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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之所指的三个层面（第1页）

四、“心”之所指的三个层面

小说中文题目翻译为《心》，日文读作kokoro，在英译版本中多取发音直接译为Kokoro。这里的“心”，首先指向人性中自私的一面，即“私心”。

患有肾病的父亲对于“我”的大学毕业有着非同常人的喜悦，由此可见明治时期大学生的价值，在传统的老一辈人的眼里是多么可贵。然而，“先生”在评价自己和K时，几处强调他们在崇高的情感下隐藏着的“卑鄙”。

本来K的养父家是打算让他到东京学医的，但固执的他却抱定不当医生的决心来到东京。我责问他：“这不就等于欺骗你养父养母吗？”他坚定地回答：“是的。为了求道，这样做也无所谓。”当时他所说的“道”，恐怕连他自己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当然更不用说我了。然而，对于年轻的我们来说，这个晦涩的词语却显得无比神圣。尽管不明白它的意思，可是我们内心却被一种崇高感所占据，向着它勇往直前。当然，我们无法意识到这种热情之中隐藏着卑鄙。我支持K的观点。

以上文字可以看出，无论是当初的单纯善良，还是后来的卑鄙，“先生”和K其实骨子里是一类人。K聪明、要强，他有勇气来求道，尽管这是对养父母的不孝；“先生”在遇到自己喜欢的女人时，从热心帮助朋友的人变成使用阴谋隐瞒K达到自己目的的卑鄙之人。作家在后面章节则开始一直强调“先生”的卑鄙之处。在K还未向“先生”倾诉心声之前，“先生”已经开始怀疑K，“我暗自后悔自己多疑，并在心里向K道歉。一边道歉，一边觉得自己是个卑鄙之人，顿时对自己充满了厌恶”。在那之后，“先生”变本加厉，为了打消K的念头，竟然使用撒手锏，向他抛出“精神上缺乏进取心的人就是笨蛋”，意图以K曾经追求的求道的信念为由阻止K的下一步行动。“先生”在此时，已经清清楚楚地意识到“我说这句话完全是出于自私的心理”。其实，“先生”最初在描述自己的叔叔因为侵吞财产的私心而撮合自己与堂妹的婚姻时，就是用“卑鄙”来形容叔叔的：

叔叔非要把女儿嫁给我，其实是他设下的计谋。他向我提亲，根本不是为了两家交好，而是出于卑鄙的利欲之心。

现在，“先生”反而变成了自己曾经最憎恨、最厌恶的人的样子，这样的自己，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接受的。作为明治时期的大学生的一员，“先生”已经是知识分子、时代精英，然而，最终私心战胜了一切。

但我毕竟受过教育，多少还有些良心，如果这时有人走到我身边，对我耳语一声“你真卑鄙”，那么我也许会在这一瞬间突然醒悟过来。如果这个人就是K，那么我一定会在他面前羞愧得满脸通红。然而，K并不会斥责我，因为他太诚实、太单纯、太善良了。而鬼迷心窍的我，不但没有对他的品质表示敬意，反而想利用这一弱点来击倒他。

因此，“心”的第二种指向，如上文中的“鬼迷心窍”，代表了人们内心的恶魔，即“心魔”。这里的“心魔”是从“先生”起初的妄想、多疑、嫉妒开始，到后面的背叛，这与夏目漱石由于成长经历所患的被害妄想症不无关系。特别是多疑的性格，从“先生”与叔叔的关系之间就已经显现出来。“先生”在第三次回到故乡之后，“这次回来一看，叔叔的态度却变了。他没有再像往常那样亲切地把我抱在怀里”。他感到哪里都不对劲，“不仅叔叔变了，婶婶、堂妹也变了，就连叔叔家的儿子也变了”。从那以后，“先生”的多疑便一发不可收。在与K同住后，“先生”在回家时听到K的房间里传来小姐的说话声，就开始猜忌两人的关系，对夫人为何单独留他们二人在房间里感到怀疑，对小姐那时对自己的笑，竟然感到“我最讨厌女人在这种时候笑了”。一星期后，又碰见K与小姐在聊天，之后“我对K的嫉妒心已经开始萌芽了”。对于悬崖勒马还来得及拯救的“先生”，“心魔”像是催化剂，最终引发了二人的毁灭。

最后，谈及“心”的第三种指向，首先要了解夏目漱石“自我本位”的思想。夏目漱石在《心》发表三个月后（1914年11月25日）在学习院的演讲《我的个人主义》中谈到，自己抱着从大学学习英文开始产生的疑惑，到松山、熊本教书，最后来到英国留学：

此时我开始思考文学到底是什么样的。我领悟到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从根本上阐述它的概念，其他别无他法。迄今为止都是他人本位，像无根的浮萍漂浮在那里，这样终究是不行的。我这里所说的他人本位，是指把自己的酒让他人品尝，然后请人评判，就算说得不在理也一味地听从。

在演讲中，他谈到日本人作为日本国民的一分子应该是独立的存在，而不是“英国人的奴婢”，这是日本国民至少应拥有的共识。在自己研究的英国文学方面，无可避免地会遇到与英国评论家意见相左的时候，两国的风俗、人情、习惯以及根本上的国民性格，皆是原因所在。文学与科学不同，受到一国赞赏的作品不一定会受到另一个国家人民的喜欢。他为了守住文艺阵地，甚至要开拓新的领域，开始阅读与文学无关的书籍，因此确立了“自我本位”为自己的信条，沉浸于哲学思索。

手握“自我本位”这四个大字，我迸发出了不惧他者的气概。为至今茫然自失的我指明现在的处境，以及今后的道路的，正是“自我本位”这四个大字。

如这次演讲《我的个人主义》中所谈，自我本位成为夏目漱石思想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这来源于夏目漱石在大学学习英文以及英国留学时期，在从事文学研究的时候遇到的困惑。经过一年的留学生活之后，他认识到，文学是有个性和独立性的，不能遵循统一规律或者法则，更不能一味地盲从西洋理论。因此，他首先树立了文学方面的本位立场，想通这个问题后，自信心油然而生，从而感到无比安心与畅快。

夏目漱石在树立了这样的观念之后，又从职业的角度，来解析自我本位的重要性与独一性。1911年8月在明石的演讲《爱好与职业》中他谈到，一般的职业都是他人本位，即是由他人的需求而决定的。只有一类人群，即文学家、艺术家以及科学家是一定要脱离他人本位主义的。要么在书房里冥思苦想，要么在实验室里从早到晚闷头做实验，这样的工作性质是与普罗大众的生活相隔很远的。甚至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类职业能像这样以自我为中心。再进一步讲，这样的职业正需要他们必须以自“我”满足为中心，才能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上所述，以科学家、哲学家或者艺术家为职业是否是优秀的群体暂且不知，但可以明确地说他们脱离自我本位的话就无法成功。因为这类群体如果是为别人而存在的话，将会失去自我。特别是艺术家，没了自我的艺术家就如同脱了壳的金蝉，对世间毫无用处。如果不是创造能让自己满足的作品，而是一味地迎合他人，作品中将会失去自我的灵魂，一切都像借来之物，令灵魂失去栖息之地。我虽称不上是艺术家，但是在文学上小有创作，把自己归入这类群体应该也不碍事吧。并且我是靠写东西营生的，简略来讲我是以文学为职业的。我选择文学作为职业，与其说这是为了别人而舍弃自我，得到世间认同的结果，不如说这是我为了自己所得到的结果，也就是说，这是我的艺术之心自然发展的结果。我的创作偶然满足了别人的需要，对了别人的胃口，还得到了物质报酬的回馈。如果这是上天让你屈己从人，完全为他人所从事的职业的话，那我一定会放弃文学。幸运的是，直至今日，以自我为本位的喜好与批判，碰巧也受到了大家的喜欢，我的作品被中意我作品的人阅读，我也从喜欢我作品的人那里得到了物质的回报。无论怎么看这都是偶然的结果。如果某天这种偶然不存在的话，那到底要以哪方为本位呢？我还是认为要以自我为本位，如果不这样的话，我的创作就不能称之为创作。我想不只是我，哪位艺术家都会这样认为。

显而易见，夏目漱石首先在文学层面，拥有自我本位的强烈意识。接下来谈到国家层面的自我本位，这与日本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存在必然的联系。夏目漱石同样于1911年8月在和歌山的一次演讲《现代日本的开化》中，辩证地思考了日本在近代文明开化中所遇到的问题。

西洋的开化（即一般的开化）是内发性的，而日本现代的开化是外发性的。这里所说的内发性是指从内部自然地向外发展的意思，正如开花一样，花蕾会自然地绽放，花瓣向外。外发性是指从外部强加的一种力量，去采取强迫的形式。再用一句话说明的话，西洋的开化如行云流水般自然，而维新以后与外国发生关系之后的日本的开化却与其截然不同。

夏目漱石认为，无论哪个国家，受到邻国影响都是很自然的事，但回顾日本历史，尽管受到中国这样大国的影响，但总体来说还算是内发性的、自然而然地进化来的。如今突然受到西洋文化的刺激，日本的文明开化突然变得曲折。“迄今为止都是从内部自然发展过来的日本，突然失去了自我本位的能力，被外部力量强行介入。”并且这并不是长久之计，长此以往，日本将会失去日本的自主性。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通过殖产兴业，加速了资本的累积。通过文明开化，学习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等，效仿西方国家，背离以儒学为本的封建教育理念。而且通过富国强兵，使日本日后逐渐走上对外侵略的道路。特别是经过日俄战争，财政疲惫，赤字增加，通货膨胀，失去对人民的信用。明治维新使日本从落后的封建主义进入到资本主义阶段，摆脱了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危机，但却使日本走上了侵略其他国家的道路。夏目漱石正是在如此背景下写就《心》，其伟大之处就是戳中了日本近代文明开化的痛点。他在这次演讲的末尾明确地表明，对日本的将来感到悲观，希望日本不要“患上神经衰弱的毛病，能够从自身内部自然而然地产生变化”。夏目漱石自幼熟读汉文典籍，同时有英国留学的经历，当他徘徊在伦敦街头，使自己重新认识自己作为东方人的自觉和对日本明治时期文明开化的内省。面对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一味的西洋崇拜，他既赞同西方的民主、自由等观念，又坚持东方的自我本位。

在文学层面、国家层面需要坚持“自我本位”，然而在个人层面的“自我本位”却会带来消极的结果，甚至导致人性中“恶”的一面全面爆发。夏目漱石于同一时期的1911年8月在大阪的演讲《文艺与道德》中曾这样提到：“以前的道德，就是指维新前的道德，即德川时代的道德。”这种道德完全以理想作为基准来规范人们的言行，世人都为此而努力，如果不遵从的话将会以死谢罪。“维新后的道德”则是人们以自我和事实为基础成立的道德，也就是“自我本位”的道德。无独有偶，与夏目漱石同时期的日本近代著名自然主义作家田山花袋在1913年10月1日发表在《太阳》杂志上的《社会与自己》一文中也谈到“社会与自己的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人们时常变成社会本位，时常变成自我本位。但是，社会与自己的关系永远是不可分离的”。自己与社会孰轻孰重是个很矛盾的问题。从社会当中找寻自己，还是从自身去发现社会，在明治时期的思潮中，当然盛行的是后者。无论一些事或人是否与自己相关，人们只会考虑自我的满足。夏目漱石还强调，自己生于明治的前一年，与当今的年轻人不同，并未完全受西化教育，因此自己拥有“海陆两栖动物”一样的属性。我们不仅可以通过小说丰富的心理描写读出“先生”为了实现个人私欲的心理变化过程和“私心”“心魔”导致的极端自私的行为，还可以体会到像作者夏目漱石心中对于“西洋与东洋”的纠葛那样，明治时期的知识分子在自我与他人、私利与无私、罪恶与救赎、近代与传统之间受到的内心的煎熬与折磨。因此，“心”的第三个层面，最终指向的是从“自我本位”的意识回归“初心”。小说中展现了主人公“先生”人性中利己、自私的“恶”的一面，但他最终通过自杀赎罪的方式来回归人性应有的“初心”，即日本明治维新之前理想的、传统的一面。可以看出，夏目漱石对明治社会崇尚“自我”与“利己”的精神持批判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