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利己主义者的人性观察
夏目漱石被称为文明批评或社会批评作家,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对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社会出现的诸种现象,连同在这社会转型期中人性的诸种表现,进行了冷彻的观察和细致入微的讽喻式的批评。这部小说中对人性的刻画真实且饱满,对人物内心的剖析丰富到位,每每给人带来深刻的人生启示。
小说分成上、中、下三个部分,上篇是“先生和我”。这一部分讲述“我”在镰仓海边与“先生”相识,从此成为了他的“追随者”。“先生”一开始对“我”冷淡的态度,以及“脸上偶尔会掠过一片古怪的阴影”,甚至“先生”自己说“我是个孤独的人”等等,营造了一种悬疑感,让人不由得思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才使“先生”变得如此孤僻。之后,对“先生”的描写更加丰满起来,“先生”有厌世情绪,“先生”不相信所有的人,形成这样的人生观的原因,作者通过“先生”的自白揭露了出来,为之后的章节埋下了伏笔,也使读者确认了自己的推测。“这些隐藏其中的事实,并非与他自己无关的别人的事,而是他自己痛切地体验过的,曾令他热血沸腾、脉搏停止的亲身经历”。在“先生”知道“我”父亲病重的消息后,一向淡泊的他却提醒“我”把财产问题处理妥当,与“先生”目前的人设完全不符,因此这又引起了读者对“先生”经历的臆测。之后“先生”终于自白,“我被人欺骗过,而且是被有血缘关系的亲戚欺骗的。我绝不会忘记。他们在我父亲面前装得像好人似的,可是等我父亲一死,他们就立刻变成了不可饶恕的不义之徒”。小说进行到此处,其实已经将“先生”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个变故,“先生”“不仅憎恨他们,而且还憎恨他们所代表的‘人类’”的原因交代完毕。但这并不是全部,“先生”答应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将自己离奇的经历告诉“我”。
小说的中篇“父母和我”,看似和作品的主题、主线没有直接联系。然而,在父亲病危救治忙乱的时刻,“我”突然收到失联已久的“先生”的来信。“我”中间两次打开,却只看了开头第一页和结尾,得知“先生”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却因父亲的紧急情况自顾不暇,用“我”无法看完整封信的焦躁情绪,营造出作品的紧张气氛。直至“我”“毫不犹豫跳上了开往东京的火车”,才第三次打开信件,引出下篇的内容。父亲病危的紧急与“先生”来信时“我”的震惊,两件事穿插交错。“我”的父亲与“先生”,在这里形成了明线与暗线。父亲与“先生”,“他们的地位、教养、性格都截然不同”,“先生”是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代表,“我”的父亲是拥有传统做派和想法的旧时代的家长,小说却在这里将他们联结起来。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崇尚“脱亚入欧”,当时的知识分子或年轻人与传统的儒家思想、伦理道德渐行渐远,“先生”与“我”的父亲在这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成为作者表现主题的一个衬托。
小说下篇“先生和遗书”,是整个事件的开端,也是全文最重要的中心、**部分。在前两章被吊足胃口的读者,终于可以在这个章节了解事情的原委。“先生”隐藏在高尚感下面的极端的利己主义,就是K自杀的直接导火索。首先,经历了被叔叔掠夺家产之后,他从一个“被害者”变成“加害者”。其次,他是一个嫉妒心极强的人,但却十分隐蔽。在K还未向自己坦露心迹之前,“先生”面对K已经产生了妄想、偏执、多疑、嫉妒的心理。在得知K确实对小姐心有所属之后,“先生”并没有开诚布公地告诉K自己对小姐的爱慕,而是独自焦躁、苦恼、心神不定,直到最后“私心”作祟,在语言和行动两方面对K进行了致命的打击。“先生”以K在事业上“求道”所应具有的“信念”为武器,阻止了他的情感进程,接下来的卑鄙行径自不必说,他完全背离了友情、道义。最后,在不择手段达到目的,“害死”K之后,他担心的依然是自己的卑鄙行径是否被小姐和夫人所知,如此种种,人性的丑恶在“先生”身上表露无遗。
与之相对,K是个做事精进、要强的人,尽管有过神经衰弱的时候,但后来自从对小姐产生爱慕之情后,K变得“从容”,有“安心感”。他是如此坚定,又是那么高傲。K尽管最后自杀,但还保留了他的“崇高感”,并未在遗书中揭发或者痛斥“先生”,直到死都保留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尊严,同时也证实了他的善良与单纯。
K的死亡,彻底摧毁了“先生”为人的信念,愧疚、厌世、孤独、负罪感导致他想要了结自己。明治天皇的逝世,使日本全国人民深感不安,甚至害怕日本是否从此要走向下坡路。乃木将军在35年间一直等待赴死的机会,使得一直苟活在孤独与绝望中,寻找机会赴死的“先生”很自然地将自己视同于乃木将军。因此,明治天皇的驾崩和乃木将军夫妻的殉死,正是给了“先生”一个自杀的机会和正当理由。“先生”的自裁即向世人昭告自己选择回归传统,对自己抢夺了朋友爱人这种做法,无法接受与原谅。尽管“苟活”了很多年,但内心在不时地折磨自己,导致妻子在婚姻中的幸福感也大打折扣。这里的“先生”还没有完全融入近代,骨子里依然相信、坚持、向往人性中的道义与道德,因此最后的结局也是必然的,也符合作家的价值观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