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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戴震（第4页）

朱子说程子这话比孟子说的更精密。戴氏说这是分性与才为二本，又是二元论来了。他说：

孟子道性善。成是性斯为是才，性善则才亦美。……人之初生，不食则死，人之幼稚，不学则愚。食以养其生，充之使长；学以养其良，充之至于贤人圣人。其故一也。

才虽美，譬之良玉，……剥之蚀之，委弃不惜，久且伤坏无色，可宝减乎其前矣。又譬之人物之生，皆不病也。其后百病交侵，……而曰天与以多病之体，不可也。……因子失养，不可以是言人之才也。（《疏证》三一）

他用病作譬喻，说“人物之生，皆不病也”。这话是禁不起近世科学的证明的。分性与才为二本，是错的；戴氏说有是性便有是才，是不错的。

但“性善则才亦美”一句话也只有相对的真实，而不可解作“凡性皆善，故才皆美”。宋儒说善由于性，而恶由于气质，自然是不对的。但戴氏认血气心知为性，而又要说凡性皆善，那也是不能成立的。

人物固有生而病的，才质也有生而不能辨声辨色的，也有生而不能知识思想的。所以我们只可说，戴氏的气质一元的性论确是一种重要的贡献，但他终不肯抛弃那因袭的性善论，所以不免有漏洞了。

戴氏说“唯据才质为言，始确然可以断人之性善”。其实，据才质为言，至多也只可以说人“可以”为善。我们试列举戴氏书中专论性善的话如下：

性者，飞潜动植之通名。性善者，论人之性也。……专言乎血气之伦，不独气类各殊，而知觉亦殊。人以有礼义异于禽兽，实人之知觉大远乎物，则然。此孟子所谓性善。（《疏证》二七）

知觉运动者，人物之生；知觉运动之所以异者，人物之殊其性。……性者，血气心知本乎阴阳五行，人物莫不区以别焉，是也。而理义者，人之心知有思辄通，能不惑乎所行也。……人之心知，于人伦日用，随在而知侧隐，知羞恶，知恭敬辞让，知是非，端绪可举，此之谓性善。（《疏证》二一）

这两条的意义都很明显。他说的是性善，而举的证据只是人的智慧远胜于禽兽。

故戴氏说人性善只是对于禽兽而言；只是说“人之知觉大远乎物”。这本是极平常的科学知识，不幸被那些因袭的玄学名词遮盖了，挂着“性善论”的招牌，反不容易懂得了。

所以我们应该丢开“性善”的套话，再来看戴氏的性论。他说：

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给于欲者，声色臭味也；而因有爱畏。发乎情者，喜怒哀乐也；而因有惨舒。辨于知者，美丑是非也；而因有好恶。

声色臭味之欲，资以养其生。喜怒哀乐之情，感而接于物。美丑是非之知，极而通于天地鬼神。……是皆成性然也。有是身，故有声色臭味之欲；有是身，而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伦具，故有喜怒哀乐之情。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后欲得遂也，情得达也。

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达，斯已矣。惟人之知，小之能尽美丑之极致，大之能尽是非之极致；然后遂己之欲者，广之能遂人之欲；达己之情者，广之能达人之情。道德之盛，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斯已矣。

他把情、欲、知三者一律平等看待，都看作“血气心知之自然”。这是对于那些排斥情欲，主静，主无欲的道学先生们的抗议。他在那三者之中，又特别提出知识，特别赞美他“小之能尽美丑之极致，大之能尽是非之极致”。

因为有知，欲才得遂，情才得达。又因为有知，人才能推己及人，才有道德可说。理想的道德是“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这是他的性论，他的心理学，也就是他的人生哲学。

戴氏是当日“反理学”的运动中的一员健将，故他论“道”，极力避免宋明理学家的玄谈。他说：

语道于天地，举其实体实事而道自见。……语道于人，人伦日用，咸道之实事。（《疏证》三二）

他论人道，只是一种行为论。他说：

道者，居处，饮食，言动，自身而周于身之所亲，无不该焉也。（《疏证》三三）

人道重在一个“修”字，因为

人之心知有明暗。当其明，则不失；当其暗，则有差谬之失。……此所谓道，不可不修者也。

他说：

人道本于性，而性原于天道。……《易》言天道而下及人物，不徒曰“成之者性”，而先曰“继之者善”。……善，其必然也；性，其自然也。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此之谓自然之极致。

他又说：

古贤圣之所谓道，人伦日用而已矣。于是而求其无失，则仁义礼之名因之而生。非仁义礼有加于道也。于人伦日用行之无失，如是之谓仁，如是之谓义，如是之谓礼而已矣。

行之无失，就是修其自然，归于必然。

他在这里又对于宋儒的二元论下一种总攻击：

宋儒合仁义礼而统谓之理，视之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此为形而上，为冲漠无朕；以人伦日用为形而下，为万象纷罗；盖由老庄释氏之舍人伦日用而别有所贵道，遂转之以言夫理。

在天地则以阴阳不得谓之道；在人物则以气禀不得谓之性，以人伦日用之事不得谓之道。六经孔孟之言，无与之合者也。

从这里我们可以回到戴氏在哲学史上的最大贡献：他的“理”论。戴氏论性即是气质之性，与颜元同；他论“道犹行也”，与李塨同。不过他说的比他们更精密，发挥的比他们更明白，组织的也比他们更有条理，更成系统。

戴氏说“理”，也不是他个人的创获。李塨和程廷祚都是说理即是文理，条理。惠栋在他的《易微言》里，也有理字一条，引据了许多古书，想比较归纳出一个定义出来。

惠栋自己得着的结论却是很奇特的，他说：“理字之义，兼两之谓也。”“兼两”就是成双成对的。阴阳，刚柔，仁义，短长，大小，方圆，……都是兼两。

这个结论虽是可笑，然而惠栋举的许多例证，却可以帮助李塨、程廷祚的理字解。例如他最赞叹的三条都出于《韩非子》：

一、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论之？有形则有短长，有短长则有小大，有小大则有方圆，有方圆则有坚脆，有坚脆则有轻重，有轻重则有白黑（许多“则”字不通）。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理定而物易割也。

二、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

三、凡理者，方圆、长短、粗靡、坚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后物可得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