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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

贺加贝的确忙，两摊子剧场要管理，要演出，还得操心万大莲，操心潘银莲。镇上柏树再一跑，没个搞文字的，更是成了大问题。好多包场，按单位或企业的要求，都要改串联词。有时还得即兴编些段子，以讨好人家领导和员工。为的是把演出费要得多些，付得快些。镇上柏树一溜，立马坏了菜。他到处挖抓人，也没个合适的。有名望的，不愿跟在他屁股后边溜。没名堂的，编出来的水词又使不得。直到这时，他才越发知道了镇上柏树的重要。

两个演出场地，倒是步步看好。不过经营压力也大，都有租赁、装修欠款。摊子大了，雇的人多了，蛇大窟窿也就粗。总是一种入不敷出的状态。但别人似乎不这么看，见天四个满场，觉得他是赚得盆满钵满了。有人就老飘风凉话，嫌演得多、发得少。就连贺火炬，最近情绪好像也有些不大对劲。有一天，他突然提出要买辆进口摩托车。并且说话口气，没有商量余地，好像是欠着他的。贺加贝没有给。他给贺火炬算了一笔演出收入和租赁、装修以及演职人员的工资账目。贺火炬也没表示认可，也没表示反对，只哼了一下鼻子就走了。那明显是不信任的一哼。这在他们兄弟之间还是少有的事。可他没有更多时间去解释。他需要给人解释的事太多。他想亲兄弟之间，也大可不必。

潘银莲自镇上柏树走时闹了那一场后，倒是平静下来了，并且对他是越发地好起来。演出时，但凡他从场上下来，她都会守在下场口，立马递上一杯温度十分适中的胖大海水。有时为了顾及万大莲，他会扭过头，坚持不喝。但潘银莲很执着，硬是要塞到他嘴里。他也就只好抿两口。抿完，他还要踅摸一下万大莲的表情，怕万大莲不高兴。可万大莲好像总是没看见似的无动于衷。潘银莲不仅递水，还要擦汗。贺加贝每每演出下来，都是一身臭汗。她会擦了上身，再把毛巾塞进裤腰里也擦一擦。有那爱撂杂嘴的，就喊叫：“再不敢往下擦了，小心把贺团的印把子擦掉了。”潘银莲害羞地一笑：“操你的闲心！”但她还是要在他腰腹上多擦几把，似乎有故意做给万大莲看的成分：这是我老公，我想擦哪儿擦哪儿！弄得贺加贝还挺难为情的，但又不好不让她擦。这女人也不是好惹的，惹急了，她再寻死觅活咋办？

万大莲始终像局外人一样，处在贺加贝与潘银莲之间，这让贺加贝很是不快。他多么希望万大莲把情感介入进来，甚至吃醋、发飙都行。可她没有。这样虽然保持了某种安宁，可又不是他想要的结果。他希望万大莲像当初爱那个死廖俊卿一样地把他爱起来。至于结果怎么处理，他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车到山前必有路。关键是得爱起来。他也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等待她爱起来。不过眼下，他还是觉得找一个替代镇上柏树的写手最当紧。

这是一个谁都能开几句玩笑的时代。就连讲几句荤段子，也以为是懂了诙谐和幽默。但却又实实在在是找不下一个好的喜剧编剧的时代。剧团现在也不大养这类人才，都“生死由之”，好多编剧就投奔影视而去了。那里挣钱多，也比写戏高档些：住的星级宾馆，还能在电视上露些头脸。真正的大编剧也不屑于给人写段子。贺加贝四处打听，找来找去，竟然有人推荐了一个卖葫芦头泡馍的“牙客”。

所谓牙客，在西京就是嘴特别能说的人。贺加贝开始也没把这人当回事，觉得有点开玩笑。写段子再低档，也不至于要让一个卖葫芦头的上。可推荐的人多了，他就去考察了一下。

“牙客”的葫芦头泡馍馆开在西门附近，也就四张桌子的铺面。夏天，会在马路道沿上，再趔趄着摆几桌。有时碗里的汤水，都能歪斜出来，就老有顾客急得偏起脑袋直吸溜。无论人多人少，都不影响“牙客布道”。“布道”，是附近一些来吃葫芦头泡馍的大学老师对他的嘲谑。说一年四季都听他在“磕闲牙”：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宗教哲学、文学艺术，没有他不涉及的。但也都经不起教授们推敲、细问，一问，他就要回操作间收拾猪肠子去了，还要撂一句：“没时间跟你们掸闲牙。”

贺加贝悄然坐在道沿最外边的一张桌子上。一坐，三条腿管事的凳子，把他还差点闪了个嘴啃泥。“牙客”立马就撂过一串顺口溜来：

那位客官对不起，

没吃嘴唇先抢地。

不是凳子腿不齐，

而是地面有问题。

我代政府赔个礼，

马路维修上议题。

治理懒政强管理，

别让人民嘴啃泥。

惹得内外吃客哄堂大笑起来。

贺加贝来时怕被人认出，还戴着一顶罐罐很深的黑礼帽。结果礼帽也被闪在了道沿上，他急忙抓起来，深深地扣在刮得白亮亮的脑袋上。旁边人似乎还没来得及认清他是谁。

没等贺加贝再坐稳，又有顾客喊：“苍蝇，老板！”只听“牙客”又是一段韵白：

那位先生把我喊，

苍蝇老板一锅粘。

苍蝇不是我家眷，

老板苍蝇两不沾。

我视苍蝇如寇仇，

苍蝇见我心胆寒。

轻易不敢来冒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