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诸条,语极明显。天地也只是形与气。形与气皆可见,道则指其中之不可见者。不可见之道,即在可见之形器中。故洒扫应对亦即是形而上,因洒扫应对亦有道。但程颐说法便不同,他说:
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
他又说:
一阴一阳之谓道,此理固深,说则无可说。所以阴阳者道,既曰气,则便是二。言开合已是感,既二则便有感。所以开合者道,开合便是阴阳。
这一说,实与程颢不同。颢只说即此一阴一阳者是道。颐则说所以一阴一阳者是道。如此分别得似乎更明白。但究竟此所以然之道是内在与附在呢?还是外在而先在呢?颐并没有详说,而朱熹则确然说其为先在了。先在的不能不认其近是外在了。可见九渊主张近大程,熹主张近小程。所以九渊主张只要一太极,而熹主张在太极之上还要一无极。他说:
无极即是无形,太极即是有理。在无物之前,而未尝不立于有物之后。在阴阳之外,而未尝不行于阴阳之中。
这样则朱、陆心中之“太极”,亦各不同。依九渊意,太极便即是阴阳,所以不该说“无极”。而熹则认为太极在无物之前,阴阳之外的,所以必说是“无极”。于是遂成为熹之理气二分说,与理先气后说。如是则所以然之道之于阴阳,便不得不成为外在而先在了。这是双方在形上学上的歧见。落实到人生问题上,则更见双方之异趣。
心亦落在形气中,九渊主张“心即理”,熹则主张“性即理”。他说:“心是知觉,性是理。”性只是理,心则是气,所以他又说:“有知有觉者,皆气之所为。”姚舜功初问学于九渊,后师熹,尝言:“陆子不喜言性。”“道气”之辨转落到“心性”之辨上,朱、陆异见,更见鲜明。我们也可说,朱陆异见,其实只是二程兄弟间异见之引伸扩大而达于鲜明化。九渊死了,熹说:“可惜死了一告子。”但当时还是有许多人极推重九渊。詹初说:
陆子是天姿极高底人,朱子却是曾子。
初与黄千讲学,乃熹私淑弟子,但他已不偏袒熹。后来元儒吴澄也说:
陆子有得于道,壁立万仞。
可见朱、陆歧见,双方在思想系统上,实在各有渊源,各有根据,却不纯在“尊德性”,“道问学”,指导人入门途径上的歧见呀!
现在再约略综述九渊思想之大概。他说:
凡欲为学,当先识义利公私之辨。人生天地间,为人自当尽人道。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
这是他的“鞭辟近里”。为学只是尽人道,学为人,如此便把他远离了周、张、邵诸家,而贴近于程颢。当知义利公私之辨,则全辨在自己内心的动机上,故他说:
今人略有些气焰者,多只是附物,原非自立也。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堂堂地做个人。志于声色利达者固是小,剿模人言语底,与他一般是小。
只因公私义利,一问自心便知得,所以“不识一字,也可堂堂地做人”。因此他说:
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
彼之所谓理,亦仍是义利公私之辨。若我心为公为义,即便充塞了宇宙。程颢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浑然与物同体,这是一句富含哲学意味的话。因使人对此要感到不易识。九渊则不说仁,不说与物同体抑异体,只说辨个义利公私。这样说,便专落在实践上,人人反心可得。然当知此说虽简易,却广大。任何一切人,应付任何一切事,都可有一个义利公私之辨。故说:“万物森然于方寸间。”九渊即从这一分辨上,指点出人心与宇宙之合一。只为义为公便无我,无我便与物同体,便与宇宙合一了。故他说:“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这并不需从宇宙论形上学讲起,只此心公与义便是。故又曰:“东海、南海、西海、北海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千百世之上、之下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此心此理,也是指的公与义。故他说:
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只为私为利,便有了我,便把我自己与宇宙限隔了。如何是公与义,则各人心里都知道。只不在自私自利上专为自我作打算,便即是公与义。此种分辨,人非不知,只是不肯。若要肯,须是立志。
传子渊自槐堂归,陈正己问之曰:“陆先生教人何先?”曰:“辨志。”复问曰:“何辨?”曰:“义利之辨。”
说格物穷理,则并非立志便可了。若说辨义利公私,则立志要辨便能辨。所以九渊只鼓励人立志。他说:
要当轩昂奋发,莫恁地沉埋在卑陋凡下处。
又说:
彘鸡终日营营,无超然之意。须是一刀两断,何故萦萦如此?萦萦底讨个什么?
若这一个志立定了,后面一切易解决。他说:
大纲提掇来,细细理会去。如鱼龙游于江海之中,沛然无碍。
有人问:
先生之学,亦有所受乎?曰:“因读《孟子》而自得之于心也。”
他说读《盂子》而自得之于心,亦比程颢说“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更切实,更明白。所以他说:
今天下学者,惟有两途,一途朴实,一途议论。
《九渊》的学问思想真可谓朴实之至。惟其朴实,所以易简。
或有讥先生之教人,专欲管归一路者,先生曰:“吾亦只有此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