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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第一章 孔子与六经（第2页）

《晋书·束晳传》：“汲郡人不准，发魏襄王冢，得《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姚际恒曰：“魏文侯最好古，魏冢无《十翼》，明《十翼》非仲尼作。”姚有《易传通论》，今亦无传。

崔述《洙泗考信录》：“《易传》必非孔子所作，汲县冢中，《周易上下篇》无《彖》《象》《文言》《系辞》。魏文侯师子夏，子夏不传，魏人不知，则《易传》不出于孔子无疑。又按：《春秋》襄九年《传》穆姜答史之言，与今《文言》篇首略同，而词小异。以文势论，则彼处为宜。是作传者采之鲁史而失其义耳。《论语》：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今《象传》亦载此文。果传文在前，与记者固当见之。曾子虽尝述之，不得谓曾子所自言。既采曾子语，必曾子已后人所为。”

孟子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之出孔子，自来无异议。然谓孔子《春秋》一依旧史，无所变改乎？则“伯于阳”之不革，何以逃“遵乖习讹”之讥？

《春秋·公羊传》：“昭公十二年，齐纳北燕伯于阳。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刘知幾《史通·惑经篇》：“夫如是，夫子之修《春秋》，皆遵彼乖僻，习其讹谬，凡所编次，不加刊改者矣。何为其间则一褒一贬，时有弛张，或沿或革，曾无定体？”

谓修辞正名，俱有深意乎？则五石六鶂之先后，亦难免“穷乡曲学”之诮。

《春秋·榖梁传》：“僖公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先陨而后石，何也？陨而后石也。于宋四竟之内曰宋。后数，散辞也。耳治也。是月，六鶂退飞过宋都。是月者，决不日而月也。六鶂退飞过宋都，先数，聚辞也。目治也。子曰：‘石无知之物，鶂微有知之物。石无知，故日之。鶂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于物，无所苟而已。石鶂犹且尽其辞，而况于人乎！故五石六鶂之辞不设，则王道不亢矣。”

《曰知录》：“《公》《榖》二传，相传受之子夏。然而齐、鲁之间，人自为师，穷乡多异，曲学多辨，其穿凿以误后人者不少。且如陨石于宋五，六鶂（原注：《左氏》《公羊》作鹢。）退飞过宋都，此临文之不得不然，非史云五石，而夫子改之石五，史云鶂六，而夫子改之六鶂也。《榖梁》：‘后数散辞也，先数聚辞也。’‘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其散辞乎？‘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其聚辞乎？‘初九潜龙’，后九也。‘九二见龙’，先九也。世未有为之说者也。‘石无知故日之。’然则梁山崩不日，何也？‘鶂微有知之物，故月之。’然则有鸜鹆来巢不月，何也？”

若谓仅事记录，不异诸史，则孔子不如丘明。

桓谭曰：“《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史通·申左篇》。《御览》六百十引。）

若谓文主褒贬，义逾衮钺，则南、董贤于仲尼。

《史通·惑经》：“《春秋》之所书，本以褒贬为主。故《国语》晋司马侯对其君悼公曰：‘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可谓德义矣。’公曰：‘孰能？’对曰：‘羊舌肸习于《春秋》。’至于董狐书法而不隐，南史执简而累进。又甯殖出君而卒，自忧名在策书。故知当时史臣，各怀直笔。斯则有犯必死，书法无舍者矣。自夫子之修《春秋》也，盖他邦之篡贼其君者有三（原注：谓齐、郑、楚。），本国之弑逐其君者有七（原注：隐、闵、般、恶、视五君被弑，昭、哀二主被逐也。），莫不缺而靡录，使其有逃名者。”

回护层出，疑难蜂起。《三传》纷纭，未有定是。所以知幾发愤，有“未喻”“虚美”之惑。

刘知幾《史通·惑经》说《春秋》有十二未喻，五虚美。

介甫逞臆，有“断烂朝报”之喻。

王安石诋《春秋》曰：“此断烂朝报也。”见周麟之《春秋经解跋》。今按：朝报譬今之政府公报也。楚虽称王，而《春秋》书之曰“子”。实晋侯召王，而曰“天王狩于河阳”。凡此之例，正与今之政府公报合符。荆公之语，诚为有见。然自是孔子正名复礼精神之所托。故曰：“寄一王之法。”“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其说如此。

惟范甯持平，同讥《三传》。然谓据理通经，不能因经显理，则借后儒之理，以说先圣之经，固无赖乎有经也。

范甯《春秋榖梁传序》：“《春秋》之传有三，而为经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贬殊致。盖九流分而微言隐，异端作而大义乖。《左氏》以鬻拳兵谏为爱君（庄十九）。文公纳币为用礼（文二）。《轂梁》以卫辄拒父为尊祖（哀二）。不纳子纠为内恶（庄九）。《公羊》以祭仲废君为行权（桓十一）。妾母称夫人为合正（隐二）。以兵谏为爱君，是人主可得而胁也。以纳币为用礼，是居丧可得而婚也。以拒父为尊祖，是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纳子纠为内恶，是仇雠可得而容也。以废君为行权，是神器可得而窥也。以妾母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齐也。若此之类，伤教害义，不可强通者也。凡传以通经为主，经以必当为理。夫至当无二，而《三传》殊说，庸得不弃其所滞，择善而从乎？既不俱当，则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绝，择善靡从，庸得不并舍以求宗、据理以通经乎？”

章绛抉实，等贯经、史。然谓经有丘明，传有仲尼，则攘左氏之贤，以成孔子之圣，亦乌在其为圣耶？

章炳麟《国故论衡·原经》：“经史自为部，始晋荀勖。《七略》《太史公书》在《春秋》家。董仲舒说《春秋》，以为：‘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然太史公自叙其书，亦曰：‘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俟后世圣人君子。’班固亦云：‘凡《汉书》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其自美何以异《春秋》？《春秋》有义例，其文微婉，迁、固亦非无义例也。迁、陈寿微婉志晦之辞尤多。太山、梁父，崇卑虽异哉，其类一矣。”

又《检论·春秋故言》：“司马光造《资治通鉴》，先为目录，括囊大典。经何嫌有丘明，传何嫌有仲尼邪？令传非仲尼、丘明同著，即《春秋》为直据鲁史无所考正之书，内多忌讳，外承赴告，以蔽实录，《史通·惑经》之难，虽百大儒无以解也。”今按：章氏书论《春秋》皆实，独谓孔、左同时作述，强造奇论，岂欲为百外大儒，为刘子玄作解人耶？

今称情而论，则《春秋》诚有功于文献，

《国故论衡·原经》：“自仲尼以上，《尚书》则阙略无年次，百国《春秋》之志，复散乱不循凡例，又亦藏之故府，不下庶人，国亡则人与事偕绝。太史公云：‘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此其效也。是故本之吉甫、史籀，纪岁时月日，以更《尚书》。传之其人，令与《诗》《书》《礼》《乐》等治，以异百国《春秋》。然后东周之事，粲然著明。令仲尼不次《春秋》，今虽欲观定、哀之世，求五伯之迹，故荒忽如草昧。”今按：如章说，孔子《春秋》，为史记编年之祖，其功一也。转官史为民间史，开平民舆论之自由，故曰：“《春秋》者，天子之事，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功二也。又会国别为通史，尊王攘夷，主联诸夏以抗外患，故曰：“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桓、晋文。”以民族观念，发为大一统之理想，功三也。然时移世异，迹者非其所以迹，《春秋》乃仅为古史之椎轮大辂。舍后世《三传》之纷纷，则孔子《春秋》之精神，亦若是而止耳。

而粗略简陋，殆不胜后儒之尊美也。

《日知录》：“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史之阙文，圣人不敢益也。《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朔与日，官失之也。’以圣人之明，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岂难考历布算以补其阙？而夫子不敢也。况于史文之误，而无从取正者乎？况于列国之事，得之传闻，不登于史策者乎？《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可谓富矣。而夫子当时未必见也。史之所不书，则虽圣人有所不知焉者。即使历聘之余，必闻其政，遂可以百二十国之宝书，增入本国之记注乎？若乃改葬惠公之类不书者，旧史之所无也。曹大夫、宋大夫、司马、司城之不名者，阙也。郑伯髡顽、楚子麇、齐侯阳生之实弑而书卒者，传闻不胜简书，是以从旧史之文也。《左氏》出于获麟之后，缀罗浩博，实夫子之所未见。乃后之儒者，似谓已有此书，夫子据而笔削之。即《左氏》之解经，于所不合者，亦多曲为之说。而经生之论，遂以圣人所不知为讳。是以新说愈多，而是非靡定。故今人学《春秋》之言，皆郢书燕说，而夫子之不能逆料者也。”顾氏此论，可以折诸家之平。

《汉书》曰：“《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以知微。”二书一言天道，一言人事，治孔学者尤乐道。

《四库提要》：“《六经》之中，惟《易》包众理，事事可通。《春秋》具列事实，亦人人可解。一知半见，议论易生。著录之繁，二经为最。”

故说经之有门户，自《三传》始。而图书之辩，于后为烈。迷山雾海，使学者惶惑沉溺于其中，更不知孔学之真相，则经生儒者之过也。

毛奇龄《西河集》：“《大易》《春秋》，迷山雾海，自两汉迄今，历二千余年，皆臆猜卜度，如说梦话，何时得白？”此言良是。然清儒研经，于《易》《春秋》二书，竟亦不出迷山雾海之外，良可悯也！

二　《诗》《书》

《论语》有言：“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又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史记·孔子世家》遂谓：“孔子以《诗》《书》礼乐教。”此犹可也。至谓孔子删《诗》《书》，

《书纬》：“孔子得黄帝元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其可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

《史记·孔子世家》：“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又：“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