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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南北朝隋唐之经学注疏及佛典翻译（第1页）

第七章　南北朝隋唐之经学注疏及佛典翻译

论一时代之学术者，首贵乎明其思想主潮之所在，此固也。然参伍错综，有其新茁，有其旧遗，旁衍横溢，潜滋暗长于时代主潮之下，而与为推迁。逮夫时换代变，风尚翻新，则此潜滋暗长者，乃跃起而为新时代之归向。此又治学术史者所不可不知也。季汉以来，迄于魏晋，本内心批评之精神，而极于自我之发见，一惟以个人小己为归宿，此三百年间学术风尚之主潮也。于是而有两汉旧传之经籍，循此潮流而蜕化其面目焉。有印度新来之佛教，循此潮流而长养其势力焉。至于南北朝以下，隋唐一统，清谈既歇，而经学、佛教，遂平分学术之天下。溯其渊源，莫非流转滋长于清谈一派主潮之下者也。今分端述其梗概如次：

一　经学注疏

经学自郑玄注经，折衷异同，

陈澧《东塾读书记·郑学卷》：“《六艺论》云：‘注《诗》

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也。’（《释文》引）此郑君注经之法，不独《诗笔》为然。郑君注《周礼》《仪礼》《论语》《尚书》皆与笺《诗》之法无异。有宗主，亦有不同，此郑氏家法也。何邵公《墨守》之学，有宗主而无不同。许叔重《异义》之学，有不同而无宗主。惟郑氏家法，兼其所长，无偏无弊也。”

而博士家法，遂成废弃。

皮锡瑞《经学历史》：“郑君博学多师，今古文道通为一，见当时两家相攻击，意欲参合其学，自成一家之言。虽以古学为宗，亦兼采今学，以附益其义。学者苦其时家法繁杂，见郑君闳通博大，无所不包，众论翕然归之，不复舍此趋彼。于是郑《易注》行而施、孟、梁邱、京之《易》不行矣。郑《书注》行而欧阳、大小夏侯之《书》不行矣。郑《诗笺》行而鲁、齐、韩之《诗》不行矣。郑《礼注》行而大、小戴之《礼》不行矣。郑《论语注》行而齐、鲁《论语》不行矣。重以鼎足分争，经籍道息。汉学衰废，不能尽咎郑君，而郑采今古文不复分别，使两汉家法亡不可考，则亦不能无失。故经学至郑君一变。”今按：皮氏谓其时学者苦家法繁杂，故翕然归郑君，又谓鼎足分争，经籍道息，皆是也。咎郑采今古文不复分别，使两汉家法亡不可考，则非。博士家法，已成弩末，虽无郑君，亦且衰绝。幸郑兼采，犹得存什一于千百耳。

中经丧乱，至于魏代，而今文全绝，古文独传。

王国维《观堂集林·汉魏博士考》：“汉世所立十四博士，皆今文学也。古文诸经，终汉之世，未得立于学官。古文学之立于学官，盖在黄初之际。自董卓之乱，京洛为墟，献帝托命曹氏，未遑庠序之事，博士失其官守，垂三十年，今学日微，而民间古文之学乃日兴月盛。逮魏初复立太学博士，已无复昔人，其所以传授课试者，亦绝非曩时之学。盖不必有废置明文，而汉家四百年官学今文之统，已为古文家取而代之矣。于是西京施、孟、梁邱、京氏之《易》，欧阳、大、小夏侯之《书》，齐、鲁、韩之《诗》，庆氏、大戴之《礼》，严氏之《春秋》，皆废于此数十年之间。不待永嘉之乱，而其亡可决矣。学术变迁之在上者，莫剧于三国之际，而自来无能质言之者，此可异也。”

又《魏石经考三》：“汉学官所立，皆今文，无古文。而自后汉以来，民间古文学渐盛，至与官学抗衡。逮魏初复立太学，暨于正始，古文诸经，盖已尽立于学官。此事史传虽无明文，然可得而微证也。考《魏略》言黄初中太学初立，有博士十余人（《后汉书·儒林传》及《魏志·杜畿传》注引。）。《魏志·文帝纪》言黄初五年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榖梁》博士。似魏初博士之数，与后汉略同，但增置《榖梁》一家。然考其实际，则魏学官所立诸经，乃与后汉绝异。《齐王芳纪》：‘正始六年，诏故司徒王朗所作《易传》，令学者得以课试。’（即博士课试《五经》所用。）《王肃传》：

‘肃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立于学官。’又《高贵乡公纪》载其幸太学之问，所问之《易》，则郑玄注也。所讲之《书》，则马融、郑玄、王肃之注也。所讲之《礼》，则《小戴记》，盖亦郑玄、王肃注也。是魏时学官所立诸经，已为贾、马、郑、王之学。其时博士可考者，亦多古文家，且或为郑氏弟子也。”

自是有王肃之伪证，

《东塾读书记·三国卷》：“王肃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其所论驳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凡百余篇。又集《圣证论》以讥短郑康成。其伪作《孔子家语》，自为序云：‘郑氏学行五十载矣，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澧案：魏之典制，多因于汉。郑君注《礼》，亦多用汉制。王肃幼为郑学（此王肃语，见《周礼·媒氏疏》），其后乃欲夺而易之，实欲并夺汉、魏典制而易之，使经义朝章，皆出于己也。肃为魏世臣，而党于司马氏，以倾魏祚。身死之后，其外孙司马炎篡魏，事事敬王景侯，竟遂其夺而易之之愿矣《经学历史》：“郑玄学出而汉学衰，王肃出而郑学亦衰。肃不好郑氏，乃伪造孔安国《尚书传》、《论语》、《孝经注》、《孔子家语》、《孔丛子》共五书，以互相证明，托于孔子。”按：论证详丁晏《尚书余论》。

有杜预之曲说，

《春秋》宣四年：“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左传》云：“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罪也。”杜氏《释例》畅衍其说。焦循《春秋左传补疏序》论之云：“司马昭有篡弑之心，收罗才士，以妹妻预。预既目见成济之事，将有以为昭饰，且以为懿、师饰。夫懿、师、昭，乱臣贼子也。贾充、成济，郑庄之祝聃、祭足也。王凌、毌邱俭、李丰、王经，则仇牧、孔父嘉之伦也。射王中肩，即抽戈犯跸也。而预以为郑志在苟免王讨之非，显谓高贵讨昭之非，而昭御之为志在苟免。孔父嘉、仇牧，预皆锻炼深文，以为无善可褒。此李丰之忠而可斥为奸，王经之节而可指为贰，居然相例矣。师、昭而后，若裕、若道成、若衍、若霸先、若欢、洋、若泰、若坚、广，他如石虎、冉闵、苻坚相习成风，而《左氏传》杜氏《集解》适为之便，故其说大行于晋、宋、齐、梁、陈之世。唐高祖之于隋，亦踵魏晋余习，故用预说作《正义》，而贾逵、服虔诸家，由是而废。”按：丁晏《尚书余论》有《杜预左传注阿附王肃说》一篇。又《晋书·杜预传》记预论谅暗短丧，内外怪惑，谓其违礼合时。盖王、杜皆晋室葭莩，以朝廷威权行其伪书曲说，则又东汉以下经学之一变也。

有王弼以《老》《庄》注《易》，

陈振孙《书录解题》：“自汉以来言《易》者，多溺于象占之学。至弼一切扫去，畅以义理，于是天下宗之，余家尽废。然王弼好老氏，魏晋谈玄，自弼辈倡之。《易》有圣人之道四焉，去三存一，于道阙矣。况其所谓辞者，又杂异端之说乎？范甯谓罪深于桀、纣，诚有以也。”——今按：汉儒以象占言《易》，犹不失《易》为卜筮书本意。然《系辞》言阴阳，本与庄老相通。王弼以庄老言《易》，自迷信一变而至于哲理，正见学术思想之进步。陈氏恶其乱真，不免于经生之见也。

朱竹垞《王弼论》云：“毁誉者，天下之公，未可以一人之是非，偏听而附和之也。汉儒言《易》，或流入阴阳灾异之说，弼始畅以义理。惟范甯一言，诋其罪深桀、纣，学者过信之，谓其以老庄解《易》。吾见横渠《易说》，开卷诠《乾》四德，即引‘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二语。中间如‘谷神’，‘刍狗’，‘三十辐共一毂’，‘高以下为基’，皆老子言。宋之大儒，何尝不以老庄言《易》？然则弼之罪亦何至深于桀、纣耶？”今按：此论明通。可见自来尊经者，只循其名，不责其实也。

有何晏、皇侃以玄虚说《论语》，

《东塾读书记·论语卷》：“何《注》始有玄虚之语。如子曰：‘志于道。’《注》云：‘道不可体，故志之而已。’‘回也其庶乎，屡空。’《注》云：‘一曰：空犹虚中也。’自是以后，玄谈竞起。（例证略。）此皆皇侃《疏》所采，而皇氏玄虚之说尤多。甚至谓原壤为方外圣人，孔子为方内圣人。”

有范甯之破弃颛门以解《榖梁》，

黄震《日钞》杜预注《左氏》，独主《左氏》；何休注《公羊》，独主《公羊》；惟范甯不私于《榖梁》，而公言三家之失。”按：此亦学术思想进步之证。

皆可以见经学之移步换形，日失其本来面目也。自后南北对峙，学风互异。北人守旧，犹重朴学，理晚汉之坠绪。南人趋新，多尚清谈，有两晋之遗风。

《北史·儒林传序》：“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玄，《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此据唐人之见解以为评也。汪家禧《六朝经术流派论》：“王弼《注》出而《易》乱，《伪孔安国传》出而《书》乱，杜预《集解》出而《春秋》又乱。当时河洛诸儒，虽尚有研求服、郑者，而好尚不同，反有下里诸生之目。伪学盛行，遽有底止？”此则据清人之见解以为评也。

至于隋人一统，而北学终亡，南宗独盛。

《隋书·经籍志》：“《易》，至隋，王《注》盛行，郑学浸微，今殆绝矣。《书》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春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縠梁》浸微，今殆无师说。”

足征风气所趋，无可逆转。经学之尊严，亦且受清谈之洗礼，而后得以延其年寿也。

《经学历史》：“南朝衣冠礼乐，文采风流，北人常称羨之。高欢谓：‘江南萧衍老公，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是当时北人称羡南朝之证。经本朴学，非颛家不能解，俗目见之，初无可悦。北人笃守汉学，本近质朴，而南人善谈名理，增饰华词，表里可观，雅俗共赏。故虽以亡国之佘，足以转移一时风气，使北人舍旧而从之。”

及唐人造《五经》义疏，一仍隋旧，行南废北，至是益定。

《旧唐书·儒学传》：“太宗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十四年诏曰：‘梁皇侃（有《礼记疏》）、褚仲都（《周易疏》），周熊安生（疏《周礼》《礼记》）、沈重（疏《礼记》《毛诗》），陈沈文阿（疏《礼记》《左传》）、周弘正（疏《周易》）、张讥（疏《周易》《尚书》《毛诗》），隋何妥（疏《周易》）、刘炫（疏《尚书》《毛诗》《左传》）等，并前代名儒，经术可纪，加以所在学徒，多行其疏，宜加优异，以劝后生。可访其子孙见在者，录名奏闻，当加引擢。’”按：唐初《五经正义》，但有《易》《书》《诗》《礼记》《左氏春秋》，《易》用王（弼）《注》，《书》用孔（安国）伪《传》，《左氏》用杜（预）《注》，皆系魏晋新说。《诗》则一崇毛郑（南朝咸宗《毛传》而郑玄、王肃两家每相掊击），全弃三家。《礼》则仅主小戴（亦宗郑《注》），未及正经；亦沿晚汉之绪，未符两京之趣。其所采诸家义疏，均为六朝之学，且又南盛北衰，偏畸甚显。

自此科举取士，相沿遵用，

《旧唐书·高宗纪》：“永徽四年，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

迄于宋代，递嬗勿变。而间有增益，所谓《十三经注疏》者也。

《曰知录》：“自汉以来，儒者相传，但言《五经》。唐时立学官云《九经》者，《三礼》《三传》分而习之，故为九也。其刻石国子学，则云《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宋时程、朱诸大儒出，始取《礼记》中之《大学》《中庸》及进《孟子》以配《论语》，谓之《四书》。本朝因之，而《十三经》之名始立。其先儒释经之书，或曰传，或曰笺，或曰解，或曰学，今通谓之《注》。《书》则孔安国《传》，《诗》则毛苌《传》、郑玄《笺》，《周礼》《仪礼》《礼记》则郑玄《注》，《公羊》则何休《学》，《孟子》则赵岐《注》，皆汉人。《易》则王弼《注》，魏人。《系辞》韩康伯《注》，晋人。《论语》则何晏《集解》，魏人。《左氏》则杜预《注》，《尔雅》则郭璞《注》，《榖梁》则范甯《集解》，皆晋人。《孝经》则唐明皇《御注》。其后儒辨释之书，名曰《正义》，今通谓之《疏》。”

言其统一之盛，虽汉武博士有弗逮。

《经学历史》：“永徽四年，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夫汉帝称制临决，尚未定为全书，博士分门授徒，亦非止一家数。以经学论，未有统一若此之大且久者。”

然趋于利禄，务在出身，名存实亡，固不足以预夫学术思想之流变焉。

《经学历史》：“唐以《易》《书》《诗》《三礼》《三传》合为《九经》，取士。《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公羊》为中经，《周易》《尚书》《仪礼》《榖梁》为小经。以经文多少分大中小三等。取士之法，不得不然。开元八年，国子司业李元璀上言：‘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仪礼》《公羊》《榖梁》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开元十六年，杨场为国子祭酒，奏言：‘今明经习《左氏》者十无二三，又《周礼》《仪礼》《公羊》《穀梁》殆将绝废。’据此二说，则唐之盛时，诸经已多束阁。盖大经《左氏》文多于《礼记》，中小经《周礼》《仪礼》《公》《榖》难于《易》《书》《诗》故也。”今按：唐代经学内容，即此两疏，已可见其大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