。又沈归愚（德潜）《国朝诗别裁·三二》载函可诗《丁亥春将归罗浮留别黄仙裳（五律）》云“春尽雨声里，扬帆趁晓晴。路经三笑寺，归向五羊城。末世石交重，余生瓦钵轻。悲凉无限意，江月为谁明”，尤足证祖心于丁亥暮春有将返粤之事。）依《洪承畴传》谓巴山等牒送函可交亨九鞫讯，在顺治四年丁亥十月。由是推之，此次祖心之离南京当在是年季秋，与暮春留别之诗不合。又黄华寺主所藏《剩人补遗诗》最后一题为《系中生日二首》。检《千山诗集》函可自作生日之诗不少，如卷六《生日四首》，其一云“且自欢兹会，明冬不可知”，卷九《生日》云“当年坠地即严冬”及卷十七《腊八（七绝）》前第二题《丁酉生日二首》之二云“每因生日知年近，又得浮生一岁添”，可知其生日乃在十二月初，亦与《洪承畴传》谓函可于十月被牒送者相合，而与暮春告别之诗不合。但《系中生日》诗前有《次余澹心韵二首》，其一云：“摩腾翻译浑多故，身外累累贝叶函”。（寅恪案：此两句与《洪承畴传》谓函可“来金陵印刷《藏经》”“及城门盘验，经笥中有福王答阮大铖书稿”之记载相符。）其二云：“雁去休教虚只字（寅恪案：《全唐诗·第一函·宋之问·二·题大庾岭北驿》云：“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故剩人此句，即取其意），猿归应已共层崖。”又有《次林茂之韵二首》，其一云“篱边犹忆隔年花”（寅恪案：此句用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之四“采菊东篱下”，并杜子美《秋兴》诗“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之典故。盖取不仕刘宋，隐居遁世之高人及避羯胡乱，且未还家之词客，以比茂之。又剩人丙戌春暮返广东后，是岁再来南京，其时间或即在季秋，故与杜诗“两开”之语适合。所以有此推测者，因《千山诗集·九》有在南京所赋《丙戌岁除》之诗，则丙戌冬季以前，函可已由粤重来江宁矣），其二云“莫言我去知心少，但过墙东有好朋”等句（寅恪案：《后汉书·列传·七三·逸民传·逢萌传》云“避世墙东王君公”。剩人此句，殆指盛集陶。见下论牧斋《次韵答皖城盛集陶见赠二首》），皆是秋季惜别之语。（寅恪又检《石臼后集·一》丁亥所作《再送祖心归岭南（五古）》，有“十月又逢梅”句，亦可参证。）然则，此二题四诗乃函可于丁亥返粤告别之作也。颇疑函可实曾于顺治三年丙戌春暮由南京返广东，同年又重游南京。其临终所言“丙戌本以友故出岭，将挂锡灵谷”即指此次而言。所谓“友”，恐是指亨九。灵谷寺在明太祖孝陵近旁，其欲居此寺，亦寓惓怀故国之思。亨九奏折讳言剩人回粤后，又重来金陵之事，必有隐衷。岂函可于丙戌一年之中去而复返，实暗中为当时粤桂反清运动奔走游说耶？《清史列传·七八·贰臣传·甲·洪承畴传》云：

（顺治）四年四月，驻防江宁巴山张大猷奏，柘林游击陈际可擒贼谢尧文，获明鲁王封承畴国公及其总兵王（黄）斌卿致承畴与巡抚土国宝书，有伏为内应，杀巴张二将，则江南不足定语。上奖巴山等严察乱萌，而谕慰承畴、国宝曰：“朕益知贼计真同儿戏。因卿等皆我朝得力大臣，故反间以图阴陷。朕岂堕此小人之计耶？”

可知当时反清复明之势力皆欲争取亨九。巴山等拷问函可，即欲得知洪氏是否与此运动有关。洪氏避嫌，不定函可之谳，清廷亦深知其中微妙之处。所以谕慰洪氏，轻罪函可者，盖仍须借洪氏以招降其他汉人士大夫如瞿稼轩辈。瞿、洪皆中式万历丙辰进士，为同年生，而函可乃适当之联系人也。然则当日承畴处境之艰危，清廷手腕之巧妙，于此亦可窥见一斑矣。牧斋所以得免于死，其原因固多，恐亦与引诱稼轩一点有关欤？前引《可和尚两塔铭》，皆述函可系狱及械送北京途中，得蒙神力护持之事。所言殊诡异，盖暗示亨九辈阴为保全，故赖以脱死。观《胜朝粤东遗民录·四·函可传》陈伯陶案语引《张铁桥年谱》，记后来洪承畴嘱岭东施起元照拂韩日缵诸子事（寅恪案：同治修《福建通志·二二六·福清县·施起元传》略云：“施起元，字君贞，一字虹涧。顺治己丑进士。从平藩南征入粤。七年授广东右参议，分守岭东道。八年摄学政，按试惠属，所拔悉当。旋以忧去。”可与陈氏所引参证），足知亨九于剩人关系之密切也。又函昰谓可师“甲申之变，悲恸形辞色。传江南复立新主，顷以请藏，附官人舟入金陵”。夫乙酉春间，南都虽尚未倾覆，然长江当已戒严。函可之附官人舟至金陵，自不足怪。但函昰所以特著此语者，或因南都当局马士英、阮大铖皆中式万历丙辰会试，可师乃其通家世好，此行乃与马、阮有关耶？观其经笥中有福王答阮大铖书稿一事，亦可为旁证也。或谓《千山诗集·一二·寄陈公路若》有《引》，略云：

丙寅秋，予侍先子南都署中，木樨盛开，月峰伯率一时词人赋诗其下。予虽学语未成，窃喜得一一遍诵。及剃发来南，与茂之相见，已不胜今昔之叹。今投荒又八年矣，赤公至，述长安护法，首举陈公，为吾乡人，即木樨花下赋诗人也。

检《国榷》卷首之三《部院·上》“南京礼部尚书”栏载：

（天启六年）丙寅萧山来宗道□□甲辰进士。二月任。（天启七年）丁卯博罗韩日缵□□丁未进士。三月任。

是丙寅岁任南京礼部尚书者，为来宗道，而非韩日缵。函可既误记“丁卯”为“丙寅”，则其临终时神志瞀乱，亦可误记“乙酉”为“丙戌”也。鄙意此说固可通，但检光绪修《惠州府志·三二·人物门·韩日缵传》略云：

韩日缵，字绪仲，号若海，博罗人。（天启四年）甲子，即家升右春坊右庶子。未行，升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充《两朝实录》副总裁。次年（五年乙丑）升南京礼部尚书，疏辞弗克。崇祯（五年）壬申改礼部尚书。

此传既述绪仲一生事迹颇详，方志之文，疑源出函可所作《家传》。（寅恪案：此点可参顾梦游《千山诗集序》引祖心《寄梦游书》中“近家书从福州来，流涕被面，先子传十年不报，今以真（乘）兄坐索，家间事或得附见。此愿既酬，胸中更无别事矣”等语。《胜朝粤东遗民录·四·函昰传》谓其父母、妻妹、子媳俱为僧尼，历主福州长庆等寺。观祖心福州《家书》之语，岂韩氏尚有遗族依函昰寄居福州耶？俟考。）今据志文，则丙寅之秋，函可实可侍其父于南京礼部尚书署中。故诗《引》所言，并非误记。由是推之，其临终所言“丙戌出岭”之“丙戌”，亦非“乙酉”之误记也。惟“谈书”与“方志”何以不同，尚难确言。姑记于此，以俟更考。至南都礼部署中植有木樨，则前引牧斋《赠黄皆令序》及吴应箕《留都见闻录》俱未之及。兹论黄毓祺案，遂附录剩人《诗引》，亦可供谈助也。

吾国旧日社会关系，大抵为家族姻戚、乡里师弟及科举之座主门生同年等。牧斋卒能脱免于黄案之牵累，自不能离此数端，而于科举一端，即或表面无涉，实则间接亦有关也。兹请参互推论之，虽未必切中肯要，然亦不至甚相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