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按其思想议论,实出战国晚世。大要在于反奢侈,归真朴,承墨翟、许行、庄周之遗绪,深言奢侈之有害无益。
《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此由生理之享用,指点奢侈之无益有害,与孔子“是可忍孰不可忍”之意绝异,即与墨家之天志、兼爱,许行、陈仲之仓廪厉民,义不恃人而食,宋钘之情欲寡浅,说各不同。要之同为反对贵族阶级奢侈之生活。孔子以礼言,墨翟、许行、陈仲以义言,宋钘以情言,老聃以利害言。世风愈变,而所以为戒者愈切也。惟庄子以出世理想言,别成一格。
及其不可久。
《老子》:“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此明指游仕得志者言。使老子生春秋贵族阶级未坏之世,乌有功成身退之想?
重农耕,弃圣智,而觊无治。
《老子》:“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饫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此亦战国晚年游仕食客之风既盛,乃有此象。当孔子时,至于“陪臣执国命”而极,庶民无参预政治之活动,则亦无所谓“朝甚除,田甚芜”也。故孔子主张“正名”,而老子则主“归农”。一为春秋时之思想,一为战国时之思想,甚显。
又:“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此亦战国晚世之言。春秋时,天下之乱,由于贵族之僭越。至于战国晚年,则患在平民阶级之扰动。《春秋》记二百四十年事,绝少以民之好动难治为患者。又小国寡民之想,亦七国兼并后乃有之尔。
又: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古之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之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此即庄周无治之主义也。其着眼所在,专注治民,与孔子所谓“君君臣臣”精神仅限于贵族阶级自身内部之整顿者不同。学者犹认《老子》为春秋时代之作品,正缘缚于传说,未能于学术思想与世变之关系深参之耳。
皆针对当时学者阶级之扰动,而谋所以为宁静整顿之方也。
其次为荀卿,重倡礼治之论。其言礼之起源,本于人类生活之需要。而曰“礼者养也”,则礼之范围,已普及人类全体,较之孔子之仅言贵族礼,与孟子之仅言仕礼,所谓“礼不下庶人”者,荀卿之意,特为博大精深。
《荀子·礼论》:“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而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今按:此见荀子论礼,已受墨家重劳作、主归农之影响。又如孟子辟墨,而其罪战、民贵诸说,实亦渊源墨氏。故论学术流变者,贵能得其会通,不当一家一派分杀死说也。
然荀卿论礼,既言“养”,又言“别”,
《礼论》:“故礼者,养也。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今按:此则仍是儒家本色。
言“分”,
《王制》:“分均则不遍,势齐则不一,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赡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
而分之枢机管于人君。
《富国》:“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大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机也。”
荀子欲本此而别造人伦,重定阶级。其与古异者,则古人本阶级而制礼,先有贵贱而为之分也。当荀子世,则阶级之制殆于全毁,乃欲本礼以制阶级,则为之分以别其贵贱也。荀子之分阶级之贵贱者,则一视其人之志行知能以为判。曰“大儒”,为天子三公。曰“小儒”,为诸侯、大夫、士。曰“众人”,为工、农、商、贾。
《儒效》:“人伦:志不免于曲私,而冀人之以己为公也;行不免于污漫,而冀人之以己为修也;其愚陋沟瞀,而冀人之以己为知也;是众人也。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情性然后能修,知而好问然后能才,公修而才,可谓小儒矣。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如是则可谓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诸侯大夫士也。众人者,工农商贾也。礼者,人主之所以为群臣寸尺寻丈检式也。人伦尽矣。”
去世袭之敝,存阶级之善。
《王制》:“请问为政?曰:‘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元恶不待教而诛。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奸言、奸说、奸事、奸能、遁逃反侧之民,职而教之,须而待之。勉之以庆赏,惩之以刑罚。安职则畜,不安职则弃。才行反时者死无赦。’”
其意亦为当时平民学者之扰动而谋所以宁静整顿之方也。然人类生活,为之明分等级,为固定之形式,其事终已不可行。则荀子之说,徒足以导奖奢侈,排斥异己,为专制者所藉口,而荀学遂为秦政渊源。则学术世变,其交互影响之间,良可深长思也。其论墨子,可以明先秦学派争论焦点所在。
《富国》:“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天下之公患,乱伤之也。墨子之非乐,则使天下乱。节用,则使天下贫。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蹙然衣粗食恶,忧戚而非乐。若是则瘠。瘠则不足欲。不足欲则赏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少人徒,省官职,上功劳苦,与百姓均事业,齐功劳。若是则不威。不威则罚不行。赏不行则贤者不可得而进,罚不行则不肖者不可得而退,则能不能不可得而官。若是则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上失天时,中失地利,下失人和,天下熬然,若烧若焦。墨子虽为之衣褐带束,啜菽饮水,恶能足之?故先王圣人为之不然。知为人主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故必将撞大钟,击鸣鼓,吹笙竽,弹琴瑟,以塞其耳;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刍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后众人徒,备官职,渐庆赏,严刑罚,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属,皆知己之所愿欲之举在于是,故其赏行;皆知己所畏恐之举在于是,故其罚威;赏行罚威,则贤者可得而进,不肖者可得而退,能不能可得而官;若是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天下何患乎不足?”
盖囊括而言,先秦学派,不出两流:其倾向于贵族化者曰“儒”,其倾向于平民化者曰“墨”。儒者偏重政治,墨者偏重民生。法家主庆赏刑罚,原于儒;道家言反朴无治,原于墨。故一主礼,一非礼。一主仕进,一主隐退。一尚文学,一主劳作。此当时学术界分野之所在也。今综述诸家对于贵族生活之意见,荀子从富力之分配与功效立论,而承认治人阶级之贵族生活者也。墨子从富力之消费立论,而反对治人阶级之贵族生活者也。孟子、许行、陈仲皆自富力之生产立论,而于治人阶级之贵族生活,或赞成或反对者也。宋钘则自富力之需要立论,庄周、老子则自富力之享用立论,而反对社会一般之奢侈者也。要之自春秋之末,贵族阶级一旦崩坏,而社会组织于以大变,此实当时一大事。故自孔子以下,学者精神所注,莫非讨论人类“政治”与“生活”之两问题。其他论点,则均本此而引伸。必明此乃始可与语先秦学术之真相矣。
《韩非子·诡使》:“夫立名号,所以为尊也。今有贱名轻实者,世谓之高。设爵位,所以为贱贵基也。而简上不求见者,世谓之贤。威利所以行令也,而无利轻威者,世谓之重。法令所以为治也,而不从法令为私善者,世谓之忠。官爵所以劝民也,而好名义不进仕者,世谓之烈士。刑罚所以擅威也,而轻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谓之勇夫。故下之所欲,常与上之所以为治相诡。”
盖至其时,在上者之政治,几退处于无权,而社会风尚趋舍,一惟学术界之马首是瞻。平民学者意气之发舒,已达极点,而其内部之以膨胀而分裂,与其缺憾之表裰于外者,亦日甚而愈不可掩。于是老子、荀卿皆起为反抗之论,而韩非之言尤为激烈,遂有“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之主张。
《五蠹》:“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事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其疾文学,反圣智,重劳作,驱民归农之意,与许、陈、庄、老一路。惟许、陈、庄、老意在无治,而韩非则主以法治,此其异也。诸子之兴原于儒,王官失职而私学继起,今韩非则欲统私学于一尊,复古人政教官师合一之制,此则承荀卿之意,而遂为先秦诸子学派之结穴。自孔子至于韩非,其学说思想之流变往复,大率如此。盖儒家主礼,尚差级;荀、韩之论,近于柏拉图之理想国,而无以制独夫之权。墨家主兼爱,尚平等;庄、老之议,似克鲁泡特金之无政府主义,而无以企无治之隆。此其得失之大较也。外是复有阴阳家一派,盖亦晚出。其著者为邹衍,兼综儒、道以立说。
《史记·孟荀列传》:“驺衍后孟子,睹有国者益**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机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谓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今按:据此则邹衍著书,其用意亦主于批评贵族**侈生活,而归之仁义节俭。其推至于无垠,即庄周“出乎涯涘,乃可与语大道”之意。
《史记·孟荀列传》:“驺子重于齐,适梁,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今按:驺衍适赵,与公孙龙辩于平原君门,其时梁惠、燕昭皆已死。衍与荀卿略同时,《史记》之说误也。然其学说之盛极一时,可以想见。
今邹衍之书已不可见,然当时学风推衍,迹象犹多可寻。
《易·系辞传》以阴阳言形上原理,《吕氏春秋·十二纪》及《管子·幼官》诸篇以阴阳言政治,《小戴·冠义》《乡饮酒义》《乐记》诸篇以阴阳言礼乐人生,其他不胜缕举。
大抵以自然界现象,比类之于人事,则庄、老之自然,与儒家礼乐,同出一贯。又以阴阳天地表君臣上下尊卑,取形名法家之旨,近于专制,为在上者所喜。又以阴阳屈伸言鬼神,融铸俗说。其言顺气自然,长生久视,神仙道术,尤足歆世。立论汗漫,比附圆滑,惝恍谬悠,莫可究诘。遂以并包众说,兼罗群好。自人心向倦,百家熸歇之际,荀、韩之说得志于秦廷,而东方学术,惟推阴阳独步。下迄汉儒,流风愈扇。因逮后世,余烬不灭。摧陷廓清,未见其时。先秦绚烂精悍之学派,其归根结穴所在,上之为专断之政,下之为荒唐之想。学者三复于此,其亦将深慨而不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