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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哈德良 比起坚持更难的是战略性放弃（第2页）

知情者都推测哈德良将继承图拉真的皇位，尤其是在他第二次担任执政官的时候。传闻称哈德良贿赂了图拉真的自由奴，并讨好图拉真身边的重要男性情人[369]。然而，皇帝既没有收养哈德良，也没有给予其恺撒的头衔，更没有使他获得提比略、提图斯和图拉真自己做继承人时所享受的权力。多年以来，图拉真从未让哈德良成为高级将领。或许是由于哈德良缺乏军事征服的热情。跟图拉真不同，哈德良不想扩张帝国。可能正因如此，图拉真才犹豫不决，没有指定他为继承人。而且，看到自己曾经监护的年轻人那么热爱希腊，这位严厉的罗马老人恐怕也心存疑虑。

有人说，图拉真准备指定另一个人为继承人，或者直接将决定权交给元老院[370]。甚至还有人说，作为亚历山大的忠实崇拜者，图拉真打算参考那位马其顿领袖在公元前323年留下的遗言，把皇位传给“最强者”[7]。不过，亚历山大的决定导致了长达五十年的内战，图拉真应该不愿效仿他。接下来，危机降临了。

继任危机

正如我们看到的，有人怀疑图拉真并未在临终前收养哈德良，不过哈德良拥有一个强大的后盾，即东部军团。他明智地给予士兵双倍赏金，立即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后来，他为自己没有征求元老院的同意就称帝而向其道歉，然而他又指出，国不可一日无君。与此同时，就像另一位靠武力夺取政权的皇帝韦斯巴芗一样，他也把军队拥立他的日子算作统治期的开端，那是公元117年8月11日。

新政权始于一系列有组织的暗杀行动，主谋均为图拉真麾下的前任将领。有些人觊觎皇位，而其他人则对哈德良准备实施的防御性军事政策感到不满。在罗马，哈德良曾经的监护人阿提亚努斯声称自己发现了一场阴谋，有四个人要推翻新皇帝。他们地位显赫，都做过罗马的执政官，其中包括图拉真的一名亲信，还有一个人深受普鲁塔克的爱戴。他们未经审判便遭到了处决，元老院迫不得已表示同意。此事被称作“四大前任执政官事件”，许多元老永远都没有原谅这位新皇帝，然而几乎人人都惧怕他。至于阿提亚努斯，哈德良把他提升为元老院成员，那也就意味着他不能再做禁卫军长官了，因为这个职位是留给罗马骑士的。

尽管哈德良热爱哲学、艺术和占星术，但是他残忍、暴虐，而且不惧杀戮。不过，他也是一名政治家，知道该如何改善人际关系。在罗马，哈德良向平民发放现金，烧毁拖欠税款的记录，举办隆重的角斗比赛，并启动了大型的建筑工程。

可是，哈德良并不相信宪政。爱德华·吉本曾对他做过一番准确的总结：“他有时是出色的元首，有时是可笑的诡辩家，有时又是猜忌的暴君。”[371]

和平与建设

很少有皇帝在登基时像哈德良那样充满自信和远见。他渴望做一位变革型领袖，甚至把自己视为第二个奥古斯都——就算一开始不是，最终也会成真。实际上，后来他更喜欢自称哈德良·奥古斯都，而非使用全名常胜将军恺撒·图拉真努斯·哈德里亚努斯·奥古斯都。他认为自己是帝国的第二位奠基者。

实际上，他是第二个提比略。通过取消图拉真的扩张政策，他基本恢复了提比略的防御性战略。我们无法说哈德良更加人道，因为他跟提比略一样，没有避免跟元老院的争执，也从未掩饰自己的暴政。

在执政初期，哈德良面临着东部和西部的叛乱，达契亚、多瑙河流域、毛里塔尼亚（今摩洛哥）以及不列颠纷纷陷入暴动之中。作为回应，他让士兵们坚守一些地方，离开另外一些地方。图拉真对帕提亚帝国的征服只剩下少数领土，因此哈德良便下令立即从当地撤军，并跟帕提亚国王签订和平协议。而且，他还放弃了达契亚的东部地区。为了防止外敌入侵，他甚至命人前往多瑙河，拆除了图拉真那座大桥的上层结构。

割舍领土的做法显然不符合罗马人的作风，许多元老都表示强烈反对。因此，“四大前任执政官事件”背后的真正原因可能并非阴谋，而是新政策引发的分歧。不过，哈德良坚持如此。根据他的判断，在图拉真的数次扩张战争以后，帝国已经耗尽了元气。而且，他似乎意识到了休养生息有利于提高军事、经济和社会道德水平。

虽然有人抗议，但是罗马精英阶层的大部分成员应该都赞同哈德良。为征服新领土而打仗的动机已经不复存在了。事实上，人们的战争热情正在逐渐消退，因为统治者总是提防乃至处决获胜的将领，而军事经验也不再是担任高官或成为元老的必要条件。有一位同时期的作家曾写道：“在我所处的年代里，哈德良皇帝……对待神明的态度非常虔敬，而且为臣民的幸福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从未主动挑起过战争。”[372]这番话可能代表了许多人的观点。

在图拉真看来，罗马是一个超级大国，因此它必须表现出超级大国的样子。而在哈德良眼中，罗马是一个联合体（相较于今天的美国、俄罗斯或中国，它更像是欧盟）。哈德良希望建设一个新帝国，让行省的精英阶层平等参与政府事务。为了赢得他们的忠诚，哈德良放宽了获取罗马公民身份的条件，将其授予市政会成员，以前这是只有地方行政长官才能享受的福利。

哈德良认为，帝国各地的精英阶层应该在西部说拉丁语，在东部说希腊语。但是，来自其他民族的精英阶层呢？阿拉伯人、凯尔特人、达契亚人、埃及人、日耳曼人、犹太人、毛里塔尼亚人、努米底亚人、腓尼基人、叙利亚人等，他们该怎么办？他们必须融入拉丁语或希腊语群体，否则就会遭到淘汰。实际上，哈德良曾对他们说：“你们没有自由的权利，只能做罗马人或希腊人。”希腊语是帝国东部的主要语言，它的发音在“小希腊人”哈德良听来就像乐曲一样优美，因此他决定尽力推广这种语言。

在统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哈德良都把精力集中于帝国东部。这不仅反映了他的个人喜好，而且也跟现实情况密切相关。罗马拥有军事力量和政治组织，但是东部拥有人力、财富、城市、文化以及深刻的思想和宗教。意大利之外的西部比较落后，几乎没有多少值得夸耀的大城市。最显著的例外就是迦太基，位于地中海对面的非洲北岸。迦太基在公元前146年的第三次布匿战争中被摧毁，后来奥古斯都按照尤利乌斯·恺撒的计划将其重建为罗马殖民地。到了哈德良所处的时代，迦太基已经成为地中海以西的第二大城市。不过，帝国的城市中心还是在东部，而且在某些人眼中，这片地区代表着罗马的未来。哈德良对此深信不疑。

尤利乌斯·恺撒和马克·安东尼都曾试图将帝国的首都东迁，搬到亚历山大或特洛伊，而哈德良则把目光投向了雅典。他喜欢所有的希腊城市，但是他最爱雅典，他在此处停留的时间超过希腊的其他任何地方。他受邀参加了所谓的“秘仪”[8]，那是这座城市最庄严、最排外的秘密宗教仪式，为人们提供了死后重生的希望。

哈德良大力建设雅典，自从五百多年前的伯里克利黄金时代以来，雅典便再也没有呈现出如此繁荣的景象。他掀起了一股建筑热潮，使雅典成为一个新泛希腊同盟的中心。今天，前往雅典的游客依然能看到哈德良留下的建筑遗迹，比如一座图书馆的断壁残垣；一片蓄水池——现在是公共广场，但当初属于一套崭新的供水系统；宙斯神庙的巨型立柱，那曾经是希腊最大的神庙；还有宏伟的大理石拱门，通往被称作“哈德良之城”的新城区。不过，雅典仅仅是哈德良建筑工程的一小部分而已。

一座神殿与一片庄园

今天，哈德良作为地名也许比作为一个人名更加令人瞩目。英格兰有哈德良长墙，意大利有哈德良庄园，而这些只是人们最熟悉的例子。罗马城有哈德良陵墓，也被称作圣天使堡。在哈德良主持的建筑工程中，还有一些并未冠以他的名字，比如曾经矗立在罗马的维纳斯-罗马神庙，那是业余建筑师哈德良亲自设计的作品。图拉真的高级建筑师阿波罗多洛斯对此嗤之以鼻，还在书中批评过这座神庙。哈德良非常生气，以至于在阿波罗多洛斯死后不久，有传言说是皇帝下令处决了他[373]。不过，前面提到的陵墓和神庙都不是哈德良最重要的建筑。

奥古斯都曾经在战神广场烙上了自己的印记[9]，此地位于老城区和台伯河的转弯处之间，哈德良通过改变这里的面貌，强调了他是新时代的奥古斯都。他重建了一座颇为重要却遭到摧毁的建筑——万神殿，它最初是由奥古斯都的得力助手阿格里帕建造的。结果，哈德良不仅留下了保存最为完好的古典时代的大型建筑，而且成就了世界上最优美的建筑之一。当游客站在万神殿里向上看时，他们会意识到穹顶是罗马赠予人类文明的宝贵礼物。

万神殿展示了巧妙的设计理念和完美的建筑工艺，还展示了皇帝的巨额财富，因为如此壮丽而持久的结构肯定造价不菲。万神殿的整体构思应该归功于哈德良，不过他的设计水平太业余，无法制订详细的方案。我们不知道建筑师的名字，但无论是谁，他都成功地利用砖块、大理石和混凝土表现了帝国的统一。圆形大厅代表着“圆形大地”，那是罗马人对世界的称呼。大理石地板的方格和镶板装饰的天花板令人想起罗马军营或城镇布局的常见模式。穹顶象征着朱庇特统治的天国，就像罗马皇帝统治帝国一样。这个穹顶堪称建筑技术的奇迹，底部厚度可达7米，顶部厚度仅为0。6米。凭借约43米的直径，万神殿的穹顶在一千三百年间都是世界上最宽的拱顶，直到1436年佛罗伦萨大教堂建成为止，而后者的穹顶宽度至19世纪末才被超越。

哈德良没有在万神殿留下自己的名字，只是刻上了“卢基乌斯之子阿格里帕在其第三届执政官任期内所建”。他将此杰作的诞生归于这位令人敬仰的开国元勋，以展现自己的谦逊。

不过，哈德良确实把自己的名字赋予了哈德良波利斯，即哈德良城，它建在一座早期村庄的旧址上（今土耳其埃迪尔内）。帝国有八处叫哈德良城的地方[374]，此乃其中之一，也是现在唯一还能看出皇帝名字的地方（“埃迪尔内”源于“哈德良波利斯”）。它位于土耳其的欧洲部分，靠近保加利亚和希腊边境，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从君士坦丁时代到20世纪，这里发生过不少于十六场重大战役，其中包括公元378年罗马帝国遭遇的毁灭性惨败。后来的军事历史学家约翰·基根曾称之为“地球上争端最多的地方”[375]。有这样一座城市叫哈德良波利斯，身为军人兼政客的哈德良可能会觉得无上光荣。

法律也是哈德良的“建设项目”之一。他亲自授权，让一位杰出的年轻法学家来编纂执政官法令，那是一年颁布一次的罗马法基本原则。尽管理论上，新任执政官每年都可以重新修订法令，但实际上，大多数执政官都选择了继承传统，很少作出改变。然而，随着时间流逝，互相矛盾的条款逐渐增加。在哈德良的主导下，所有法令经过删减整合，汇集成一部清晰合理的法典，后来被称作“永久敕令”，标志着罗马乃至法律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

不过，法律无法像建筑那样激发哈德良的兴趣。提比略和尼禄都有自己享乐的宫殿，而哈德良则超越了他们。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哈德良庄园其实是一片皇室聚居地，类似于凡尔赛宫。这片“庄园”包括三十栋大型建筑，占地120多公顷，面积为庞贝古城的两倍，位于提布尔（今蒂沃利）的一个草木繁茂的山谷中，距离罗马约30千米，骑马需要三个小时。

提布尔的建筑工程很可能开始于哈德良登基之初，并贯穿了他的整个执政时期。从各地运来的材料强调了帝国的多样性和罗马的力量，庭院内充斥着艺术作品、雕塑、花园、水池、灌溉渠和喷泉。哈德良亲自设计了一部分结构，这里不仅有他心爱的“南瓜”[376]，即穹顶，还有首次在建筑上得到应用的反向曲线，也就是凹面墙和凸面墙的交替出现。此地的总体规划精巧细致，就像哈德良本人一样复杂而独特。其他罗马皇帝从未创造过如此奇妙的地方，艺术与自然完美融合，为后世提供了无穷的灵感。这片庄园还象征着哈德良重视的帝国精英阶层，建筑采用了鲜明的罗马风格，但是到处都有希腊艺术，而且埃及主题也非常突出，因为埃及在哈德良的人生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众多奴隶维持着庄园的运转，罗马的官员和军人出入于此，络绎不绝。

这片庄园可谓一应俱全，除了宫殿之外，还有用餐的亭子、图书馆、浴场、神庙、剧院乃至竞技场，冬天有加热供暖的特殊建筑，夏天有面朝北边的凉爽房间。这里是哈德良的休养之处，是他打动并招待客人的地方，也是他逃避现实的世外桃源。

提布尔相当于哈德良的梦幻岛[10]。它就像另一个罗马，没有元老院和人民，将哈德良喜爱的军事基地和一座希腊城市结合起来。在这里，他可以统治罗马，却无须进入首都；他可以随意漫步，却不必离开家园。在这里，哈德良始终是一名“逃离者”。

哈德良的巡游

自奥古斯都去世以来，没有任何罗马皇帝像哈德良这样频繁地游历行省，而且最终，他走过的领土面积也超越了奥古斯都。哈德良统治帝国长达二十二年，成为自提比略以来在位最久的皇帝。他把执政的一半时间都花在了路上。在四十四岁到五十五岁的盛年时期，即公元120—131年，他很少待在罗马。公元121—125年，他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巡游，走遍了罗马西北部的众多行省，接着转向东边的希腊和小亚细亚。几年后，从公元128年开始，他陆续视察了西西里岛、北非、埃及和地中海以东的其他地区，尤其是希腊。随后，他又前往犹太处理紧急事务。

哈德良的巡游并非出于野心，而是源自对彻底改造帝国的渴望。况且，这也是一种逃离罗马的方式，否则他只能面对无法满足的元老院和人民。

哈德良的随行人员包括皇室秘书、官员、逢迎者、仆人、他的妻子及其侍从，他们代表了第二个罗马，就像是移动的政府，堪称古代世界的“空军一号”[11]。当他率领队伍浩浩****地行进时，场面肯定极为壮观，但是并非每个人都会被吓退。有一位老妇人曾经在路上阻拦哈德良，试图递给他一份诉状[377]。皇帝表示自己没有时间，而她则说，既然如此，他就不该做皇帝。于是，他便给这位老妇人举行了一场庭审。

无论走到哪儿，哈德良都会拜访当地一处罗马的军事基地。他的不扩张政策要求军队保持高度戒备状态，有一位古代作家评论道：“尽管他更渴望和平，而非战争，但是他让士兵们不断操练，仿佛战争迫在眉睫。”[378]况且，哈德良热爱军队。

哈德良是一名向往军营的男子汉。例如，他曾前往北非的一个军团驻地，观看了一系列军事演习，随后向集合的部队宣布：“我的副将凯图利努斯（指昆图斯·法比乌斯·凯图利努斯，该军团的指挥官）是一位高贵的军人，作为他麾下的士兵，你们充分展现了他的英勇气概。”[379]还有一次，哈德良用赞许的目光看着自己的骑兵卫队全副武装地游过多瑙河[380]。

公元121年，在罗马稍作停留之后，哈德良便直奔北边的日耳曼尼亚，面对冰冷刺骨的寒冬，他表现得若无其事。皇后萨宾娜以及一些重要人员与他同行，其中包括禁卫军长官和首席秘书官。今天，这位秘书更知名的身份是作家，他就是苏维托尼乌斯，即《罗马十二帝王传》的作者。苏维托尼乌斯能够接触到皇室档案，从而获取极为丰富的资料。他的著作内容始于公元前100年的尤利乌斯·恺撒，终于公元98年的图密善之死。年代较近的事件太过敏感，为了避免风险，他没有写入书中。

这就是著名的罗马界墙（limes，拉丁语）的雏形。在公元2世纪，界墙达到巅峰状态，跨越近5000千米，从不列颠北部一直延伸到红海。它包括城墙、塔楼、堡垒、壕沟和道路，但是并没有形成体系。如果说界墙代表着固定的边防，那么它也见证了罗马权力的极限。

在日耳曼尼亚和其他地方，界墙充当的是边防关卡，而非抵御外敌入侵的障碍物。它的主要作用在于象征意义。界墙展示了帝国开始和结束的地方，也表明了罗马已经停止扩张。

我们可以举一个恰当的例子。在告别日耳曼尼亚之后，哈德良前往下一站，建造了他执政期间最著名的一部分界墙：位于不列颠的哈德良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