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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大夫，看看我，是不是要死不能活？

宝贝，宝贝，别心焦，黄泉路上无老少。

那送葬马车有几架？

—足够装下你全家。

其他街上的孩子们做游戏的时候也唱这首歌谣，歌词多多少少有点不一样，但是游戏说到底还是同一个。没人知道这首歌谣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可它在小姑娘之间口口相传，这也是布鲁克林的孩子们最常玩的游戏。

孩子们也玩别的游戏。比如小姑娘们就经常两个一对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玩抓子儿游戏。弗兰西也自己和自己玩抓子儿，自己当自己的对手，还和想象中的玩伴说着话：“我要一次抓仨，你得一次抓俩。”

“踢房子”这个游戏往往是男孩开头，女孩收尾。几个男孩先把一个空罐放在电车轨道上，然后坐在马路牙子上等着，用行家的眼光看着电车把空罐轧成平平的一片。然后他们会把这个金属片对折一下，再放回轨道上接着轧。就这么不断地轧平、对折，再轧平、再对折，很快就能得到一块沉甸甸的金属坨子。这就是做游戏用的“房子”了。接下来女孩们在人行道上画好几个标了数字的格子，单脚跳着把“房子”从一个格子踢到另一个格子。谁能用最少的步数把“房子”从所有格子里踢出去就算谁赢。

弗兰西也做了个“房子”，她也把空罐放在电车轨道上，也像个行家一样皱着眉头，看着电车把空罐轧平。车轮碾压金属的嘎吱声总让她既兴奋又害怕。她忍不住想着，要是电车司机知道自己开着车替她干了这种活儿，他们会不会生气呢？她也在人行道上画出了方格子，可是她只会写“1”和“7”这两个数字。弗兰西一边跳着格子，一边巴不得能有人和自己一起玩，因为她相信自己跳完格子用的步数一定是最少的，全天下的小姑娘都赢不过她。

偶尔有人在街头表演音乐，弗兰西不需要伙伴也能欣赏。有支三人乐队一个星期来一次，乐手们身上穿的衣服很普通，头上戴的帽子却怪滑稽的，看着有些像是电车司机的帽子，只不过帽顶是凹进去的。一听见孩子们喊“‘小叫花子’乐队来啦！”，弗兰西就会马上跑到街上去，有时候还会拉上尼利一起。

乐队包括一个小提琴手、一个鼓手和一个小号手，演奏的都是些老维也纳舞曲，虽然技术不能说好，但是至少气势和音量都很足。小姑娘们结对跳起华尔兹，在夏日炎热的人行道上一圈又一圈地旋转着。还总有两个男孩怪模怪样地模仿姑娘们，粗俗地在她们中间撞来撞去。如果把姑娘们惹急了，这两个男孩就会一边用各种花哨的词道歉，一边故意夸张地鞠躬，弯腰的时候屁股还准保会再拱到一对跳舞的小姑娘。

弗兰西挺羡慕那些胆子更大点的孩子，他们不跳舞，而是就站在小号手边上，刻意吧唧吧唧地大声吮着根流汤的酸黄瓜。听得号手嘴里也不由得口水直流，都流进小号里了。这往往会让号手大发脾气，实在被惹急了，他就会拿德语骂上一大串，最后往往以一句听着有点像“天杀的外国犹太佬”的话作结。很多在布鲁克林生活的德国移民都习惯管惹自己生气的人叫“犹太人”。

弗兰西最着迷的是看他们怎么赚钱。演过两首曲子之后，小提琴手和小号手接着演奏，而鼓手则停了下来，把帽子拿在手里，厚着脸皮接三三两两扔过来的赏钱。在街上要了一圈钱之后，他又站在马路牙子上，抬头看向楼上的窗户，女人们就会拿块报纸包上一两个分币扔下去。这块报纸可以说至关重要。在街上的孩子们看来，直接散着扔下来的分币见者有份，他们会一拥而上，捡了就跑，任由愤怒的乐手在身后追赶。然而不知为什么，用报纸包好的钱他们就不要了，有时甚至还会捡起来交给乐手们。他们在哪些钱归谁这一点上似乎达成了某种共识。

如果钱收够了，乐手们就会再演奏一曲，如果收成不怎么样，他们就换个地方再碰碰运气。弗兰西往往会带着被她硬拉来的尼利，一站一站地跟着乐队走街串巷，一直跟到天色渐暗，乐手们散伙各自回家。这支乐队就像花衣吹笛手一样，走到哪里屁股后头都跟着一大群孩子，弗兰西也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员。很多小姑娘都带着自己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要么拿自家做的小拖车拉着，要么放在破烂的婴儿车里推着。音乐就像魔咒一样，让这些孩子忘了吃饭，忘了回家。车里的小婴儿会哭上一阵儿，尿了裤子，慢慢睡过去，醒来再哭一阵，再尿裤子，再重新睡过去。而乐队也把那《蓝色多瑙河》演奏了一遍又一遍。

弗兰西认为这些乐手的日子过得肯定很不错，她盘算着，等尼利再长大一点，就让他在街上拉“烫烫”（尼利管手风琴叫“烫烫”），她自己则在一边敲铃鼓，这样准有很多人给他们扔钱。他俩要是发了财，妈妈就不用再干活儿了。

虽然弗兰西总是跟着三人乐队跑，但她其实还是更喜欢看摇风琴的。偶尔会有个人推着一架小风琴到街上来，琴箱上还坐着只猴子。这猴子身穿带金边的红上衣，头戴红色小圆帽，帽带系在下巴底下，红裤子在屁股处挖了个洞，恰好能让猴把尾巴伸出来。弗兰西特别喜欢这只猴子，她甚至愿意把省下来买糖吃的一分钱拿出来给它，就为了看它用爪子点点帽子敬礼。如果妈妈在的话，她就会拿出本该存进罐头“银行”里的一分钱给摇风琴的，还严厉地告诉他不能虐待那猴子，假如被她发现了她就报警。摇风琴的是个意大利人，这番话他一个字都听不懂，所以他每次都用同样的方式作答：他会摘下帽子，双腿微屈，谦卑地鞠个躬，嘴上殷勤地叠声叫着“Si，Si”。

大号的风琴就完全不一样了，每次这架风琴过来，街上都像是过节一样。拖着风琴的男人皮肤黝黑，一头鬈发，牙齿白得出奇，他身穿绿色平绒的裤子，棕色的灯芯绒上衣，口袋里还塞着一条红色的大手帕，一只耳朵上戴着个耳环。给他帮忙的女人穿着件黄上衣，下面配了条裙摆打旋儿的红裙子，耳朵上也挂着一对大耳环。

风琴以尖锐的声音叮叮当当地奏出曲调，那是《卡门》或者《吟游诗人》里的一首曲子。女人无精打采地摇着一个带缎带的脏铃鼓，不时随着音乐的节奏拿胳膊肘敲一下。每一曲奏完，她都会猛然旋转一圈，露出穿着肮脏白棉布袜子的粗壮双腿，色彩斑斓的衬裙也在飞旋间一闪而过。

弗兰西从未留意到那女人的肮脏和疲惫，她只是听着那音乐，看着那飞舞的斑斓色彩，感受着这些衣着惹眼的人们独特的魅力。凯蒂警告过她绝对不能跟着大风琴走，凯蒂说，这样打扮的风琴手都是西西里人，而人人都知道西西里人是黑手党，人人都知道黑手党会绑架小孩要赎金。他们会把小孩抓走，留下一张写着把一百美元放在墓地赎人的字条，条子上还盖一个黑手印当作签名—妈妈就是这么说那群摇风琴的人的。

看过大风琴以后，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弗兰西都会扮风琴手玩。她轻轻哼着自己能想起来的威尔第的曲子，时不时用胳膊肘敲敲旧馅饼托盘，假装那是铃鼓。这么玩到最后，她总是把自己手掌的轮廓描在纸上，然后用蜡笔涂黑。

弗兰西有时候也会有点犹豫，不知道长大以后是加入乐队好，还是去和摇风琴的搭伴儿好。如果她和尼利也能有一架小风琴，有一只可爱的小猴子，那该多好呀！他们成天都能和小猴子玩，可以到处推着风琴演奏，看猴子敬礼，不但一分钱不用花，人们还会扔好多钱给他们。小猴子可以和他们一起吃饭，晚上就和她睡在一张**。这一行想着可真是不错，所以弗兰西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妈妈，而凯蒂迎头泼了一盆冷水，告诉她猴子身上都有跳蚤，她绝对不会让猴子睡在家里干干净净的**。

弗兰西也会想象自己跟着风琴手去摇铃鼓，可是那样的话，她得先当西西里人，而且还得去绑架小孩，这事她可不干—虽然在纸上画黑手还挺好玩的。

布鲁克林总是有音乐，在很久以前的夏日时光里，布鲁克林的街道上总是有人唱歌跳舞，这样的日子本应是明朗又快活的，可是却总有什么东西为那些年的夏日平添几分忧伤。这忧伤来自做游戏的孩子们，他们的身子瘦瘦的，脸上却还带着婴儿肥，他们手拉着手，用单调的声音唱着忧伤的歌谣，转着圈扮演歌谣里的角色—他们虽然不过是些四五岁的小娃娃，却又早就学会了怎么照顾自己。这忧伤来自街头乐队以拙劣的技巧演奏的《蓝色多瑙河》。猴子鲜艳的红色小帽之下藏着一双忧伤的眼睛。手摇风琴的琴声尖锐而明快，奏出来的却只有忧伤的曲调。

连后院里乞讨的流浪歌手唱出的情歌都带着忧伤的意味，他们唱道：

若我能称心如意，

我必定不会让你老去。

这些人不过是些饿肚子的流浪汉，没有半点歌唱天赋。实际上他们一无所有，只有端着帽子站在人家的后院高声唱歌的勇气。这一切的忧伤之处，恰恰在于这勇气无法在这世上为他们换来任何东西，在于他们迷惘而失落，而在长日将尽的布鲁克林，每个人都是这般失落，这般迷惘。此时的阳光虽然依旧明亮，却稀薄得不能给人带来一丝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