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昔鵝湖之下,实云识面之初。兄命驾而鼎来,载季氏而与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恳恳而无余。厌世学之支离,新易简之规模。顾予闻之浅陋,中独疑而未安。始听荧于胸次,卒纷缴于谈端。别来几时,兄以书来,审前说之未定,曰予言之可怀。逮予辞官而未获,停骖道左之僧斋。兄乃枉车而来教,相与极论而无猜。自是以还,道合志同。何风流而云散,乃一西而一东。
观此知九龄对鹅湖争议,确不坚持了。但若说九龄不遽卒,九渊与熹的异见,便可会归一致,则未免把此问题看得太浅。其实,程门教人,又何尝如熹般,先要人泛观博览?直从杨时、罗从彦到李侗,那一个不是在默坐澄心?当时人也说:“为九渊之学者,只是澄坐内观。”此叶适语。熹也说:“李先生爱看《论语》、《孟子》,看《春秋》不看《传》。”后罗从彦邀侯师圣,问:“伊川如何看?”侯告以伊川亦看《左氏》,要见曲折。罗、李才始看《左氏》。可见他们亦如九渊般不主张多看书。即湘学如张栻,也不务泛观博览。只熹才破此传统,从中期宋学返到初期,这是熹在正统宋学中最特殊处。九渊却才更近中期宋学与程门教法。程颐因其兄所教太高太简,始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把下一语来补充上一语。熹又从颐说再转进一步,却回到初期宋学之泛观博览。九渊在幼年,即说:“闻人诵程颐说,自觉若伤我者。”那何便能与熹合拍?熹自然也深知其意,他对他学生说:
示谕竞辩之论,三复怅然。愚深欲劝同志者,兼取两家之长,不轻相诋毁。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论,而力勉于吾之所急。
又说:
南渡以来,八字着脚,理会实工夫者,惟某与子静二人而已。某实敬其为人,老兄未可以轻议之也。
这些正见熹之极大极深处,决不是随便退让或涵容。
后来九渊四十三岁,熹在江西南康军,特邀九渊赴白鹿洞讲学。九渊讲《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听者感动,有至泪下。这一篇讲义,至今还有刻石留在白鹿洞。熹跋云:
发明敷畅,恳到明白,皆有以切中其隐微深痼之病,听者莫不悚然动心。于此反身而深察之,则庶乎可以不迷入德之方矣。
据九渊《语录》:
一学者自晦翁处来,其拜跪语言颇怪。每日出斋,此学者必有陈论,应之亦无他语。至四日,此学者所言已罄,力请诲语。答曰:“吾亦未暇详论。但此间大纲,有一个规模说与人。今世人浅之为声色臭味,进之为富贵利达,又进之为文章技艺。又有一般人,都不理会,却谈学问。吾总以一言断之曰:胜心。”此学者默然。后数日,其举动言语颇复常。
这是九渊教法,显然和程门洛学极相似,无怪他讲喻义、喻利之辨,博得熹极度称赏。他又说:
前言往行,所当博识。古今兴亡治乱,是非得失,亦当广览而详究之。顾其心苟病,则于此等事业,奚异聋者之把钟鼓,盲者之测日月?耗气劳神,丧其本心。非徒无益,所伤实多。
这正如程颢戒谢良佐多记史事,而自己于史书却甚细心理会。他居象山,
一夕步月,喟然而叹。包敏道侍,问曰:“先生何叹?”曰:“朱元晦泰山乔岳,可惜学不见道,枉费精神,遂自担阁,奈何?”包曰:“势既如此,莫若各自著书,以待天下后世之自择。”忽正色厉声曰:“敏道敏道!恁地没长进,乃作这般见解。且道天地间有朱元晦、陆子静,便添得些子?无了后,便减得些子?”
这是九渊极度自信之深。他认为他所讲这一番道理,在天地间常存常明,所以有了他也不会添一些,没了他也不会减一些。那何尝是著书立说底事?朱熹拚命著书,正是他担阁了自己。九渊生平,除却《文集》、《语录》外,更无著作。在宋儒中,只有程颢和他是一般。
到了九渊五十岁那年,又和朱熹为了周敦颐《太极图说》,引起一番绝大争议。时熹已五十九岁了。可见他们两人的讲学意见,还是到老未合。这一番争辨,最先起于九韶,现在九韶原书已不见,但观熹覆信,知当时所争,不仅《太极图说》,还争辨到张载的《西铭》。大抵九韶之意,谓《西铭》不当实谓乾坤为父母,熹答书云:
《西铭》之说,犹更分明。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若以父母言,则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言,则万物同一父母矣。古之君子,惟其见道理真实如此,所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以至于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非意之也。今若必谓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与乾坤都无干涉,其所以有取于《西铭》者,但取其姑为宏阔广大之言,以形容仁体,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则是所谓仁体者,全是虚名,初无实体,而小己之私,却是实理,合有分别。圣贤于此,却初不见义理,只见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语,以增饰其所无,破坏其所有也。
这一辨,实在也是朱陆异同之根本处。大抵九韶所谓“仁体”指“心”言,而熹所谓“仁体”,则要说成“天地万物实是此体”。让我们再返观程颢,他著名的《识仁篇》曾说:
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订顽》即《西铭》原名。意思,乃备言此体。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
此处颢之本意,也决不指天地乾坤实是一仁体,而只指我心之仁之浑然与物为同体。故学者首务,在自识得此心;识得此心之仁,下面便只要有存养工夫。这说法很简易。若如熹说,便该向外格物穷理来实见此体,那从陆氏兄弟看,便不免支离了。九渊学问路径,其实还是和九韶差不远,他们的来源,还是程氏洛学,而更近于程颢。二程只喜欢张载《西铭》,不喜欢《正蒙》。其实《正蒙》则正如熹意见,要实从天地万物来证明其实为一体者。熹似乎因二程明白表示过不喜欢,故他也不正式推崇《正蒙》,而转移论点来推崇《太极图说》。但二程心里也并不喜欢《太极图说》的,只没有明白说。九韶怀疑《太极图说》非敦颐作,熹答书力辨,往复了两番,九韶即搁起不理了。事隔多年,九渊又重新提出争辨,但九渊却只争《太极图说》,不再争《西铭》。这一论点,直要到明代王守仁门下钱德洪、王畿,才始更作详明的阐说。但九渊对《西铭》见解也决不会和九韶有异致,这是我们先该明白的。
九渊和熹辨《太极图说》,所辨只在《太极图说》首句“无极而太极”之一语,而前后往复书各七通,后人多嫌双方牵涉太广,而没有见到他们所辨之扼要处。此刻姑拈一端说之。九渊云:
直以阴阳为形器,而不得为道,此尤不敢闻命。《易》之为道,一阴一阳而已。先后始终,动静晦明,上下进退,往来阖辟,盈虚消长,尊卑贵贱,表里隐显,向背顺逆,存亡得丧,出入行藏,何适而非一阴一阳哉?奇偶相寻,变化无穷,故曰:“其为道也屡迁。”《说卦》曰:“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顾以阴阳为非道,而直谓之形器,而孰为昧于道器之分哉?
熹答云:
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为是器之理者,则道也。
这一辨,也是朱、陆异见之根本处。我们仍该回溯到二程。程颢说:
《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原来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识之。
又曰:
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着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
又曰:
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者。
又曰:
有形总是气,无形只是道。
又曰:
凡有气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