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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下（第3页）

楚昭王仍是摇头。

“像宰予这样精明的官员呢？”

“也没有。”

“楚国的先世受周王室的分封，当初只是子爵、男爵，封地也不过五十里。众人皆知，孔丘讲求的是恢复三皇五帝的制度，推崇的是周公、周召公辅佐周武王治理国政的事迹，如果主上任用他，他一定力劝您遵循古时的制度，做个忠心辅佐周室的臣属，那么楚国怎能像现在这样，世世代代拥有方圆几千里的土地，做个统领天下的盟主？”子西滔滔不绝地说着。

“这……”楚昭王皱起了眉头。

“况且，”子西接着说，“当初周文王、周武王所拥有的丰、镐，不过百里大小，却能够称王天下；如果孔丘得到这块如此大的土地，加上有这些干练、贤能、勇猛、精明的弟子辅佐，怎知他不会成为第二个文王、武王？果真如此，恐怕不是楚国之福啊！”

听了子西这番话，楚昭王方才作罢，未把土地分赠给孔子。就在这年秋天，楚昭王病逝了。

楚国有个狂人叫接舆，有一次在路上遇到孔子的车驾，故意高声唱起歌：“凤鸟呀凤鸟！你的德行为什么这样衰败？过去的已经无法劝阻了，但未来的还可挽救啊！算了吧，算了吧，现在从事政治的人都很危险啊！”

孔子听了，知道接舆也是位隐者，想下车和他谈谈，可惜接舆很快就走远了，孔子没能和他碰面。

不久，孔子离开楚国，又回卫国。那年，孔子已六十三岁。

卫出公想聘请孔子帮他处理政务。子路问：“这回出任，您第一件事最想做什么？”

孔子回答：“正名。”

“正名？”子路不觉笑了起来，“这怎么可能！而今天下大乱，纲纪**然，一切制度名存实亡，怎可能一一厘清，使名副其实呢？”

“正因如此，所以是当务之急呀！”孔子感慨地说，“名义不正，说出来的话就不合理；话不合理，做事就难以成功；这么一来，礼乐便无法推行，刑罚就会失当，人民便不知怎么做才是对的。所以君子行事，必先正名义，名正则言顺，言顺才能事成。”

鲁哀公十一年，孔子六十八岁，应鲁国大夫季康子的聘召，终于回到别离十四年的故国。

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怎样才能治理好国家？”

孔子回答：“为政在人。想把国家治理好，必须谨慎选用朝臣。有贤能的大臣辅佐，政治才能走上正轨。”

季康子问孔子：“怎样才能使人民信服呢？”

“很简单。”孔子回答，“只要举用正直的人，废黜邪佞小人，人民自然心悦诚服；相反，如果一味任用小人，却让正人君子闲置一旁，那么不管怎么做，人民都不会信服你的。”

鲁国盗匪猖獗，这令季康子头痛不已，于是他求助孔子。孔子告诉他：“如果您自己不贪求财物，即使奖励人民去偷盗，他们也不会去做的。”

孔子进一步告诫季康子：“政者，正也。为政的原则在于‘正’字，只要您以身作则，依正道而行，那么人民就会以您为榜样，谁也不敢胡作非为。”

鲁国君臣虽然认为孔子所说的话都很有道理，也经常向他请益，但始终没有再起用他。孔子也自觉年纪老大，不再想做官了，而把全部的精神投注于教育和整理古籍。

在孔子那个时代，讲究的是权术、谋略，对《诗》《书》《礼》《乐》等典籍、制度不太重视，因此这些东西渐渐失传了。

孔子花了许多心血重新整理、校正古籍，希望借此挽救日益衰颓的世道人心。

首先，孔子认为目前社会之所以长幼无序、尊卑失位，全是因为失去礼的约束，所以他极力宣扬恢复三代（唐、虞、夏）时的礼仪制度，就他所知道的、能考证的，把散佚不全的《礼经》补足。

然后，他又为《书经》厘定篇次，把自上古唐、虞时期至秦穆公时代所发生的事情，依照事类、次序加以编排，使人一目了然。

自古代流传下来的《诗》原有三千多篇，孔子把重复的、不合礼义教化的部分删除，剩下三百零五篇，并将这些诗篇一一入乐，以合乎古代“韶、武、雅、颂”的标准。

经过孔子一番记《礼》、叙《书》、删《诗》、正《乐》的努力，先王礼乐教化的遗规才稍稍恢复旧观，有可称述。

孔子晚年很喜欢研究《易经》，写了十篇阐述易学的文章。他曾说：“只要再让我多活几年，那么我对《易》的研究就可以更透彻了。”

孔子坚持有教无类，正式投入他门下学习的，共有三千多人；其中能够精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至于曾经受他教诲，但未正式拜师的，就不知有多少了。

孔子教导学生，除了重视学术、技能的修习外，更注重品德的修养。他要求学生必须从四个方面并进：一是“文”，就是攻读《诗》《书》《礼》《乐》等典籍文献；二是“行”，就是要从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三是“忠”，就是为人处事要忠诚尽心；四是“信”，就是待人接物要信实无欺。

此外，孔子告诫学生们，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做到毋意（不妄自揣测）、毋必（不武断专横）、毋固（不固执己见）、毋我（不自以为是）。因为这是常人最容易犯的四种毛病，一定要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