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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最近期之学术思想（第2页）

若胡适之、顾颉刚、钱玄同诸家，虽建立未遑，而破弃陈说，驳击旧传，确有见地。

古史之怀疑，最先始于胡氏。其著《中国哲学史》，东周以上，即存而不论，以见不敢轻信之意。近数年来，其弟子顾颉刚始有系统见解之发表。《古史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第一，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最早的状况。”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云：“这三层意思，却是治古史的重要工具。顾先生的这个见解，我想叫他做‘剥皮主义’。譬如剥笋，剥进去方才有笋可吃。这个见解，起于崔述。崔述剥古史的皮，仅剥到经为止，还不算彻底。顾先生还要进一步，不但剥的更深，并且还要研究那一层一层的皮是怎样堆砌起来的。他说：‘我们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看他最先是怎样，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这种见解，重在每一种传说的经历与演进。这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我在几年前，也曾用这个方法来研究一个历史问题，井田制度。其实古史上的故事，没有一件不曾经过这样的演进，也没有一件不可用这个历史演进的方法去研究。”又顾氏《古史辨自序》：“古史的研究，现在刚才开端，要得一个总结论，不知在何年。我个人的工作，不过在证伪辨古史方面有些主张，并不是把古史作全盘的整理，更不是已把古史讨论出结果来。”同时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亦见《古史辨》）论《六经》与孔子无涉，谓《六经》之配成，当在战国之末，虽同为论证未全之说，要其对经史上同为探本穷源之工作，同有可以注意之价值也。

此又一途也。此三者，皆已自清儒开其端，而稍变其途径以益进焉者也。然以言夫最近学术思想之轩然大波，以特异于前人者，则尚不在此。盖自前清道、咸以来，外侮日逼。当时士大夫鉴于国势之不振，已渐有求通洋务之说。其先特注意于船炮之仿造，以谓西人之胜我者，坚甲利兵则已耳。

柳翼谋《中国文化史》：“仿造机械，始于曾国藩，李鸿章继之，创建江南制造局于上海（同治四年）。同时南京、天津亦设立机器局，福建则设立船政局（同治五年）。虽多以制造船械为主，偏重于海陆军事之用，然始意未尝不为生利计。”

其次则翻译格致实学。

《江南制造局记》：“翻译馆同治六年设，翻译格致、化学、制造各书。”《瀛壖杂志》：“广方言馆后为翻译馆，口译西士则有傅兰雅、林雅知、金楷理诸人。笔受者，则为华若汀、徐雪村诸人。自象纬、舆图、格致、器艺、兵法、医术，罔不搜罗毕备。”《清稗类钞》：“无锡徐雪村寿，精理化学，于造船、造枪炮弹药等事，多所发明。并自制镪水棉花药，汞爆药。我国军械，既赖以利用，不受西人之居奇抑勒；顾犹不自满，进求其船坚炮利工艺精良之原，始知悉本于专门之学。乃创议翻译泰西有用之书以探索根柢。曾文正公深韪其言。于是聘订西士伟力亚利、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等，复集同志华蘅芳、李凤苞、王德均、赵元益诸人，以研究之。阅数年，书成数百种。”

甲午败后，康、梁乃言变法，则以《公羊春秋》孔子改制之说为缘饰。戊戌政变，康、梁逃亡，志士一趋于革命，则以宋、明遗民为鼓吹。

柳翼谋《中国文化史》：“孙文等之倡兴中会，即由清室之不足恃以御外侮而起。而研求国故之士，如章炳麟、邹容、刘师培等，时时刺举宋、明遗老之言论行谊，以鼓吹革命。”

洎夫民国创建，而政象杌陧，国运依然，乃进而谋社会文化思想道德之革新，以蕲夫一切之改造；始专意为西方思想之输人。此则民五以来所谓“新文化运动”者是也。

蔡元培《最近五十年之中国哲学》：“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他译的最早，而在社会上最有影响的，是赫胥黎的《天演论》。（光绪丙申中曰战后，戊戌变政之前。）严氏于《天演论》外，最注意的，是名学。他译穆勒的名学，可惜只译了半部。后来又译了耶芳斯的《名学浅说》。严氏最佩服的是斯宾塞的群学，在民国纪元前十四年，已开译斯氏的《群学肄言》，但到前十年才译成。严氏译这部书，重在纠当时政客的不学。同时又译斯密司的《原富》，以传布经济哲学。译孟德斯鸠的《法意》，以传播法律哲学。严氏译《天演论》的时候，本来算激进派，后来他看得激进的多了，反有些偏于保守的样子。他在民国纪元前九年，把他四年前旧译穆勒的Oy特避去自由二字，改作《群己权界论》；又为表示他不赞成汉人排满的主张，译了一部甄克思的《社会通诠》。”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亦说：“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惟为有主义的介绍西洋思想者，则自新文化运动始耳。

新文化运动，唱自胡适之、陈独秀，以文学革命为旗帜，

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文学革命的主张，起初只是几个私人的讨论。到民国六年一月，方才正式在杂志上发表。第一篇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还是很和平的讨论。胡适对于文学的态度，始终只是一个历史进化的态度。后来他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说的更详细。胡适自己常说，他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做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陈独秀。陈独秀接着《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发表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子。”

今按：文学革命之外面，虽为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其真意义所在，则为对于文学观念之不同。进言之，乃一种人生意义之争也。胡氏《文学改良刍议》之“八不主义”，第一条即为“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胡氏谓：“吾所谓物，约有二事：一感情，二思想。”后陈独秀提出“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其后胡氏又云：“文学乃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见《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罗家伦《什么是文学》（见《新潮》）篇中亦云：“文学是人生的表现同批评。”周作人有《人的文学》一篇（见《新青年》），亦发此意。其他不胜枚举。故文学革命的运动，实乃人生思想道德革命的运动。言其成效，亦以改换社会人生观念与提出新思想新道德之讨论，为此次文学革命莫大之成绩。至于新文学之本身，则今尚在试验时期，堪称为精美之作品者，尚不多见。至于胡、陈诸人，亦本非一文学家也。又按：胡氏《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谓：“自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为政论文章的发达时期。民三《甲寅》出版，政论文趋于最完备的境界。民五以后，国中几无一政论机关，亦没有一政论家。《甲寅》最后一期，有黄远庸《与章士钊书》谓：“愚见以为居今论政，实不知从何说起。《洪范》九畴，亦只能‘明夷待访’，至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综之当使吾辈思潮，如何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省，而其要义须与一般之人生有交涉。法须以浅近文艺，普遍四周。史家以文艺复兴为中世改革之根本，足下当能语其消息盈虚之理也。”故当时实以政治无可希望，乃转而谋社会一般之改进，遂为新文学发展之机运。黄氏此书，可谓一有识之预言也。

以社会道德思想一般之改进为目的，

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主办之《新青年》杂志为机关。陈氏有《〈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一文（民国八年一月），谓：“社会非难本志者，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据此知当时彼辈所施于旧社会、旧道德、旧思想之攻击。

以西洋之科学与民治为趋向之标准

陈氏《〈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又云：“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民治）和赛因斯（科学）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

以实验主义的态度，为下手之方法。

《胡适文存》二集《我的歧路》：“实验主义，自然也是一种主义。但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他的方法，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只是参考的材料，暗示的材料，待证的假设，绝不是天经地义的信条。实验主义注重在具体的事实与问题，故不承认根本的解决。他只承认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导，步步有自动的实验，才是真进化。我这几年的言论文字，只是这一种实验主义的态度在各方面的应用。我的唯一目的，是要提倡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种注重事实、服从证验的思想方法。”又《文存》卷二《杜威先生与中国》篇云：“杜威先生不曾给我们一些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主张，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变爱之类。他只给了我们一个哲学方法，使我们用这个方法去解决我们自己的特别问题。他的哲学方法，总名叫做实验主义。分开来可作两步说：壹，历史的方法。他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他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这个方法的应用，一方面是很忠厚宽恕的，因为他处处指出一个制度或学说所以发生的原因，指出他历史的背景，故不致有过分的苛责。一方面这个方法又是最严厉的，最带有革命性质的，因为他处处拿一个学说或制度所发生的结果来评判他本身的价值。故最公平又最严厉。这种方法，是一切带有评判精神的运动的一个重要武器。贰，实验的方法。实验方法至少注重三件事：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智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今按：此胡氏自述其实验主义者之态度，亦即新文化运动背后之哲学的根据也。自严复开始介绍西洋思想以来，能为有主张的介绍，与国人以切实的影响者，惟胡氏之实验主义而已。新文化运动之经过中，有功于社会者，皆能明了此实验主义而不背焉者也。至于新文化运动中之一切流弊，正缘不能了解此实验主义之真精神与确切应用其方法耳。

至于民八“五四”之学生运动，而新文化运动之趋势遂达于最**。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民国七年冬天，陈独秀等又办了一个《每周评论》，也是白话的。同时北京大学的学生傅斯年等，出了一个白话的月刊，叫做《新潮》。这时候文学革命的运动，已经鼓动了一部分少年人的想象力。”又云：“民国八年的学生运动，与新文学运动虽是两事，但学生运动的影响，能使白话的传播，遍于全国，这是一大关系。况且五四运动以后，国内明白的人，渐渐觉悟思想革新的重要，文学革命的运动，因此得自由发展，这也是一大关系。”又云：“有人估计，这一年（民八）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

自此以下，一般青年之误解新文化运动的意义，而转趋于堕落放纵的生活者，既日繁有徒，

《独秀文存》卷二《青年底误会》（文作于民国十年夏）：“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现在青年的误解，也和醉人一般。你说要鼓吹主义，他就迷信了主义底名词万能。你说要注重问题，他就想出许多不成问题的问题来讨论。你说要改造思想，他就说今后当注重哲学，不要科学了。你说不可埋头读书，把社会公共问题漠视了，他就终日奔走运动，把学问抛在九霄云外。你说婚姻要自由，他就专门把写情书寻异性朋友做日常重要的功课。你说要打破偶像，他就连学行值得崇拜的良师益友也蔑视了。你说学生要有自动的精神、自治的能力，他就不守规律不受训练了。你说现在的政治法律不良，他就妄想废弃一切法律政治。你说要脱离家庭压制，他就抛弃年老无依的母亲。你说要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就悍然以为大家朋友应该养活他。你说青年要有自尊底精神，他就目空一切，妄自尊大，不受善言了。你说反对资本主义的剩余劳动，他就不尊重职务观念，连非资本主义的剩余劳动也要诅咒了。你说要尊女子底人格，他就将女子当做神圣来崇拜。你说人是政治的动物，不能不理政治，他就拿学生团体底名义干预一切行政司法事务。你说要主张书信秘密自由，他就公然拿这种自由做**女学生底利器。长久这样误会下去，大家想想，是青年进步还是退步呢？”

按：据陈氏此文，可见当日青年学生界对于新文化运动反应之一斑。

而新文化运动之自身，亦自改进社会文化思想道德方面，仍转而人于政治之途。

《胡适文存》二集《我的歧路》：“一九一七年（民六）七月，我回国时，船到横滨，便听见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我的朋友陈独秀、李守常等发起《每周评论》，那是一个谈政治的报，但我在《每周评论》做的文字，总不过是小说文艺一类，不曾谈过政治。直到一九一九年六月中，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那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退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所以发愤要想谈政治。”

今按：此乃民国八年间的话。其下又云：“我等候了两年零八个月，中国的舆论，仍然使我大失望。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谈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高谈阶级战争与赢余价值，内政腐败到了极处，他们好像都不曾看见。他们索性把社论、时评都取消了，拿那马克思、克洛泡特金、爱罗先珂的附张来做挡箭牌，掩眼法。我等候了两年零八个月，实在忍不住了。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今按：此乃民国十一年间的话。当日舆论界的趋势，可见一斑。实则彼辈之所谓高谈主义者，实已为政治上的主义，惟舍实际政治于不问耳。前黄远庸谓根本救济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而章士钊不以谓然，谓必其国政治差良，其度不在水平线下，而后有社会之事可言，文艺其一端也。新文化运动之终亦折入于政治一途，章氏殆亦能先言之也。

于是青年之激进者，相率加人政治革命上实际之活动，而率流于过激。其退婴者，则遁入于文艺之途，而率流于浪漫颓废。

柳翼谋《中国文化史》：“欧战以后，世界思潮，回皇无主，吾国学者，亦因之而靡所折衷，不但不慊于中国旧有之思想制度，亦复不满近世欧、美各国之思想制度。故极端之改革派，往往与俄国之过激主义相近。次则诵述吾国庄老绝生之说，期反于原人社会而抉破近世之桎梏。是亦时势使然也。”今按：最近数年中，共产主义青年之激增与夫带有性欲刺激的作品之广布，可为青年歧途两极端之好例。以一人而兼此两种极端之性格与生活者，亦多有之。要之为新文化运动中之落伍而失其正趋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