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九章 清代考证学002（第4页）

二、训诂学训诂学是用科学的方法，物观的证据，来解释古书文字的意义。

三、校勘学校勘学是用科学的方法，来校正古书文字的错误。

四、考订学考订学是考定古书的真伪，古书的著者及一切关于著者的问题的学问。

现在且先看汉学家所攻击的几种方法：

一、随意改古书的文字。

二、不懂古音，用后世的音来读古代的韵文，硬改古音为叶音。

三、增字解经。例如解“致知”为“致良知”。

四、望文生义。例如《论语》“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本有错误。宋儒硬解为“耻者不敢尽之意，过者欲有余之辞”，却不知“而”字是“之”字之误。

汉学家方法的根本观念可以分开来说：

一、研究古书，并不是不许人有独立的见解，但是每立一种新见解，必须有物观的证据。

二、汉学家的证据，完全是例证。

三、举例作证，是归纳的方法。举例不多，便是类推的证法。举例多了，便是正当的归纳法。类推与归纳，不过是程度的区别。其实他们的性质，是根本相同的。

四、汉学家的归纳手续不是完全被动的，是很能用假设的。他们所以能举例作证，正因为他们观察一些个体的例之后，脑中先已有了一种假设的通则，然后用这通则所包涵的例来证同类的例。他们实际上是用个体的例来证个体之例，精神上实质上是把这些个体的例所代表的通则演绎出来。故他们的方法是归纳和演绎同时并用的科学方法。

他们用的方法，总括起来，只是两点：一、大胆的假设。二、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

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亦推极其学风之美。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正统派之学风，其特色可指者略如下：

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

二、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类汉、唐。据汉、魏可以难唐，据汉可以难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

三、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

五、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

六、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

七、所见不合，则用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

八、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

九、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

十、文体贵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

焦循《雕菰集·辨学》：“今学经者众矣，而著书之派有五：一曰通核，二曰据守，三曰校雠，四曰摭拾，五曰丛缀。此五者，各以其所近而为之。通核者：主以全经，贯以百氏，协其文辞，揆以道理。人之所蔽，独得其间。可以别是非，化拘滞，相授以意，各慊其衷。其弊也，自师成见，忘其所宗。故迟钝苦其不及，高明苦其太过焉。据守者：信古最深，谓传注之言坚确不易。不求于心，固守其说，一字句不敢议。绝浮游之空论，卫古学之遗传。其弊也，跼蹐狭隘，曲为之原。守古人之言，而失古人之心。校雠者：《六经》传注，各有师授，传写有讹，义蕴乃晦。鸠集众本，互相纠核。其弊也，不求其端，任情删易。往往改者之误，失其本真。宜主一本，列其殊文，俾阅者参考之也。摭拾者：其书已亡，间存他籍，采而聚之，如断圭碎璧，补苴成卷。虽不获全，可以窥半。是学也，功力至繁，取资甚便，不知鉴别，以赝为真，亦其弊矣。丛缀者：博览广稽，随有心获。或考订一字，或辨证一言，略所共知，得未曾有。溥博渊深，不名一物。其弊也，不顾全文，信此屈彼。故集义所生，非由义袭。道听涂说，所宜戒也。五者兼之则相济，学者或具其一而外其佘，余患其见之不广也，于是乎辨。”

最其所至，实亦不过为考史之学之一部。

柳翼谋《中国文化史》：“世尊乾、嘉诸儒者，以其以汉儒之家法治经学也。然吾谓乾、嘉诸儒独到者，实非经学而为考史之学。考史之学，不独赵翼《二十二史劄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或章学诚《文史通义》之类，为有益于史学也。诸儒治经，实皆治史。或辑一代之学说，如惠栋《易汉学》之类。或明一师之家法，如张惠言《周易虞氏义》之类。于经义亦未有大发明，特区分畛域，可以使学者知此时代此经师之学若此耳。其于《三礼》，尤属古史之制度。诸儒反复研究，或著通例，如江永《仪礼释例》，凌廷堪《礼经释例》之类。或著专例，如任大椿《弁服释例》之类。或为总图，如张惠言《仪礼图》之类。或为专图，如戴震《考工记图》，阮元《车制图考》之类。或专释一事，如沈彤《周官禄田考》，王鸣盛《周礼军赋说》，胡匡衷《仪礼释官》之类。或博考诸制，如金鹗《求古录礼说》，程瑶田《通艺录》之类。皆可谓研究古史之专书。即今文家标举《公羊》义例，如刘逢禄《公羊何氏释例》，凌曙《公羊礼说》之类，亦不过说明孔子之史法，与《公羊》家所讲明孔子之史法耳。其他之治古音，治六书，治舆地，治金石，皆为古史学，尤不待言。惟限于三代语言文字制度名物，尚未能举历代之典籍，一一如其法以治之，是则尚有待于后来者耳。”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这三百年的古学研究，在今估计，还有许多缺点：一、研究范围太狭，学者的聪明才力，被几部经书笼罩了。况且在这个狭小的范围里，还有许多更狭小的门户界限。有汉、宋学的分家，有今、古文的分家。甚至于治一部《诗经》，还要舍东汉的郑《笺》而专取西汉的毛《传》。二、太注重功力而忽略理解。学问的进步，一是材料的积聚与剖解，一是材料的组织与贯通。前者靠精勤的工力，后者全靠综合的理解。这三百年中，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三、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宋、明理学家所以富于理解，全因六朝、隋唐以后佛家与道士的学说，用作一种参考比较的资料。清朝的学者，始终脱不了一个陋字。我们如要想提倡古学研究，应该注意：一、扩大研究的范围，二、注意系统的整理，三、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

要其风尚所归，略与两汉经生及隋唐注疏、翻译同其情趣。整理积叠，以贻后者多。空所依傍，自辟户牖，殆非所长。以视夫先秦、魏晋、宋明诸朝，直抒己见，称心而道者，则为不同道也。此则清代汉学之大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