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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腾的霞云要出发了（第4页）

张子静默然，张爱玲递过一本笔记。

子静认真地看起来，片刻子静问：“这些问号是做什么用的？”

“这个呀，只是代表教授对文章写作的意图不了解，点出疑问来，我却不会凭教授自己看法去修改的。”

“这真是蛮好的。这样看起来，你们港大的教授很尊重学生的创意，不去随意抹杀，又不敷衍。”

“嗯，这两家大学差异很大。”张爱玲点了点头，目光也亮了许多。

“那也要有个文凭呀，母亲走之前不是特意交代了么。”

提到母亲，张爱玲的目光又黯淡下来，坐在沙发上不作声。子静有些后悔，可事情总要弄清楚，只好低下头，去寻她的目光。

“没钱！”张爱玲有些不耐烦了，“没钱要我怎么上学，不单是些学费，日常开销还很多呢。我每日里待在姑姑家白吃喝，怎么过意得去呢？母亲在上海还好，吃喝起来还倚仗些。如今和姑姑同住，房租、水电、吃穿的费用极大。自从生意亏了本，姑姑也不似从前那般宽裕了，怎么忍心再去伸手白要钱呢。”

子静默然，他知道姐姐不可能再向父亲伸手要钱，连张子静自己也懒得去求他。再说还有孙用蕃从中作梗，即便是厚着脸低下身段去求了，也未必如愿。如今姐姐做出这番决定虽然无奈，可也只能这样了。

“你可以去教书！”子静忽然冒出一句。

张爱玲摇了摇头：“不可能。”

“英文、国文都好，怎么不可能？”

“教书不止学习要好，还要说得好，要能把肚子里的墨水倒出来才行。在讲台上对那么多学生说话，这种事情我做不来的。到时连句整话都说不来，多丢脸！”

子静点了点头，沉吟半晌接着出主意：“你的文章好，可以去报馆做编辑。”

“我替报馆写稿就好了，这阵子我写稿子也赚了很多钱。”张爱玲回道。

“是呵，实在太好了，那你都写些什么，发哪家杂志了？”子静望着姐姐，眼神闪着崇拜。

“是一些影评之类的，发给《泰晤士报》……”

张爱玲回上海后一直给《泰晤士报》写稿，大多是些电影和话剧的评论。自日本人占了上海，外国进来的影片也少了，上海电影公司自己拍摄的电影胶片也不合格，极容易在放映中出现状况。因此这时候在上海话剧演出很是红火。譬如中旅剧团的唐槐秋、唐若菁主演的《雷雨》《日出》，还有苦干剧团黄佐临导演的《大马戏团》《秋海棠》，乔奇主演的《浮生六记》等，都是艺术性很强的话剧节目。进圣约翰大学时张爱玲仍在写，然而一边是学业，一边是写作，让张爱玲很是吃不消，权衡利弊，她选择了后者。

子静听完姐姐说，心里放心了许多。自己也没太好的主意，并且姐姐选的生活出路还算光明，今后当了大作家，弟弟也有面子。再说在大学里受管教，还要听课、背书、做题与应付考试什么的，最后还要提心吊胆怕挂了科。连张子静自己都学得不耐烦了，索性不去上也好。而张爱玲投出的剧评和影评，篇幅虽然短小了些，可她有观看过大量的电影和话剧的切身体会，又有文学禀赋和独特的文风，加之深刻而专业的见解，让杂志编辑们大开了眼界。这引起一些英文杂志的关注，开始向张爱玲约稿。德国人克劳斯·梅聂特在上海创办的《二十世纪》就是其中之一。这本杂志是1941年10月开始发行的，张爱玲在杂志发表了英文版的《更衣记》，还插进所绘的发型和服装的插图，惟妙惟肖地将中国服饰演变直观生动地表达出来，且有着浓郁的本土文化特色。1942年1月，梅聂特博士还专门写文章推荐张爱玲的作品，称她是“极有前途的青年才子”。之后，张爱玲连续在该杂志上发表了《洋人看京剧及其他》《中国人的宗教》等多篇英文文章。进了文学领域后，张爱玲像是刚从玻璃鱼缸里放生进入大海的鱼儿。那里有宽广的海洋和充足的养分，她只需痛快地在自己领地里畅游就可以了。

找到一份喜欢的职业让张爱玲兴奋异常，与姑姑居住在一起，也显得安心了许多。她每日在公寓里写稿，闷了便跑去阳台上，听闹市里繁华的声音。爱丁顿公寓临近的静安寺路是上海公共租界里较繁华的商业中心，附近还有面包房、起士林西餐厅、咖啡馆等西式高雅的餐饮场所，电车这样的新时代交通工具也打着铃，每日定时路过这里。轿车、自行车这些高端大气的交通工具更是川流不息……这里是她习惯的生活和写作环境。

与那些动辄隐居深山、喜欢倾听林涛清流的文人相比，张爱玲更喜欢听市井里的声响，喜欢听电车驶过的声音，尤其在清静的晚间，流动的电车极像一条响着铃声的河流，均匀地在街道上流淌，汩汩地流入梦乡。若突然有一天听不见了，会觉得缺些什么，空落落的。张爱玲是个懂事勤勉的女孩，写作起来也极用功，每天要写至深夜。张爱玲拼命写作赚稿费，只是让自己更独立些。在公寓的生活过得平静舒畅，家长里短，琐碎小事，平淡得和水一样，那是张爱玲最理想的逃世和写作的地方了。

张爱玲这样描写自己小天地：

夏天家家户户都大敞着门，搬一把藤椅子坐在风口里。这边的人在打电话，对过一家的仆欧一面熨衣裳，一面便将电话上的对白译成了德文说给他的小主人听。楼底下有个俄国人在那里响亮地教日文。二楼那位女太太与贝多芬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一捶十八敲，咬牙切齿打了他一上午，钢琴上倚着一辆脚踏车……屋顶花园常常有孩子们溜冰，兴致高的时候，从早到晚在我们头顶上咕滋咕滋锉过来又锉过去。像瓷器的摩擦，又像熟睡的人在那里磨牙，听得我们一粒粒牙齿在牙仁里发酸如同青石榴的籽，剔一剔便掉下来。隔壁一个异国绅士声势汹汹上楼去干涉，他的太太提醒他道：“人家不懂你的话，去也是白去。”他揎拳掳袖道：“不要紧，我会使他们懂得的。”隔几分钟他偃旗息鼓嗒然下来了。上面孩子年纪都不小了，而且是女性，而且是美丽的。

谈到公德心，我们也不见得比人强。阳台上的灰尘我们直截了当地扫到楼下的阳台上去。“啊，人家栏杆上晾着地毯呢——怪不过意的，等他们把地毯收了进去再扫吧。一念之慈，顶上生出了灿烂圆光。这就是我们不甚彻底的道德观念。

张爱玲躲在公寓里逃世写作，几乎不怎么出门。炎樱来找她，要硬拖着她出去，去霞飞路、外滩闲逛。一路上时不时能看见一块肮脏的膏药旗在荒芜的烈日下，沮丧晃**着。张爱玲对时局也不关心。炎樱对日本人没有太多感觉，当然对中国人也没太多情感。两个涉世未深的小女孩像局外人一样，只是感性地、直观地去理解日伪统治下那座有着繁荣假象的上海，尚没有闻到背地猩红色的气息。日本军国主义也是狡诈的，它杀了民国政府政治中心南京三十多万人，却没碰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因为他需要殖民商业和工业，来赚钱养兵杀更多中国人。

这时的上海遍地是日本洋行，角落里都堆着日本货。看电影、吃冰淇淋是每次上街的必备节目，之后便是逛书店、到街边的书报摊搜罗些好看的文章和画报了。张爱玲一般会静静地蹲在书摊边儿，认真地翻看。炎樱保持极大耐心去等。摊主也不去管，任由她翻，这不是对所有人都有的待遇，一个人如果认真看书会发出一股子拧劲儿，眼睛也是亮的，让你不忍心打扰。看就看吧，在那里摆着还落些灰，闲置起来也怪可惜的。张爱玲翻看，书摊的老板是不管的。炎樱待着无聊也去翻，那就要管了。她翻书是乱翻，肆无忌惮地扔，哗啦哗啦地翻着书页，让人心疼，统统翻了一遍后，还与张爱玲一样一本也不买。当然，炎樱不买书是她根本不感兴趣；张爱玲不买，是舍不得钱。可一遇见张恨水的小说，她要搜遍所有的衣兜和口袋，即便凑钱借钱也要买下来。另外张爱玲最喜欢看的还有英国作家毛姆的通俗小说。毛姆也善于写人类的“小”，他尖锐和冷静的人性批判小说，堪称是世界小说史上极灿烂的钻石，在世界作家排行榜上曾名列过第二，仅次于诗人和话剧之王莎士比亚。但现实中，他的人品也是极差的，贪婪猥琐、自私残暴、冷酷奢**，也将人类人性所有的“小”全占了。张爱玲也喜欢去探究人物中的“小”，抑或人性里纤细的、卑微的、没落的情感生活。她的笔触冷静而凝重。

大多数时间里，张爱玲在公寓里写作，只有姑姑陪她。张茂渊是个简单的人，她自诩不喜欢文人多愁善感，也不喜欢看书。张茂渊也极少去问，或管束张爱玲。张爱玲若稿子写完了，书也读得累了，便与姑姑交谈，譬如一些生活细琐的小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上班的情境、遇到的故事等等。

有时姑姑被问得不耐烦，没好气地回：“与你住在一起，怕是安静的人也变得饶舌和自大起来。”

但凡张爱玲写起文章来，公寓里便静悄悄的了。静得连钻进屋子的风去拉扯窗帘发出刷啦啦的响动，听起来都那么响亮。白炽灯罩子轻轻摇了一下，屋子里各处的影子便会慵懒地晃动起来。姑姑轻轻地闭上窗，慢慢地拉上窗帘，取一件单衣披在张爱玲瘦弱的肩上。张爱玲冲着姑姑笑一下，可写得太入神了，那笑也像醉了酒的女孩儿，憨憨的，直勾勾地一抿，便又回了去。姑姑坐回沙发，关切地望着俯在书桌上的张爱玲。她身体弯曲着一动也不动的挥笔写字，这让姑姑有些担心，这样坐下去对身体是极不好的。

要说的话：

上海孤岛时期，内地作家同仇敌忾、一致抗日的举动，逼成了上海文学的真空状态，这为张爱玲崛起提供了先机。但平心而论，张爱玲自一开始写作是为了生存。至于后来大红大紫，社会时局与她也没有太多瓜葛。写作对她来说，仅仅是职业初衷。如同在敌占区为了生存的人们，依然要进工厂、洋行、商店、学校上班一样。人活下去就是要吃饭和穿衣的，别人尚有衣食可缩减，张爱玲怕连用来缩减的衣食都没有。她那木讷和内向的性格，不写作，怎么活下去都是问题。这是时代与张爱玲个人的耦合，历史书读上去貌似很多选择，一旦你涉入其中便会发现，只有唯一，没有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