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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先秦诸子（第4页）

《孟子·滕文公》：“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钟，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避兄离母，处于於陵。身织屦，妻辟纑，以为生。”

按：陈仲之意，非仅以其兄为不义，凡贵族阶级之不自劳作恃人而食者，皆不义也。此与许行以仓廪为厉民自养一意。墨翟尝游齐，陈仲盖闻其遗风耶？

此彻底反对贵族阶级之生活，传墨学之真精神者也。

墨子之反对礼乐，仅求王公大人之强力听治，一意政事，未尝明白反对政治之生活也。至许行仓廩厉民，与陈仲不恃人食之议，乃始确论人类当普遍劳作，而不认有专赖政治为生活之一级。然人类既不能无治，则政治生活，亦不可遽废。孟子即以此难许、陈，许、陈无以解释也。庄周、老子书，倡无治之论，乃更为许、陈进一解矣。故道家之论，实源于墨。此非深辨先秦诸子学说流变之真相者，不能知也。

如淳于髡，

《史记·孟荀列传》：“淳于髡见梁惠王，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谢去。于是送以安车驾驷，束帛加璧，黄金百镒，终身不仕。”

田骈，

《齐策》：“齐人见田骈曰：‘闻先生高议，设为不宦，而愿为役。’田骈曰：‘子何闻之？’对曰：‘臣闻之邻人之女。’田骈曰：‘何谓也？’对曰：‘臣邻人之女，设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今先生设为不宦，资养千钟，徒百人。’”

稷下先生一派，

刘向《别录》：“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

《史记·田敬仲世家》：“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今按：稷下养士始齐威王，下历宣、湣、襄王不衰。

外收不仕之高名，内慕禄养之实利，较之田子方、段干木而地位益尊者也。

儒家无鄙薄仕进之论，此必当时墨家如许行、陈仲一派，深动社会视听，故田骈、淳于髡之徒，遂亦藉不仕为名高耳。

外此如孟轲为儒家宗，然专论仕礼，与孔子所谓礼者不同，

孟子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牺牲不成，粢盛不洁，衣服不备，不敢以祭。惟士无田，则亦不祭。牲杀器皿衣服不备，不敢以祭。”此言仕意与孔子“不仕无义”之说亦不合。其他如陈臻问齐、宋、薛馈金或受或不受，周霄问君子难仕，而曰：“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不由其道而仕者，钻穴隙之类也。”又如不见诸侯、不托诸侯诸论，皆专论士礼。

盖当孟子时，苏、张一派，专骛仕进，猎禄利，其行谊最卑鄙。许行、陈仲之徒，以苦行不仕骄世，亦仅止于独善，未足拯斯民于水火。稷下诸先生，则逞谈辩，溺富贵，名实兼营，而实无心于世局。独孟子志切救世，又不愿屈节枉尺以求合，其志行殆庶几于孔子之所谓中道。用行舍藏，知我者谁。故于士之出处进退之礼，独详哉其言之。故孟子所谓礼者，已非孔子之礼，而其意则犹是孔子之意也。若其薄桓、文而言王道，斥独夫而言民贵，皆非孔子尊王正名之旨。然正可以见学术之随世运而转变。惟其对于政治生活之意见，国君好货好色，则曰“与民同乐”，后车数十乘传食诸侯，则曰“不足为泰”，固犹是儒家传统本色耳。同时有庄周，却聘不仕，迹近陈、许。

《庄子·秋水篇》：“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

倡无治之论，足为“并耕”张目。

许行倡并耕之说，孟子诘之曰：“治天下可以耕且为乎？”今庄子曰：“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无治则可以并耕也。

称神仙之术，足为“蚓操”解嘲。

陈仲主不恃人而食，孟子讥之曰“蚓操”，“必上饮黄泉，下食槁壤而后可”。今庄子谓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则可以无恃乎世也。《庄子》书中论精神生活及神仙出世事，皆可以此意观之。宋斩云：“人之情欲寡。”亦为蚓操解嘲之论也。

此亦闻墨家之遗风，故非礼乐，弃政治，而流入于冥想者也。

《庄子》书虽儒、墨均讥，然论其学派，实归墨家一路。平章学术，当具只眼，学者勿以未经人道疑之。又庄子与惠施交游，施亦墨徒，庄子当受其影响。

此皆就其对于生活之见地而言。若就其对于阶级之思想论之，则惠施承墨学之绪风，而言“泛爱万物，天地一体”。

《庄子·天下篇》：“惠施历物之意，曰：‘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庄子《齐物》，亦曰：“万物与我为一。”孟子道性善，则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故推不忍一牛之心而可以保四海。许行、陈仲以自食其力为人类普遍之义务。则皆不认有上天下泽之分也。即等而下之，如稷下之先生，苏、张之舌士，谈笑以取富贵，初不知人类当百数十年前犹有贵族、平民划然判分之一界矣。自此迄于四公子养士，而平民学者之地位益高，其生活益侈，于是而当时学术界之论点，亦遂一转其方向。盖儒、墨之兴，以抨击贵族阶级之生活，而为士阶级之崛起者；今则士阶级之生活，亦复同化于曩昔之贵族阶级而与之一例。乃复有起而抨击士阶级之生活者，则战国晚年学风之趋势也。故先秦诸子，截而言之，可分三期：

孔、墨之兴为初期。当时所讨论者，质言之，即贵族阶级之生活，究当若何而始得谓之正当是已。

陈、许、孟、庄为第二期。当时所讨论者，质言之，即士阶级自身对于贵族阶级究应抱若何之态度是已。

此以下为第三期，当时讨论之中心，厥为士阶级之气焰与扰动，若何而使之渐归平静与消灭是已。

故初期之问题中心为“礼”，中期之问题中心为“仕”，末期之问题中心为“治”。此虽未可一概而论，而统观诸家学说思想之流变，要亦不离于此矣。今次述末期思想，亦得三派：

一老子。老子史实之不可信，昔人已多言之。

崔述《洙泗考信录》：“《老子》文似战国诸子，与《论语》《春秋传》之文绝不类。孔子称述古之贤人，及当时卿大夫，《论语》所载详矣。何以不载老子一言？孟子但距杨、墨，不距黄、老。果老聃在杨、墨前，孟子何以反无一言辟之？”

汪中《述学·老子考异》：“老子楚人，周守藏室之史也。按：周室既东，辛有入晋（《左》昭二十年），司马适秦（《太史公自序》），史角在鲁（《吕氏春秋·当染》），王官之族，或流播于四方。列国之产，惟晋悼尝仕于周，其他固无闻焉。况楚之于周，声教中阻，又非鲁、郑之比。且古之典籍旧闻，惟在瞽史，其人并世官宿业，羁旅无所置其身。”

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老子》书中用王侯、侯王、王公、万乘之君等字样者凡五处，用取天下字样者凡三处，不似春秋时人语。”又云：“‘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官名均出战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