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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两汉经生经今古文之争（第4页）

东汉诸儒，家居教授者，指不胜屈。其弟子之多，亦过于西汉之经师。（参读牟长、宋登、杜抚、丁恭、楼望、谢该、蔡玄、马融诸传。）教养诸生，常有千数。私家传授之盛，先汉远所不逮。又东汉诸儒，多尚兼通（参读《儒林传》任安、孙期、张驯、尹敏、包咸、景鸾、召驯、张元、李育、何休、颍容、许慎、蔡元、魏禧诸人，并杜林、郑兴、贾徽、贾逵、张楷、张衡、马融诸传。），而最著者，为郑玄。《本传》称其“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则后汉儒者，博综兼览之风，较之先汉专己守残之习，又迥不侔矣。盖社会向学之风既盛，而师传讲习，积之既久，则困难日减，以视刘歆所谓“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与夫“建元以上，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者，其情势既异，则豪杰之士，自不甘于专己守残，而博士官学，乃不足以尽餍学者之望，则民间古学之盛，亦固其宜也。

《日知录》：“按《汉书·艺文志》，《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又《孝经》古孔氏一篇，皆出孔氏壁中。又有中古文《易经》，不言其所出。又《礼》古经五十六卷，《春秋》古经十二篇，《论语》古二十一篇，但言古，不言文。而赤眉之乱则已焚烧无遗。《后汉书·杜林传》曰：‘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卫宏、徐巡，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是东京古文之传，惟《尚书》而已。”

龚自珍《总论汉代·今文古文·名实》曰：“伏生壁中书，实‘古文’也，欧阳、夏侯之徒，以‘今文’读之，传诸博士，后世因曰伏生‘今文’家之祖，此失其名也。孔壁固‘古文’也，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则与博士何以异？而曰孔安国‘古文’家之祖，此又失其名也。‘今文’‘古文’，同出孔子之手，一为伏生之徒读之，一为孔安国读之。未读之先，皆‘古文’矣。既读之后，皆‘今文’矣。惟读者不同，故其说不同。源一流二，渐至源一流百。此如后世翻译，一语言也，而两译之，三译之，或至七译之，译主不同，则有一本至七本之异。未译之先，皆彼方语矣。既译之后，皆此方语矣。其所以不得不译者，不能使此方之人晓殊方语。故经师之不能不读者，不能使汉博士及弟子员悉通周古文。然而译语者未尝取所译之本而毁弃之也，殊方语自在也，读《尚书》者不曰以今文读后而毁弃古文也，故其字仍散见于群书及许氏《说文解字》之中，可求索也。又译字之人，必华、夷两通，而后能之。读古文之人，必古、今字尽识，而后能之。此班固所谓‘晓古今语’者，必冠世大师。如伏生、欧阳生、夏侯生、孔安国庶几当之，余子皆不能也。此‘今文’‘古文’家之大略也。”

吴汝纶《写定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叙》：“自汉氏言《尚书》有‘今文’‘古文’，其别由伏、孔二家，二家经皆出壁中，皆‘古文’，而皆以‘今文’读之。欧阳、夏侯受伏氏读，不见其壁中书。壁中书本‘古文’，以传晁错入中秘，自是‘今文’始盛行。安国与其徒亦故用‘今文’教授。二家之异，在篇卷多寡耳，不在文古今也。太史公言：‘《尚书》滋多自孔氏。’而刘歆议立《逸书》，讥太常‘以《尚书》为备’。其时胶东庸生遗学，亦以多十六篇与中古文同。凡前汉儒重孔氏学，称‘古文’《逸书》，皆以此。及贾、马、郑之徒出，乃始龂龂于‘古文’之二十八篇，而废弃其逸十六篇，以无师说绝不讲。晁错所受壁中书，虽朽折，至哀帝时尚在（按：此据刘歆《移太常书》：‘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孔氏‘古文’若废弃逸十六篇不讲，而止传伏氏所传二十八篇，则与晁错所受书何以异？且又何以大远于‘今文’耶？”

一、《易》：武帝时，立《易经》博士。宣帝时，分立为施（雠）、孟（喜）、梁丘（贺）三家。元帝时，又立京氏（房）。

按：《汉书·儒林传》：“及秦禁学，《易》为卜筮之书，独不禁。”《艺文志》：“及秦燔书，而《易》为卜筮之事，传者不绝。”则《易》本通行民间，秦又不禁，疑本已有今文，故汉初治《易》者特多，以“书易得，文易习”也。汉武为立博士，以本为古文之故。

《艺文志》：“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惟费氏经与古文同。”师古曰：“中者，天子之书也。书言中，以别于外耳。”是汉内廷有古文《易》，惟当与今文《易》无大异。

《后汉书·儒林传》：“东莱费直传《易》，本以古字，号古文《易》。”今按：“本以古字”者，明三家本不以古字，亦见费氏传后，亦不以古字也。因其本以古字而号“古文《易》”，知东汉时号“古文”者，不必真为古文矣。

《隋书·经籍志》：“陈元、郑众皆传费氏之学，马融又为其《传》，以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魏代王肃、王弼并为之注，自是费氏大兴，高氏遂衰。”

二、书：武帝时，立《书》欧阳氏（生）博士。宣帝时，添立大、小夏侯（胜）（建）。

按：《汉书·儒林传》：“伏生故为秦博士，孝文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亡有，闻伏生治之，欲召。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犹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伏生教张生及欧阳生。”据此，伏生壁中书当系古文，其授张生及晁错后，乃传写为今文也。

刘歆《移书太常博士》曰：“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屋壁，朽折散绝。《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刘向《别录》曰：“民有得《泰誓》于壁内者，献之，与博士，使读说之，数月皆起，传以教人。”可证《尚书》皆古文，遭秦禁，故至天下无治其书者。伏生《书》合《泰誓》共二十九篇，为今文。

《汉书·艺文志》：“《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是为《古文尚书》。）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中古文即孔安国所献也。刘歆《移书》云：“藏之秘府，伏而未发。”即指此。太常博士以伏生《尚书》为备，无缺佚，拒歆。

三、《诗》：文帝时立《鲁诗》（申公）、《韩诗》（韩婴），景帝时，增立《齐诗》（辕固）博士。

按：《艺文志》：“《诗》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刘歆《移书》：“《诗》先师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则《诗》或出于讽诵，其写录当用今文，而传授亦特广。

又《儒林传》：“毛公，赵人，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此为古文。（及郑玄笺《诗》以毛本为主，又兼采三家，于是郑《笺》行而“今文”齐、鲁、韩三家《诗》废。）

王国维《汉时古文本诸经传考》：“《汉志》《毛诗》二十九卷，不言其为古文，《河间献王传》列举所得古文旧书，亦无《毛诗》。至后汉始以《毛诗》与《古文尚书》《春秋左氏传》并称，当以三者同为未列学官之学，非以其同为古文也D其实《毛诗》当小毛公（苌）、贯长卿之时，已不复有古文本矣。”据此则《诗经》之在汉世，皆今文也。

四、《礼》：武帝时立《礼经》博士。宣帝时，分立大戴（德）、小戴（圣）两家。

按：《汉书·艺文志》：《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记百三十一篇。

又：“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礼》）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此为今文。）

又：“《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此为古文）刘歆《移书》云：“鲁恭王得古文于坏壁，《逸礼》有三十九。”

《仪礼·疏》云：“高堂生传十七篇，是今文也。孔子宅得《古仪礼》五十六篇，其字皆篆书，是古文也。古文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同，而字多不同。余三十九篇，绝无师说，秘在于馆。”

《礼记·正义》引郑玄《六艺论》：“汉兴，高堂生得《礼》十七篇，后得孔氏壁中河间献王古文《礼》五十六篇，《记》百三十一篇。（班固云：‘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传《礼》者十三家，惟高堂生及五传弟子戴德、戴圣名在也。”戴德传《记》八十五篇，戴圣传《记》四十九篇。钱大昕曰：“百三十一篇者，合大、小戴所传而言。《小戴记》四十九篇，《曲礼》《檀弓》《杂记》皆以简策重多，分为上下，实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协百三十一篇之数。”据此，则河间所得《记》，二戴传之。而孔壁《逸经》则无传也。《史记》以《五帝德》《帝系姓》为“古文”，然二戴为今文十七篇博士，知《六艺》今古文初无界限矣。

五、《春秋》：武帝时立《春秋》《公羊》博士。宣帝时分立严（彭祖颜（安乐）两家。又立《榖梁》博士，至东汉而罢，故不在十四博士内。

按：《艺文志》《春秋》古经十二篇，钱大昕曰：“谓《左氏》经也。”经十一卷，《公羊》《榖梁》二家。钱大昕曰：“汉儒传《春秋》者以《左氏》为古文，《公羊》《榖梁》为今文。”

《文献通考·戴宏序》云：“汉景时，公羊寿与弟子胡母子都著以竹帛，其后传董仲舒，以《公羊》显于朝，又四传至何休，为经传集诂，其书遂大传。”知《公羊传》书成汉世，只有今文，无古文。徐彦《公羊传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汉时谓之古学，《公羊》汉世乃兴，故谓之今学。”是也。

《潜研堂集》：“郑司农云：‘古者书义为谊，仪为义。’今考《中庸》述孔子之言曰：‘仁者人也，义者宜也。’是孔氏古文为谊之证也。董生云：‘仁者人也，义者我也。’是汉初改谊为义之证也。董生治《公羊春秋》，故许叔重《五经异义》以《公羊》《榖梁》为今文说，《左氏》为古文说。”

《经典释文》引桓谭《新论》云：“《左氏传》遭战国寝藏，后百佘年，鲁人榖梁赤作《春秋》残篇，多有遗文。又有齐人公羊高缘经文作传，弥失本事，据此，则《榖梁》亦后出今文，而犹杂以古文也。自来皆以《榖梁》为今文，近人崔适《春秋复始》斥为古文，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亦证其初为古文，不知《榖梁》本在今古之间。

许慎《说文序》云：“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王充《论衡》：“《左传》三十篇，出恭王壁中，盖非事实。”《汉书·刘歆传》：“初《左氏传》多‘古文’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刘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据此，则今文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刘歆《移书》＞、“不祖孔子”（《范升传》），亦自有说。今考《左传》殆成于吴起之徒，字皆“古文”者，《晋书·束皙传》：“太康二年，汲郡人盗发魏襄王墓，得竹书数十车，漆书皆‘科斗字’。”知其时自以古文也。《史记》称为《春秋古文》者，如铎椒、虞卿、吕不韦、陆贾著书，皆称《春秋》，初非谓鲁之《春秋》也。

以上叙《五经》今古文异同，大略粗具。以今考之，《易》《诗》二者，当时本无大争。《古文尚书》与《逸礼》皆在篇章多寡之间。“今文”博士必以《尚书》《礼》为备，难避“专己守残”之讥。《春秋》则《公羊》与《左氏》绝殊，远非文字异同篇章多少之类，在当时自为相争焦点。今文博士斥《左氏》“不传《春秋》”，未为诬谰。然谓《公羊》口说相传，源于子夏，即亦不可信耳。则二者之争，岂不如五十步之与百步？《公羊》空谈，终不如《左氏》实事。故《左氏》虽见抑遏，未得立官，而私学日盛，卒以大行。则其是非得失之数，固不操于汉廷之博士，而实操于学术之公评也。其他尚有《周官》，当时亦成争点，而史文未详。

《论语》《孝经》虽有今古文而未起争端。

《论衡·正说篇》：“《论语》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此亦古文转为今文之一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