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卡尔不死
安·杜鲁扬
卡尔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面对可怕的未知时仍能保持乐观的精神。以他的这种独特精神,卡尔写完了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完成了本书。这本书充满他惊人的才华,满满的仁爱之心。超越不同学术的藩篱,他完成了这本令人惊叹的原创作品。
死神逼近
在写完本书数周后,12月初,他坐在餐桌上,面对他最喜爱的餐点时,脸上出现了令人不解的面容。他没有食欲。我们家中,有我们自己起名叫作“wodar”的警觉性习惯,就是当一切都很顺利时,我们会不知不觉地寻找在酝酿中的厄运。生活在死荫幽谷中的两年里,我们的“wodar”始终维持在最高的警觉状态。在那使人失去希望,重获希望,又失去,又重获的云霄飞车上,卡尔身体状况的每次改变都会使我们的“wodar”警钟大鸣。
我们两人互相看了一眼。我立刻想出了一套往好的方面去想的说辞,以解释为什么他食欲不振。一如往常,我总是说他的食欲和他的身体状况没有什么关联。我说,这只是偶尔的食欲不振,很快就会过去,一般正常人甚至都不会注意到。卡尔勉强地笑了一下说:“可能吧。”从那时候起,他就逼自己吃东西,但是,他的精力明显地在走下坡路。即使如此,在那星期结束时,他还是坚持着要去旧金山发表两个已预定好的演讲。在第二个演讲结束后,一回到我们下榻的旅馆,他整个人就垮了。我们立刻打电话去西雅图。
医生要我们立刻回哈金。我害怕告诉我们的小女儿莎拉及小儿子山姆,说我们明天不能回家了,我们又要去西雅图了。这是第四次了。对我们来说,西雅图已经变成“恐怖”的代名词。孩子们一听到这个消息,都吓呆了。我们怎能说服他们,不要怕,这次去西雅图就和前面3次一样,最多待个半年就可以回家了,还是告知他们像莎拉立刻怀疑的,这次情况可能更严重?再一次地,我鼓起精神,念出啦啦队队长的魔咒:爸爸想活下去的。他是我见过的人中最勇敢、最坚强的硬汉。那里的医生是全世界最好的……光明节的庆祝要延一下。一旦爸爸的身体好一点的时候……
次日,我们立刻赶去西雅图。照完X光后,医生发现卡尔得了一种不知名的肺炎。一次又一次地检查,都找不到病源细菌是什么,不是细菌,不是病毒,也不是真菌。他罹患肺炎可能是由于一种滞后的反应。半年前为了准备骨髓移植,他接受了致命量的强力X光照射,这削弱了他的体质,最后变成肺炎。医生用了大量的类固醇来治疗,可是只是使他受更多的苦,仍然没能治愈他的肺炎。医生要我做最坏的打算。当时,我在医院的走廊上,看到许多熟人脸上的表情全都迥异于以往,他们不是投以同情的眼神,就是低头走过,不敢正视我的眼睛。是时候把孩子们叫来西岸了。
探求真理,至死不渝
当卡尔看到莎拉的时候,他的病情似乎奇迹似的变好了。“你真美!你真美!莎莎!”他如此呼喊,“你不但美,而且美极了!”他告诉她,如果这次他能痊愈,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她来看他,给他带来了力量。在接下来的几小时里,从监测他健康情形的医疗仪器上可以看出他的身体状况在好转。我希望它能直线上升。可是在我的脑中,可以感觉得到,医生并没有我的这种乐观的想法。他们看得出,这种临时的好转,是他们称为“印第安之夏”(Indiansummer)的“回光返照”现象,是临死前身体面对死亡的最后挣扎。
“现在是在等死了。”卡尔很平静地说道,“我正步向死亡。”“没这回事。”我抗议,“你这次一定可以战胜死亡的,就和你以前看不到希望时,仍能战胜它一样。”他看着我,以一种我看过了不知多少次的眼神看着我。我们在20年的合作写作中,在彼此疯狂的相爱中,为了不同的意见争执了不知多少次。每次争执,他就是用同样的眼神看着我,用一种带着善意的幽默又有点不相信的眼神,他苦笑着对我说:“好吧,我们看看这次究竟是谁对,谁错。”
5岁的山姆进来看他的父亲最后一眼。虽然卡尔已经呼吸困难,但他还是尽力放稳情绪,以免吓到他的小儿子。“我爱你,山姆。”这就是他尽力挣扎后说出的话。“我也爱你,爸。”山姆极为严肃地说道。
和许多信奉正统基督教人士的幻想相反,卡尔走向死亡时并没有要求信教。在最后一秒钟,他也没有用死后可以复生的想法求得心理上的安适。对卡尔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探求真理,而不是寻找能使他感到舒适的假设,即使在濒临死亡的最后一刻,人们会谅解他的处境,原谅他改变主意。可是他仍不畏缩。当我们互相凝视时,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一起共度的美好时光即将永远地结束了。
一见钟情,十年定情
一切开始于1974年,纽约,诺拉·依弗隆(NoraEphron)家中的一次晚餐聚会。我记得,当时卡尔的衬衫袖子卷起,脸上带着令人炫目的笑容,看起来帅气极了。我们从棒球赛谈到资本主义。最令我兴奋的是,我让他大笑不已。可是卡尔已经结婚了,而我也有男友。我们开始在社交场合共同出现。我们4个人开始频繁接触,我们开始一起工作。有时,我会单独和卡尔一起工作。气氛极为安乐,富有**。可是双方都没有告诉对方心中的感觉。这是想都不能想的事。
1977年早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邀请卡尔组织一个小组,选择一张“唱片”的内容。这张唱片要放在旅行者1号及旅行者2号宇宙飞船上。这两艘宇宙飞船即将展开一次野心勃勃的探险,预计行经所有地球以外的行星,并观测这些行星及其卫星。探险完毕,这两艘宇宙飞船就以行星的重力加速远离太阳系。这是一个向可能存在于其他星球的外星人宣扬地球文化的机会。之前,卡尔和他的妻子琳达·萨尔茨曼(LindaSalzman)及一位天文学家弗兰克·德雷克(FrankDrake)曾在早期的先驱者10号(pioneer10)上钉了一块金属板,而这张唱片的内容远比这块金属板的丰富和复杂得多。那次也是一大突破,可是相比之下,那块金属板的大小只相当于一个汽车牌照。在旅行者1号及旅行者2号上的唱片,有55种不同的人类语言见面时打招呼的声音、鲸鱼的叫声、115张地球上生活的图片,并录了长达90分钟的世界上各种不同文化的音乐。设计的工程师们估计这张镀了金的唱片的影音质量可以保存10亿年之久。
10亿年有多久?在10亿年中,世界各大洲都会漂移四散到我们认不出的地步。10亿年就是1000个百万年。1000个百万年前,世界上最复杂的生物还是细菌。在我们的核武器竞赛中,即使是短期的未来,也有不可预测的危机。因此,我们这些能在旅行者号工作的幸运者,在从事这项任务时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就如背负着诺亚方舟一样的使命,我们正在替人类的文化打造类似的方舟,它是唯一可以流传到超乎人类想象的遥远未来的人类文化遗迹。
在我大胆地寻找一首最值得放入唱片中的中国音乐的时候[1],我打电话给卡尔,并在他的录音机里留了个口信。当时,他正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桑(Tu)进行演讲,并住在当地旅馆。1小时后,我在纽约曼哈顿的公寓内的电话响了。我拿起听筒,一个声音说道:“我回到房间,听到一个信息说:‘安来过电话。’我就问自己:‘为什么10年前你不给我留言?’”
我虚张声势地开玩笑,用不经意的口吻说:“我本来就想告诉你这个的,卡尔。”接着,我比较正经地说,“你的意思是你要留住我,不放我走?”
“是的。留住你,不放你走。”卡尔温柔地说道,“我们结婚吧。”
“好。”我说。就在那一刻,我们彼此感觉就像发现了一个新的自然定律一样,充满惊喜。这就是“尤利卡”(eureka)[2],在发现一个伟大真理时那一瞬间的感觉。这是一个在往后20年中,不断地在不同场合下被证实和被再肯定的真理。可是这也是一种允诺,愿意为这段感情负起无限责任。一旦你被牵入这样美好的奇迹中,你能离开吗?那天是6月1日,从此以后就成了我们爱情中最神圣的日子。自那日起,如果我们中有谁做出不可理喻的行为,只要说声“6月1日”,通常就能换回不可理喻一方的理智。
稍早前,我问了卡尔,那些我们想象中的,10亿年以后的外星人能不能了解脑电波中的意识。卡尔说:“谁知道,10亿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这就是他的回答。“我希望这会发生,我们为什么不去试试看呢?”
于是,就在改变了我们一生的电话后的第二天,我走进了纽约市贝尔维尤医院(BellevueHospital)的一间实验室,身上被安上了电线。这些电线接通到一部计算机中,把我大脑及心脏传出的电信号变成声音。我有1小时的时间,进行一趟心智之旅,去传递我想要传递的信息。一开始,我想起地球及其支持的一切生命。接着,我竭尽所能去想些历史上的伟大思想,及人类社会的结构。然后,我想到我们文化对我们造成的危险。之后,我想起那些生活在暴力及穷困所造成的人间地狱中的人的惨状。最后,我想到的是,我自己坠入情网的个人感受。
最后的告别
现在,卡尔发着高烧。我一直吻他,并把我的脸颊贴在他那如火似的、未剃胡须的面颊上。他脸上的热度使我感到一种安慰。我要这样做,使他那充满活力的、真实的自我变成我身上不可磨灭的永恒记忆。我心中充满了矛盾,既希望他能继续为生命而战,又希望让他从这些维持他生命的机器所带来的两年痛苦中解脱。
我打电话给他的妹妹凯莉,她为了使卡尔摆脱死亡的噩运,付出许多。我打电话给他已成年的儿子,多瑞恩、杰勒米,及尼可拉斯,和他的孙儿东尼奥。就在几个星期前,我们全家才在位于伊萨卡城的家中共度感恩节。大家都认为这是我们一起度过的感恩节中最棒的一次。节后,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一股新的希望。在这次的聚会中,一种真实的亲密感觉,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现在,我把电话听筒放在卡尔的耳边,让他最后一次听到他们道别的声音。
我们的作家兼制片人朋友琳达·奥布斯特(LyndaObst)从洛杉矶匆匆赶来陪着我们。我和卡尔初遇,是在娜拉家中举行的晚餐聚会,那是令人难忘的夜晚,琳达也在那儿。她是目睹我和卡尔在私人和工作上的合作次数最多的人。她是《超时空接触》这部电影的原制片人,和我们密切合作了16年之久,不断推动计划,一直到正式出片为止。
琳达观察到我们之间一直火热不褪的爱情。这种爱情为我们周遭的人带来了一种“暴行”,使那些未如我们如此幸运,像我们一样能找到一个灵性伴侣者感到不幸。可是,琳达不但不因忌妒而埋怨我们之间的关系,还珍视我们的感情,仿佛一名数学家因发现了存在定理(第十章)一样地兴奋。她一直称呼我为“受天赐福的小姐”(MissBliss)。卡尔和我最珍惜与她在一起的时间,我们大笑,彻夜畅谈科学和哲学、杂事及流行时尚等,无所不谈。现在,这位跟我们一起在生活中翱翔的女士,在那令我眩晕的一天陪我挑选结婚礼服的女士,与我们同在,守候在我们身边,与卡尔诀别。
夜以继日地,莎拉和我轮流在卡尔的耳边低声地对他说话。莎拉对他说她如何地爱他,说了所有她可以想得到能纪念他、尊敬他的方法。“勇敢的人,奇迹似的生命。”我对他说了一遍又一遍,“你一生过得精彩极了。在骄傲和欢乐中,在我们的爱情中,我放你走了。不要害怕。6月1日。6月1日。留住我,不放我走……”
当我进行本书的校对工作,更改卡尔觉得有必要更改的地方时,他的儿子杰勒米正在楼上教导山姆每夜必有的计算机课。莎拉在房中复习功课。旅行者号宇宙飞船则带着一个小小的由音乐和爱心组成的世界,远离太阳系中最远处的行星,向星际空间的大洋航行。它们以每小时约6。4万千米的速度向星际航行,目的地不详,我们只能通过推测或想象来描绘它们的去向。
永远活着
我的身边围着一箱又一箱从世界各地寄来的信件,慰悼及吊唁卡尔的逝世。许多人说他们从卡尔那里得到新的启示。有些人说他们受到了卡尔的鼓舞,才开始接触科学,才知道为什么要反对迷信和宗教激进主义。这些想法带给我安慰,也激励着我,减少了我心中的伤痛。它们让我感觉到,不必诉诸超自然现象,卡尔也一样继续活着。
1997年2月14日
于纽约州伊萨卡城
[1]后来入选的是2000余年前的中国古曲《高山流水》。
[2]古希腊词语,词性为感叹词,意思是“我找到了!我发现了!”。据传,阿基米德在洗澡时发现浮力原理,高兴得来不及穿上裤子,跑到街上大喊:“Eureka(我找到了)!”后来尤利卡被用作重大发现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