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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中国历史上的国防（第2页）

所谓府兵之“府”，与地方行政划开，专择战略要点设立，非边防冲要不需要用兵的地区，便根本不需要设立府兵。当时每府有一支军队，小则八百人，多则一千二百人。据统计：全国最高可能约八百府，共可得八十万军队，分配在各战略要点，实际已足够应用了。而国家则无需分文军饷。因府兵有田亩自给，中央只派几个教练官就农隙督教。及遇出征，某一府兵阵亡了，申报到政府，即由政府派人去其家唁慰，并致送抚恤金，赐予爵位。府兵都是有身家的，都知自爱，都能忠勇奋发，以此屡立奇功。将军在中央供职，无官有勋。作战时带兵赴敌，战事完了，兵归府，将回中央，亦绝没有军人干政之事。可见唐代武功和当时制度有关。

待到唐玄宗开疆拓土，一意向外扩张，府兵制度遂渐次破坏。旧例军队戍边，期满即调防回府。后因军事长期不辍，军队久驻边疆，不令回府，那府区也不认真，不另派人接防，此人只能永留不归，如是则使人视从军为畏途。同时出征军人，本都富有，上有父母，下有妻儿，遇从军出发，常携带许多绢帛私货随时自备私用。边将贪污，想法中饱，将府兵带来绢帛令其登记存库。名义上代为保藏，俟其需要用时领取。实则对有绢货人责令加倍作苦工，求其速死，以便没收其财产。这辈打仗或做苦工死的，边将也都不造具名册呈报中央，中央即无名册转到各府，军人家属犹在梦求征人平安归来。所谓“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如此积弊一多，府兵纷纷逃亡，大好制度因此瓦解。可知每一好制度，必须有一种良好精神来维持。若精神一衰，最好的制度也要崩溃的。

唐代自府兵后改变为“镇兵”，即藩镇自有之兵。当时中国边防，渐引用番将，所带镇兵，亦杂用大量胡卒，于是有“安史之乱”。乱平后，边防节度使依然存在，各将其辖下所有壮丁尽量编成军队，每一节度使都蓄有精兵八万十万以上D再就其中挑选一万或几千人为卫兵，常驻衙内，称为衙门兵。更于卫兵中挑出二三百最精锐部队，收为养子。如是递分等级，层层统制。衙门里每日宰牛杀羊，犒劳士卒。军队马鞍旗帜均用锦制绣花，更有加以金银嵌饰的，远望如云锦霞彩，光耀夺目。地方的全部经费都耗在养兵上。节度使间又互通姻亲，联成一气，中央对之无可奈何。如此般的拥兵割据，各自世袭。所以唐代藩镇，实是中国历史上最可痛恨的军阀。

以后经过五代，到宋初，居然能翻身来再建一统之局，真是历史上了不得的事。若把罗马帝国末年相比，便知中国民族毕竟伟大，它常常能自找新路，绝处逢生。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是当时一大转机，那时军人也觉悟了，经太祖一席谈，将兵权交回中央，那真是当时国家制度一极大的大革命，但亦不经流血而完成了。但那时国力已经不行，河北、山西两省，大半为契丹所据，既有大敌在前，又不能痛快裁兵，宋太祖乃在军队中挑选精锐的改编为“禁军”，余下老弱残卒，谓之“厢军”，一时不好遣散，只安放在地方上，作些苦工，这都是不能上阵的。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穷的朝代，穷的原因，就为要养兵。宋代又是中国历史上最弱的时代，因为是募兵制，来应募的体质虽健，大多是无业游民，德性智识都低下，军队素质差了，而且募兵若久不上阵，连体质也要逐年降低。这是宋代兵制上的大缺点。但从唐代藩镇割据，吸尽民间精血来各养私兵，到宋代总算把兵队都统一到中央，这已是大不易事。若论祸源，应远溯到唐玄宗之穷兵黢武。唐没后的中国，不变成罗马覆亡后之黑暗时代，那已是宋人功绩了。

元代又是部族兵，蒙古人才有当兵资格，中国人是没份的。明太祖驱除鞑虏，统一中国，又效法唐代府兵制。他尝说：“我要养百万大军，而不用民间一粒米。”那时的军队，叫“卫所兵”。小单位的军队谓之“所”，大单位的军队谓之“卫”。明代的“卫所”，略如唐代的“府”，皆与行政区域分划开的驻军区域。一卫最多有兵五千六百人，千户所一千一百二十八人，百户所一百二十人。每一兵给以若干耕地，令其自耕自给。上等的田二十亩，次等的田三十亩，荒地七十至一百亩。但卫所兵仍须纳粮，纳来的粮用以养将。有明一代武功，远及蒙古、朝鲜、新疆、安南，亦见卫所制度之效用。后经长时间的太平，卫所制度也又腐败了。

满洲入据中国，起初也是部族兵，即所谓“八旗兵”。汉人参加的军队，谓之“绿营兵”。那是有等级的。绿营兵的饷额待遇不能与八旗兵相比。到太平天国起，八旗、绿营都已腐化，全不能用了，乃有曾国藩、李鸿章等训练湘军、淮军。开始是地方团练，自卫乡里，后来成为正式劲旅。这种军队的编制，又可称为“子弟兵”，各人在自己家乡，把乡邻、亲戚、朋友招来当兵当将，长官和士兵如家人子弟般。起初很有用，但慢慢演变，结果成了民国以来的“北洋军阀”。这亦是一种变相的私人军队，变相的部曲兵。

现在我们试比看中国历史上的兵制。贵族兵只封建时代有，部族兵只异族入侵时有，不用多论。募兵虽有优点，但也只能用于一时，不能长久豢养。国家也不堪负担此长期的军饷。国民义务兵，欧洲直到近代由普鲁士开始实行，而中国在二千年前的汉代，已是全国皆兵了。将来我们的陆军，似乎仍宜采用国民兵制，但若能参酌北周、唐代、明代的府兵与卫所制度，那是更合理想了。签丁兵硬拉来的，当然不能用，还不如募兵。募兵又不如府兵、卫所兵。子弟兵一面是募兵的变相，一面是部曲兵的变相，也要不得。可见中国历史上有强有弱，虽则原因复杂，而兵制影响也重要。现在我们在积弱之余，笼统埋怨中国文化传统，甚至埋怨到民族素质，那都是不通历史的瞎说话。

四

现在我们再该讲到的一点，便是中国历史上“武装”与“经济”的配合。中国既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要的国家，国防武装，主要的便在如何与农村生产相调节。上面所讲汉、唐两代的兵农合一，便由这一原则之要求而产生。但农业是安住的，农村是散漫分布的，而军队则需集合，需流动，尤需特别注重边疆，在此形势下，乃有屯田制度之出现。

“屯田制度”是一种用军队来耕种的制度。它的主要用意，在使一个临时的战斗集团，同时即成为一个平时的生产集团。武力之所至，同时亦即是财力之所达。军队推行到那里，农业也同时推进到那里。因此对外战争，紧接着对外垦殖。远在西周封建，其实早就是一种农民集团之武装移民。由西方周天子分封大批诸侯，圈定了一块土地，浚深沟，筑高封，中心建设一都市，当时称为“国”。四围开辟农田，即是封建诸侯所经营的“井田”。把井田的经济生产来营养都市，把都市的贵族士兵来护卫井田。当时每一个侯国，同时便是一个经济与武装紧密配合的单位。西周封建所面对的现实形势，本是一个农、牧并存，华、夷杂处的古中国。从事游牧的，乃当时之所谓戎狄；有城郭建筑，从事耕稼的，当时谓之华夏。西周封建，是把华夏农业文化深入散布到戎狄游牧文化的广辽大陆，而逐渐使此广辽大陆普遍“华夏化”，那即是这一种经济与武装紧密配合的生产战斗集团之成绩。

但此集团中，却显然分成“贵族”与“平民”之两阶级。都市国人是贵族，井田农夫是平民，而且那时是贵族负担战斗，平民从事生产，责任显相划分。秦汉以后之边疆屯田，乃至国外征服地的屯田，则是即兵即农，把担任临时战斗的武士，训练成平时兼事耕作生产的农民。好使这一个远在边塞乃至隔绝国外的武装队伍，可以自给自足，长期战斗，而不劳国内经济上粮食上给养。这是中国历代国防制度一大成功。这不仅告诉了我们，中国古人对政治、对军事上之绝大聪明与绝大天才，同时告诉我们，中国国民性之内在的莫大可贵的一种深厚、笃实、坚强的德性之又一方面之流露与表达。

我们只看西汉初年晁错所讲移民殖边的一切规划，便可想象到西周当年向东封建的大概情形了。这也是我们中国民族拥有深远伟大的历史经验之一例。两汉的屯田，不仅在边塞，而且还深入到国外。这是尽人所知的。东汉只为罢免了西域的屯田，才引起边塞动乱，而逐渐地蔓延到全中国。

其实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制，也即是屯田制度变相的运用。屯田主要在戍守边疆和控领国外，而府兵则在内地屯田。而唐代的边外屯田，北方远至瀚海都护府，东北远至百济，西北远至西域及青海，国力远扩，这是如影随形，必然不可少的一制度。宋代积弱，其最大原因之一，便是把经济生产和武装战斗的两系统分开了。宋代禁军，分番戍边，仆仆道途，却没有在边境上扎下来屯田。宋代的厢军，只在地方充劳役，当杂差，也没有教他们耕作与生产。只因这一制度之颓废，便影响到全部国力。

明代的卫所制，显然又是屯田制度之又一番活用。这制度也直扩到边塞之四外，因此明代武功，也和汉、唐相仿佛。如云南全境之开辟，断然须归功于此一制度之生效。其时南方屯田至海南，至交趾，东北曾拟屯田至朝鲜而未果。这一制度之兴废，也显然与明代国力消长成正比。

我们根据上述，正见一个国家武力之根源，必然归宿到这一国家之文化整体，与其民族性之独特优越处。不仅武力应与经济相配合，而引致富强之途径，又必与其国家民族之文化教育与国民性之深厚内在处相融结。目下的中国，正为欣羡西方之富强，而忽略了自己本国历史文化之演进意义，鄙视了自己国民性之独特优长，那真所谓南辕北辙，缘木求鱼，宜乎是要愈走愈远，愈想愈失望的了。

五

现在我们再讲一些中国历史上的将官。自古以来，中国的将官，本都是“文武合一”的。最高的将领大都是文人，所谓“出将入相”，在外立战功，回来可以当宰相。这在唐朝前期，几乎成为常例。但亦并不是以他的军人身份而拜相，而且其手下亦并没有军队，所以这也决不是军人干政，只见当时之文武不分界线而已。唐玄宗时李林甫为相，恐惧外将夺其相位，乃建议玄宗引用番将，养成安、史之祸。直到元朝，始有文、武官职之分。明代的“铨选”制度，也分为两部，文官由吏部，武官由兵部，文武遂此划分。可是一般高级统帅，仍是文武不分的。即如明、清两代的总督巡抚，照理该是武职，而实际则是文臣。

说到“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大抵宋代才有这句话。五代时强拉壮丁，怕其逃亡，乃在其面上刺以花纹，宋代因而不革。狄青出身行伍，后为大将，亦面刺花纹，遂使一般人看不起当兵的。纵为国家立下大功，当时人对他还是看不起。重文轻武，乃是宋朝人风气。这也因唐代藩镇造孽，处处是壮丁入伍，当兵是好行业，循至读书人太少了。宋代尽力尊重文人，轻视武人，此一风气固不好，然亦是存心矫挽积弊，有可原谅的。

现在要讲到中国历史上许多文人随军，至今俗语相传称之为“军师”，这很近似于近代欧洲之所谓“参谋人才”。他们正式的在军事制度中设有参谋，也由近代普鲁士开始。但中国此项人才，早在战国时已出现，如齐国孙膑便是一例。到楚、汉相争时的张良，所谓“运筹帏幄”之中，这显然是参谋的专职。因为中国土地大，一有战争，往往是大局面的，双方胜败，并不在局部阵地的进退得失上决定。因此作战必先有全盘的战略。西洋方面，直到近代国际战争，才始有通盘战局的研究。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发明的“地缘”政治，主要还是一项通盘战略的研究。换言之，即是大局面作战之策划。在中国历史上，如刘、项之战，双方对阵，全国各地皆有接触，作战必须有全盘策略，决不是任意混战所能取胜的。所以很早就知军队该分前、后方，而又知参谋人才之重要。韩信便是前方大统帅，萧何是后勤指挥，张良便是参谋部。三国时著名军事家如曹操、诸葛亮，其实都是参谋人才，非前敌统帅人才。大抵中国史上的文武不分，文人参军，都由这一需要而起。

中国历史上曾有一个伟大战略，实际并未曾应用，而详细记载在历史上的，这在安史乱时，安禄山率兵由北京越黄河攻洛阳，西向至长安，唐明皇入蜀，肃宗在临武指挥勤王师恢复两京。当时谋士李泌献计，以一支兵屯陕西北部牵制长安，一支兵屯山西北部牵制洛阳，虚张声势，使安史军队到处设防，然后以奇兵潜从绥远绕察哈尔，越居庸关，直拊北京之背，先解决了他们的根据地，这是所谓“犁庭捣穴”之策。倘使当时唐肃宗听从此说，安史余孽不会再盘踞河北，藩镇之祸不致拖长，也许此下中国历史也便不是如今这样的了。但肃宗说：“方今上皇蒙难，不复两京，无以对国人。”遂决计先攻长安，再攻洛阳，安史兵队节节退却，河北三镇老巢，终于仍落在安史部下。即如近代曾国藩能败洪秀全，也因其有一套全盘战略，下武汉后率水师沿江东进，步步控制长江，坚守安庆，再下苏杭，包围南京，洪杨终归覆灭。

如上述，汉代之张良，唐代之李泌，清代之曾国藩，都是文人，都是今日参谋总部的人选，并不是实际统军的大元帅。张良、李泌从未亲带军队作战，曾国藩在前线，自己带军，每战必北，但亦终于胜利了。因为大局面作战下参谋人才之重要，这可说明中国史上文武不分，而且文人在军中，其地位更重于武将之内在意义。

因此从中国历史看，我总觉得中国军人之伟大。因为中国军人里面最主要的骨干还是文人，他们都有极深的文化陶冶，道德修养，并兼多方面的智识，以及政治头脑，外交风度，种种配合，决不仅是一个专能临阵杀敌的勇将。即如上述岳飞、文天祥、史可法诸人，都是极好例证。其他还是举不胜举呀！

让我再讲到中国的军事学，且简单一讲中国的三部军事书籍：

第一部要讲《孙武兵法》，我疑心此书并非吴国孙武所著，实在是齐国孙膑的书。这一部书，不仅讲战术战略均极高明，而且从人生最高哲理中发挥出一种“战斗哲学”，至今已成为全世界公认的一部兵事学的上上著作。

第二是明代戚继光的《练兵记实》，他以大教育家的理论来练兵，他能配合各地方人的个性来分別训练兵种，以道德学、心理学、教育学与军事学配合，发挥出一部最上乘的“练兵学”，实在是东西方军事书籍中从无如此造诣的。

第三是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这是一部中国军事地理书。凡中国历史上用兵所经的地方，进退攻守形势，都有详细分析。从中国三千年历史的实际军事经验来综合出一部中国的战略地理，这是一部卷帙极浩繁的大著作。日本人对此书非常重视，书内所列，无论乡村小河，丘陵小道，只要发生过军事关系的都有记载，日本人曾为之编索引，用便检查。他们侵入中国，此书即作为用兵向导。顾先生是明末遗民，他曾亲身从事革命，失败后著此书，重要在推翻一个大家一向所抱的偏见，即总认为只有北方打击南方，很少南方打击北方。顾先生的意思，只要运用得宜，任何一地都可以向外边打出，完成统一大业。此书最要用心，是要唤起将来的革命家注意，不必限于北方始可用兵统一南方。清初吴三桂，从云南起兵，到了洞庭湖，不直取武汉，是其失败主因。太平天国从广西起兵，到了南京，不全力直往北打，遂致失败。曾国藩的胜利，乃在占住武汉，始终没有丢。这些军事上的实际教训，都合顾袓禹那部书的分析。

我们只举以上三部书，即可见中国文人对于军事战略、战术、训练方法以及军事地理的研究，实在都有极高深的成就。

近代中国的国防，仍然在北方。林则徐在一百年前鸦片之战以后说：“中国大敌，并非英国，而是俄罗斯。”这话还是应验。中国北方敌人，二千年来，都被我们解决了，今天便不该无法解决。我看到西方罗马帝国，抵不住北方蛮族侵入；又看到拿破仑大兵进入莫斯科，而狼狈退却，常想起中国史上如霍去病、李靖等绝漠远征的艰苦伟大的成功。今后应该如何保卫我们的国防，那是我们的责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