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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清代考证学002（第3页）

其后以信《公羊》而信今文，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今文学之初期，则专言《公羊》而已，未及他经。然因此知汉代经师家法，今古两派截然不同，知贾（逵）、马（融）、许（慎）、郑（玄）殊不足以尽汉学。时辑佚之学正极盛，古经说片语只字，搜集不遗余力。于是研究今文遗说者渐多，然皆不过言家法同异而已，未及真伪问题也。”

又以信今文而疑及古文，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道光末，魏源著《诗古微》，始大攻《毛传》及《大小序》，谓为晚出伪作。其言博辨，比于阎氏之《书疏证》。同时邵懿辰亦著《礼经通论》，谓《仪礼》十七篇为足本，所谓《古文逸礼》三十九篇者，出刘歆伪造。而刘逢禄故有《左氏春秋考证》，谓此书本名《左氏春秋》，不名《春秋左氏传》，乃记事之书，非解经之书。其解经者，皆刘歆所窜入。《左氏传》之名，亦歆所伪造。盖自刘书出而《左传》真伪成问题，自魏书出而《毛诗》真伪成问题，自邵书出而《逸礼》真伪成问题，若《周礼》真伪，则自宋以来问题久矣。初时诸家不过各取一书，为局部的研究而已。既而寻其系统，则此诸书者，同为西汉末出现。其传授端绪，俱不可深考，同为刘歆所主持争立。质言之，则所谓古文诸经传者，皆有连带关系，真则俱真，伪则俱伪。于是将两汉今古文之全案，重提覆勘，则康有为其人也。”今按：疑古文诸经而蔽狱于刘歆，方望溪已先有此说，惟后无嗣响。至康氏之论出，乃震动一世视听。凡一学说之成熟，必具有相当之机缘，于梁氏此论可以见也。

于是汉学家之以尊古始者，乃遂以疑古终焉。至于康有为出，著《新学伪经考》，而后疑古之思，乃达于极端焉。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今文学运动之中心，曰南海康有为。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废其旧说，著书曰《新学伪经考》。伪经者，谓《周礼》《逸礼》《左传》及《诗》之《毛传》，凡西汉末刘歆所力争立博士者。新学者，谓新莽之学。时清儒诵法许、郑者，自号曰汉学。有为以为此新代之学，非汉代之学，故更其名焉。《新学伪经考》之要点：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四、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五、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

今按：康氏所疑，多无证武断。如谓焚书未及《六经》，《六经》不残缺云云，尤为失实。汉代今古文争论真相，已详本编第三、四章，此不具论。

又为《孔子改制考》，然后清儒古训古礼、师传家法之研求，乃一转而入于创法立制、论政经世之涂焉。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近人祖述何休以治《公羊》者，若刘逢禄、龚自珍、陈立辈，皆言改制，而有为之说实与彼异。有为所谓改制者，则一种政治革命，社会改造的意味也。故喜言‘通三统’。三统者，谓夏、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因革也。喜言‘张三世’。三世者，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也。”

又为《大同书》，则其理想乃与今世所谓世界主义、社会主义者多合符契，益复非区区经生考核之所能范围焉。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右两书（《伪经考》《改制考》），皆有为整理旧学之作，其自身所创作，则《大同书》也。有为以《春秋》三世之义说《礼运》，谓升平世为小康，太平世为大同，乃衍其条理为书，略如左：

一、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

二、总政府及区政府皆由民选。

三、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

四、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

五、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

六、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

七、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

八、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最高之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

九、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

十、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入自由享用。

十一、警惰为最严之刑罚。

十二、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

十三、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

盖清自咸、同之际，洪、杨倡乱，江南荼毒，文献**尽，学者不克复振其业。又自鸦片战后，外患迭乘，志士扼腕，思自湔祓，经世致用之念复起。而海禁既开，西学东渐，穷经考古，益不足以羁絷其智慧。康氏以今文《公羊》之说，倡为变法维新，天下靡然从风，而乾、嘉朴学亦自此绝矣。训诂考证之业，固已路穷必变，而其推转之机，亦时会之有以促成之也。时惟定海黄以周，

《碑传续集》缪荃孙《黄先生（以周）墓志铭》：“国朝讲学之风，倡自顾亭林。顾氏尝云：‘经学即是理学。’（先生）体顾氏之训，上追孔门之遗言，而《三礼》尤为宗主。意在核明古礼，示后圣可行。所著《礼书通故》，先王礼制备焉。至其道德性命之学，则在辨虚无，辨绝欲，以执一端立宗旨为贼道，悉折衷经训，以烛叛惭疑枝邪离遁穷之情。所著《经训比义》三卷，列二十四目，谓博文约礼，圣门正训。学者欲求孔圣之微言大义，必先通经。经义难明，必求诸训诂声音，而后古人之语言文字，乃了然于心目。不博文，能治经乎？既治经矣，当约之以礼。又谓礼者，理也。天理之秩然者也。考礼即穷理。后儒舍礼而言理，礼必征实往古，理可空谈任臆也。先生以经学为理学，即以礼学为理学。顾氏之训，至先生而始阐。”

今按：缪氏此文，颇足见朴学家为学之取径，及目标所在，故并附录以为参证。

德清俞樾，瑞安孙诒让，尚守朴学榘镬。

章炳麟《瑞安孙先生哀辞》：“吴、越间学者，有先师德清俞君，及定海黄以周元同，与先生三，皆治朴学，承休宁戴氏之术，为白衣宗。”

然亦抱残守缺，弗能为风会宗矣。今综观有清一代学术，则顾氏“经学即理学”一语，不可不谓为其主要之标的。彼辈欲于穷经考古之中，发明一切义理，其愚而无成，可弗待言。然乾、嘉诸儒以下，其治学方法之精密，则实有足多者。近人胡适，盛称以为合于科学的精神。

《胡适文存》卷二《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中国旧有学术，只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朴学一个名词，包括甚广，大要可分四部分：

一、文字学包括字音的变迁，文字的假借通转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