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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西急切地盼望着上学的日子。她以为只要上了学，很多好东西就会随之而来，而她巴不得能早点儿得到那些。弗兰西一直是个孤独的孩子，所以她渴望其他孩子的陪伴。她还很期待能用学校院子里的饮水器喝水，这种饮水器的龙头是朝上的，弗兰西一直以为里头装的肯定不是一般的白水，而是苏打水。爸爸妈妈也和她说过学校里的教室什么样，她真想亲眼看看那种能像百叶窗一样卷上卷下的地图。而要说她最期待的，肯定就是那套“学校专用文具”了：有一个笔记本，一块小石板，一个装满新铅笔的滑盖铅笔盒，一块橡皮，一个大炮形的锡质转笔刀，一块擦笔布，还有一把六英寸长的黄色软木尺子。

要上学就得先打疫苗，法律是这么规定的。这事可引起了不小的恐慌！卫生部门费尽口舌，试图向目不识丁的穷人解释，疫苗就是把一种完全无害的天花病毒打进孩子体内，这样孩子对真正要人命的天花就有抵抗力了。可家长们完全不买账。他们只能听出这是要往健康的孩子身上打病毒。有些在外国出生的家长坚决不允许孩子打疫苗，所以孩子也就上不了学，于是法律就要追究他们不让孩子上学的责任。“这算哪门子自由的国家？”他们抱怨道，“人活多长都是命。法律逼着人送孩子上学，要上学还得让孩子冒生命危险，这算是哪门子的自由？”于是哭哭啼啼的母亲们只得拽着大声哭嚎的孩子去卫生中心，那样子活像是送无辜幼儿进屠宰场。孩子们一看见注射器就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而坐在接待室里等着的母亲们也拿围巾蒙着脑袋哭天抢地，简直像给死人哭丧似的。

那年弗兰西七岁，尼利六岁。凯蒂没让弗兰西到了年纪就上学，她想着两个孩子同一年上学的话，万一被大孩子欺负了还能互相有个照应。于是在八月的一个可怕的星期六，凯蒂趁上班之前先走进卧室，叫醒了孩子们：

“听好了，你俩起床以后，好好把身上洗干净。等到了十一点，就到街拐角找那个管公共卫生的地方，跟他们说你俩今年九月份上学，所以要打疫苗。”

弗兰西开始哆嗦，尼利直接哭了出来。

“妈妈，你和我们一起去行吗”弗兰西央求道。

“我得上班，不然谁替我干活儿赚钱？”凯蒂用怒气冲冲的态度掩饰着自己的愧疚。

弗兰西没再说什么。凯蒂知道自己让孩子们失望了，可是她也没有别的办法。没错，她应该和孩子们一起去，去给他们些慰藉，有她在也能给他们壮壮胆。可是她很清楚自己受不了那种场面的折磨。何况不管她自己在不在，孩子们都必须要打防疫针，这一点她无法改变。那三个人里至少有一个能从这种痛苦中逃脱，又有何不可呢？再说了，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艰险又苦涩的—凯蒂对着自己愧疚不安的内心说—既然他们要在这么一个世界里生活，那就不如让他们从小就坚强起来，学会照顾自己。

“那就是爸爸陪我们一起去喽？”弗兰西满怀希望地问道。

“爸爸在工会等活儿呢，他今天一天都不在家。你俩都这么大了，可以自己去了。再说打疫苗也不疼。”

尼利的哭声调门儿更高了。凯蒂简直有点承受不来，她实在是太爱这个小男孩了。她不愿意和孩子们一起去，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她看不得儿子受一点点伤害—哪怕只是针扎一下都不行。她几乎要决定和孩子们一起去了，可是不行，要是她陪孩子去打针，半天的工作就泡汤了，还得周日上午多做半天补回来。再说日后她也总会有病倒的一天，孩子们早晚得接受应付没有她的日子。于是凯蒂还是急匆匆地上班去了。

弗兰西努力安抚吓坏了的尼利。有些大点的男孩跟他说过，卫生中心的人抓住小孩以后会把他们的胳膊砍掉。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让他别满脑子都想着这回事，弗兰西就带尼利到院子里玩。俩人一起做起了泥饼子，完全忘了妈妈嘱咐过要把身上洗干净。

姐弟俩差点儿忘了十一点钟的事，他们做泥饼子做得太入迷了，玩泥玩得手上脸上都脏兮兮的。差十分钟十一点的时候，加迪斯夫人从窗户里探出头来冲他们喊了几句—凯蒂之前请她看快到十一点了就提醒孩子们一声。尼利泪涟涟地做完了最后一个泥饼子，弗兰西拉起他的手，两个孩子慢吞吞地拖着步子走过街角。

他们在长凳上找了个地方坐下。旁边坐着个犹太人妈妈，怀里紧紧抱着个六岁的男孩，她一边哭，一边狂热地一次又一次吻这孩子的脑门。其他母亲也一个个愁眉苦脸，眉头紧锁，脸上痛苦地挤出了深深的皱纹。干那件可怕的事的地方与弗兰西他们之间就隔着一扇毛玻璃门，门后持续不断地传来号啕大哭的声音，哭声不时被一声刺耳的尖叫打断，然后哭声继续，玻璃门里走出个脸色苍白的孩子，左臂上缠着一块干净的白纱布。妈妈会冲过去一把抓住自己的孩子，冲那扇玻璃门挥挥颤抖的拳头，用外国话骂上几句，就拽着孩子匆匆离开这间“拷问室”了。

弗兰西哆嗦着走进玻璃门。她在这短短的一生中还从来没见过医生和护士呢。他们的制服那么白；小碟子上隔着纸巾放着很多亮闪闪的器具，每一件看起来都那么凶险；屋里充满了抗菌剂的气味；最吓人的是那台雾蒙蒙的消毒器，上面还画着个血红血红的红十字。这一切把弗兰西吓得舌头都要打结了。

护士拉起她的袖子，在左胳膊上擦出一小块干净的地方。弗兰西看到医生冲自己过来了，手上稳稳地拿着吓人的针头。他的身影在弗兰西眼中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最后似乎整个人都成了个巨大的针管。她闭上眼等死，但什么都没有发生，她什么也没感觉到。于是她又慢慢睁开眼睛，将信将疑地想着事情是不是就这么过去了。结果她痛苦地发现医生还在，手里还拿着针头，他正一脸厌恶地盯着她的胳膊看呢。弗兰西自己也看了一眼，看见脏成深棕色的胳膊上只有一小片擦出来的白地方。她听到医生对护士说：

“脏，真脏，一天到晚都是这么脏。我知道他们穷，可是好歹也得洗洗吧。自来水不要钱，肥皂也不贵。护士，你看这胳膊脏的。”

护士凑过来看了一眼，她惊愕地咂了咂嘴。弗兰西站在那里，羞得满脸发红发烫。这医生毕业于哈佛大学，在附近一家医院实习。每周他都必须花上几个小时在这种免费诊所服务一次。实习期一结束，他就能回波士顿体体面面地开业行医了。他在波士顿的未婚妻是个很有地位的女人，在写给她的信里，医生学着这一带人常用的说法，说自己在布鲁克林实习的这段经历简直像是“在炼狱里走了一遭”。

护士是个威廉斯堡姑娘，这能从口音听出来。她出生于贫穷的波兰移民家庭，但是很有志气，她白天在血汗工厂工作，晚上上学，就这么总算完成了护士的培训，想着有朝一日能嫁个医生。她不希望人家知道自己是贫民窟里出来的。

医生发完脾气之后，弗兰西就一直低着头站着。她是个脏孩子，医生就是这么个意思。现在他声音倒是小点儿了，却还是不停地对护士念叨，说着真不知道这样的人是怎么活下来的，要是能把这些人都好好“消个毒”再彻底绝育，那这个世界就太平多了。他是想让自己去死吗？他会不会做点儿什么要了她的命？就因为她做泥饼子玩把自己身上玩脏了？

弗兰西抬头看了看护士，在她看来，所有女人都应该像她自己的妈妈，或者茜茜和伊薇两位姨妈一样。她以为护士可能会说：“可能这孩子的妈妈得出去上班，所以早上没时间给她好好洗洗吧。”或者，“您也知道，大夫，小孩都爱玩泥巴嘛。”可那护士说的却是，“可不是嘛，这多糟糕啊！大夫，我真同情您，这帮人活得这么脏，真是太不应该了。”

通过艰苦奋斗从底层爬出来的人通常有两个选择。走出原本的环境之后，他可以选择彻底忘记这段过去，也可以选择永不遗忘，永远从理解与同情的角度去看待在那残酷的上升之路中被自己抛在背后的人们。而护士选择了遗忘。此时的她自己也知道，即便事过多年，眼前这个贫穷瘦弱的孩子脸上的痛苦也会在她心中萦绕不去。日后她必定会悔恨地想着，自己当年要是好歹说了句安慰的话，做了件能挽救自己灵魂的小事，那该有多好！她明白自己的做法不光彩，可她却也没有不这么做的勇气。

针扎下来的时候，弗兰西甚至没有感觉到。医生的话在她心中掀起的伤痛正像潮水一样席卷她的全身，让她无法再有别的感觉。护士娴熟地给她的胳膊包上一块白纱布，医生把针放进消毒器，拿出一根新的针来，弗兰西突然开口了：“下一个是我弟弟，他的胳膊也像我的一样脏，所以你也别太见怪。而且你也没必要跟他说什么了，毕竟你都跟我说完了。”

医生和护士吃惊地盯着她，想不到这么个小家伙居然口齿清晰伶俐地说起这些话。弗兰西的声音有点哽咽了，“你就不用再跟他说什么了。而且你说了也不会有用的，他是个男孩，不在乎自己身上脏不脏。”然后她转过身去，脚步稍微有点踉跄地走出房间。玻璃门在身后关上，她听见医生带着些惊奇的声音说道：“真没想到她能听懂我说什么。”

她还听见护士叹了口气：“啊，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