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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两汉经生经今古文之争（第2页）

又《汲黯传》：“黯学黄、老言，上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方向儒术，尊公孙弘，而黯常毁儒，面触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上曰：‘人果不可以无学，观汲黯之言，日益甚矣！’”夫黯非无学也，特学黄、老，为今文，今文易晓，遂若无学矣。而黯斥弘等“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尤为见骨之论。可以推原当时学术兴替之所以然也。

又《董仲舒传》：“公孙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为从谀。”

《张汤传》：“是时上方向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公羊》）补廷尉史，亭疑奏谳。汤依于文学之士。丞相弘数称其美。”

王充《论衡》：“夫《五经》亦汉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义，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义，稽合于律，无乖异者。然则《春秋》汉之经，孔子制作，垂遗于汉。”此可见仲舒之巧为比附也。

马端临《文献通考》：“董仲舒撰《春秋决事比》，即献帝时应劭所上仲舒《春秋断狱》，其书与张汤相授受，度亦《灾异对》之类耳。帝之驭下，以深刻为明，汤之决狱，以惨酷为忠，而仲舒乃以经术附会之。盖汉人专务以《春秋》决狱（参读赵翼《二十二史劄记》汉时以经义断事条。），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缘假饰，往往见《二传》（《公羊》《穀梁》）中所谓‘责备’之说，‘诛心’之说，‘无将’之说，与其所谓巧诋深文者相类耳。圣贤之意，岂有是哉？”

俞正燮《癸已存稿·公羊传及注论》：“《公羊》集酷吏佞臣之言，谓之经义，汉人便谓之通经致用。”又曰：“《公羊传》，汉廷儒臣通经致用干禄之书也；何休所说，汉末公府掾致用干禄之书也。”

章太炎《检论·学变》：“董仲舒以阴阳定法令，垂则博士，神人大巫也。使学者人人碎义逃难，苟得利禄，而不识远略。”

据此以论，公孙弘以行事希世，而董仲舒以学说。言人格，仲舒若较廉直；论学说，仲舒亦益怪诞。影响于当时者，公孙弘之力为大；其流播于后世者，则仲舒之说为尤深也。

不比申公、辕固，

《儒林传》：“武帝初即位，辕固以贤良征，诸儒多嫉毁，曰：‘固老。’罢归之。时固已九十余矣。公孙弘亦征，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毋曲学以阿世！’”

因以获上之欢心。凡此皆经生得志之由，而古文书复盛之所以也。然遂谓自此儒学复兴，孔子之道复明，则又不可。姑举其最著者言之。董仲舒，治《公羊春秋》之大儒也，其言天人相与之际，以灾异之变言《春秋》，皆非孔子以来儒者之本义，

《董仲舒传·对策》：“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无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安全之。”又：“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

亦非《公羊》之本旨。

王引之《经义述闻》：“《公羊春秋》记灾异者数矣，而皆无语及于感应。自董仲舒推言灾异之应，已开谶纬之先。何氏（休）又从而祖述之。迹其多方推测，言人人殊，谓之《传》之本指，未见其然也。”

近儒考论汉代经学渊源，谓自荀子。然荀子不云乎？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是乌见其所谓“天人相与之际”者？今考仲舒之论，盖多与《淮南》相类。

《淮南·泰族训》云：“圣人者，怀天心，声然能动化天下者也。故精诚感于内，形气动于天，则景星现，黄龙下，祥凤至，醴泉出，嘉谷生，河不满溢，海不溶波。故《诗》云：‘怀柔百神，及河乔岳。’逆天暴物，则日月薄蚀，五星失行，四时干乘，昼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诗》曰：‘正月繁霜，我心忧伤。’天之与人，有以相通也。故国危亡而天文变，世惑乱而虹蜺见，万物有以相连，精禝有以相**也。”此即江都天人相应之说也。

仲舒《春秋繁露》，其言亦多出黄老、刑名。

其言人君治术，盖深得老子、韩非之意。故曰：“为人君者，内深藏，外博观，谨本详始，敬小慎微，不可先倡，感而后应。”而言之最精者，则曰：“人君恶人见其情，而欲知人之心。”此十字者，可以尽老子、韩非论治之旨矣。此即《荀子·正论篇》所斥“主道利周”之论也。

其论君臣之际，则曰：“人臣居阳而为阴，人君居阴而为阳，**尚形而露情，阳道无端而贵神。”其论礼乐，则曰：“民无所好，君无以权。民无所恶，君无以畏。无以权，无以畏，则无以禁止。而比肩齐势，无以为贵矣。故圣人之治国，因天地之性情，孔窍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贵贱之差；设官府爵禄，利五味，盛正色，调五声，以诱其耳目；自令清浊昭然殊体，荣辱踔然相駮，以感动其心；务致民令有所好恶，然后可得而劝畏也。”此邑复类儒者之言耶？（以上杂引《离合根》《立元神》《保位权》三篇中语。）

盖仲舒之学，实主阴阳。阴阳之论，盛自邹衍，貌近儒说，而实源于道家。在道家之意，以谓万物乃一气之所化，非经上帝之创造，亦无贵贱高下于其间。盖阴阳之论，足以破“儒”“墨”之是非。何者？儒言“心”，墨言“天”，其言虽异，而其以人为贵、以天为本则一。阴阳之论起，则人不足以为贵，天不足以为本，而后有自然之道。此在庄周之书则然。至邹衍颉亢以取世资，燕、齐之间，流为神仙方士之说，足以媚惑人主而猎富贵。仲舒广川人，熟闻燕、齐之论，而比附于儒说，乃以阴阳破自然；可谓人室而操戈，

《春秋繁露·同类相动篇》：“试调琴瑟，鼓宫宫应，鼓商商应，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美恶皆有从来，以为命，莫知其处所。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明于此者，欲致雨，即动阴以起阴。欲止雨，即动阳以起阳。故致雨非神也，其理微妙也。又相动无形，则谓之自然；其实非自然也，有使之然者矣。”

然实未明“自然”之意也。夫既有“使之然”者，则又必有“使之使之然”者，循是上推，谁为最后之使耶？既破天帝而主阴阳，则最后之一因既失，循环无端，终亦归于自然矣。此仲舒天人相与之论，实本于阴阳家言，而与“上帝临汝”“民视民听”之意不同，而又比附儒说，排斥自然，以自别于黄、老百家之大概也。

《汉书·董仲舒传》：“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夫阴阳之说，破弃神权，别寻因果，要不可谓非学说之一进步。即此推求，以为科学之发轫可也。而道家之旨，惟在明其自然。邹衍闳大不经，流而为神仙。仲舒又衍而为灾异。从而证明其天人相关之学。止雨致雨之术，不脱于象类，自陷于歧途，终召“大愚”之讥。而汉之学术，遂亦不足观矣。故仲舒虽尊孔子，明仁义，而终不失为汉儒之学也。

至《公羊》家三科九旨之义，亦本董子《繁露》。

何氏《文谥例》：“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

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宋氏《注》：“三科者，一曰张三世，二曰存三统，三曰异外内，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讥，八曰贬，九曰绝。”何氏九旨在三科之内，宋氏九旨在三科之外，所言略异。

《繁露·楚庄王篇》曰：“《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此张三世之义。又《王道篇》曰：“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此异外内之义。又《三代改制质文篇》曰：“《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新周，故宋。”又曰：“《春秋》上绌夏，下存周，以《春秋》当新王。《春秋》当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号，绌王谓之帝，封其后以小国，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故同时称帝者五，称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统也。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农为九皇，而改号轩辕，谓之黄帝，因存帝颛顼、帝喾、帝尧之帝号，绌虞而号舜曰帝舜，录五帝以小国。下存禹之后于杞，存汤之后于宋，以方百里，爵号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而殷、周为王者之后。绌夏改号禹，谓之帝禹，录其后以小国。故曰绌夏，存周，以《春秋》当新王。”此存三统之义。

而“存三统”云云，尤为可怪。其王鲁、新周、故宋、黜杞之说，细按皆不足信。

晋王接、宋苏轼、陈振孙皆疑黜周王鲁，《公羊》无明文，以何休为《公羊》罪人；不知其语已先见董子书也。

《史记》言：“孔子据鲁、亲周、故宋。”据鲁者，以鲁为主也，即《史表》所谓“兴于鲁而次《春秋》”也。言所记之事，以鲁为主。“据”字音义近于“主”，西汉初年钞胥者误“主”为“王”，儒生以讹传讹，遂有“王鲁”之谬说。亲周者，《公羊》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灾。”《传》云：“外灾不书，此何以书？新周也。”此“新”字明系“亲”字之讹。盖外灾不书，因周与鲁最亲，故书其灾，文义至昌明。至“亲”误为“新”，汉儒不解其词，遂有“新周”之谬说。故宋者，左氏称孔丘圣人之后，而灭于宋。榖梁子闻其说，故于宋督弑其君夷及其大夫孔父，《传》曰：“其不称名，盖为祖讳也。孔子故宋也。”公羊误读榖梁之文，复于“成周宣榭灾”下，发“新周”之文以偶之，由是有“黜周王鲁”之谬说。黜杞者，以其用夷礼也，明见于《左传》。而《公羊》家引为黜夏之义，误又甚矣。（右故宋一义，见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叙录》，余三义，见刘师培《论孔子无改制之事》。）

“以《春秋》当新王”，仅亦为汉而设，亦邹衍五德转移之绪论，不脱阴阳家面目。

刘师培《论孔子无改制之事》云：“汉儒既创新周王鲁之讹言，犹以谓未足，更谓孔子以《春秋》当新王，又自变其王鲁之说，以王鲁为托词，以为王鲁者，乃托新王受命于鲁，实则孔子为继周之王，即为制法之王也。盖汉儒以王拟孔子，亦有二因。一则以孔子当正黑统（见《繁露·三代改制篇》），盖以秦为黑统，不欲汉承秦后，遂夺秦黑统而归之孔子，以为汉承孔子之统。此一说也。一则以孔子为赤统，孔子为汉制法，《春秋》亦为汉兴而制，因以孔子受命之符，即汉代受命之符。此又一说也。由前之说，由于欲汉之抑秦。由后之说，由于欲汉之尊孔。则正汉儒附会其说，欲以歆媚时君，不得已而王孔子。”

其次有刘向，亦西汉大儒，然亦以阴阳灾异说经，无异于仲舒。

《汉书·刘向传》：“淮南有《枕中鸿宝》《苑秘书》，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见。而更生父德，武帝时治淮南狱，得其书。更生幼而读诵，以为奇。献之，言黄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铸作事，费甚多，方不验。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铸伪黄金，系当死。更生兄阳城侯安民，上书入国户半，赎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逾冬减死论。”此刘向幼即好邹衍之学，亦即淮南之学先受邹衍影响之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