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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绥靖主义（第1页）

第二十二章绥靖主义

创建伊始，摩根财团就一直有英美的气质和特征。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伦敦和纽约的银行融合在英美两国对世界和平与繁荣负有责任的信仰之中。摩根的合伙人赞同沃尔特·李普曼1915年所表述的观点，即如果对“英美两国的未来缺乏远见”，那么，美国的外交政策将经历一场“无与伦比的灾难”。（1）那种远见就是摩根的信条，是其合伙人政治信仰的基石。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珍珠港事件以前，不论是战前还是早期，都证明双方抵牾，暴露出纽约和伦敦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或不为人们所认识，或长期隐而不露。

英美之间的亲密关系总有一点“单相思”。华尔街合伙人是一群狂热的亲英派，他们崇尚英国文化，每年都到伦敦旅行。不论是租用苏格兰城堡，还是购买乔舒亚·雷诺兹爵士的油画，他们都认同英国人，并模仿他们的一举一动。这种亲英的情绪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大多数合伙人年轻时，伦敦在国际银行界中的地位至高无上。华尔街23号的合伙人属于那些20世纪初怀着渴望的心情登上跨大西洋豪华客轮去分享英国精深世故的一代。拉蒙特回忆他首次访问伦敦时说：“对于我来说，伦敦是我所知道或能够想象出的最令人激动的地方。”（2）检验一个真正J。P。摩根的合伙人的标准，是看他是否把伦敦金融城看作自己的故乡。

杰克·摩根更愿意住在英格兰，在那里他才不会被丑化为一个毫不关心他人的富豪。他可以在伦敦郊外的沃尔霍尔享受隐居生活，并拥有大温彻斯特街23号镶有木板的办公室。英格兰尊重他的隐私，并且是躲避来自新政刺耳谴责的一个理想避难所。富兰克林·罗斯福追逼他，而英国皇家将他捧为名流。乔治五世说，他只同两个美国人合得来：杰克·摩根和沃尔特·海因斯·佩奇大使（杰克的孙女珍尼嫁给了沃尔特·佩奇的孙子，小佩奇和他当大使的爷爷同名，战后成为摩根担保银行的董事长）。作为杰克的客人，乔治六世在甘诺奇山庄别墅打猎后对杰拉尔德·坎贝尔爵士说：“我认为，摩根先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绅士。无论他何时来到这个房间，我都本能地觉得我必须起立。”（3）当拉蒙特告诉摩根此事时，摩根红着脸说，这话使他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听到一个我认识多年的人说出这些赞誉的话，我自然感到十分愉快”。（4）杰克曾把国王的小女儿放在膝上颠来颠去，她就是未来的伊丽莎白女王。杰克与皇家的友谊是后来摩根建富公司能够管理伊丽莎白二世大量私人财产的一个因素。

对这种赞誉，摩根建富的合伙人从未完全投木报琼。尽管他们的确对纽约的合伙人很有感情，但并不对美国的历史有强烈的兴趣，或许他们会发现这个国家很吸引人，但觉得美国土里土气。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伦敦的几个合伙人——格伦费尔（圣贾斯特勋爵）、史密斯（比斯特勋爵）、汤姆·卡托（卡托勋爵）是春风得意的名流，是这一领域里的佼佼者。业务上的联系把他们同英国权力机构紧紧地捆在一起，和他们与纽约的兄弟的关系一样紧密。史密斯是伦敦证券交易保险公司总裁，伦敦金融城保守党和工联主义者协会的主席。格伦费尔是下院议员和英格兰银行的一位董事，他把英格兰银行的标志变成盾形纹章，那时他患有心脏病和肺病，并因肺部有阴影而卧床休息。

J。P。摩根公司总是雇用那些有天分的外来人，像珀金斯、戴维森、莫罗、拉蒙特、莱芬韦尔。这些人是依靠自己智慧的力量而起家的。摩根建富则从家庭成员和朋友这个小圈子里招聘雇员。这种做法给公司一种亲近的感觉，彬彬有礼的温室气氛和固步自封的情绪，这使公司到20世纪50年代时僵化到危险的程度。比斯特勋爵的儿子鲁弗斯成为合伙人，前英国驻罗马大使的儿子弗朗西斯·罗德娶了鲁弗斯的妹妹为妻。摩根建富公司的合伙人显示出贵族阶层那种狭隘和孤立。比斯特勋爵一世维维安·休·史密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牛津郡的图斯莫尔园林最大的地主，终日沉溺于障碍赛马的狂热之中。他每年都要去爱尔兰买马，因没能实现赢得全国大奖的宏愿而心理很不平衡。有这样一种评论，有人可能会认为是侮辱性的，但比斯特毫无疑问珍视这一评论——拉蒙特告诉他，“你过得可真不错。你就是我理想中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绅士”。（5）这些都不是那种迷恋美国文化的人所为。

在格拉斯-斯帝格尔法案颁布之后，J。P。摩根公司不仅变成摩根建富持股小户，而且与其业务更加不相干。正如拉蒙特所解释的：“摩根建富公司认为，通过他们做的业务，就是他们的业务。”（6）在J。P。摩根选择了商业银行业务之后，纽约和伦敦便不能像20世纪20年代那样一起发行证券。整个大危机时期，对海外的放款减少。由于英镑疲软的拖累和政府对海外放款的限制，伦敦金融城的商人银行疲惫不堪，陷入了难以想象的沉睡，直到50年代后期铝矿大战爆发时才苏醒。

外债负担是对J。P。摩根和摩根建富联盟最严重的威胁，这是20年代胡乱放款遗留下的后患，就像狂饮后的严重宿醉。第一道裂缝是发生在德国的债务上。纳粹有选择性违约的政策使伦敦和纽约的这两家摩根公司之间产生了怨尤。1938年3月，好像历史发生了重演。希特勒命令他的部队进入奥地利，胜利地开进维也纳，受到群众欣喜若狂的欢迎。为实现《我的奋斗》中的预言，希特勒将奥地利合并为德国的一个省，而盖世太保则掀起了一阵狂潮，用暴力迫害犹太人和其他所谓不良分子。

J。P。摩根公司的合伙人马上担心1930年借给奥地利的巨额重建贷款会发生拖欠。这家银行对其所发行的债券有一种狂热的责任感，与当初皮尔庞特时代相比毫不逊色。英国提供的那部分贷款，由包括摩根建富公司在内的几家伦敦的银行来管理。纳粹德国是否承担奥地利的债务？或纳粹是否会把它算作德国的战败赔偿贷款，并称其为协约国强加给奥地利的？最重要的是，德国会不会再次同英国另做交易？

亚尔马·沙赫特的权力江河日下，对纳粹怨言日甚，他担心德国的军备扩张会造成通货膨胀的后果，他曾以蔑视的口吻对他的主要对手戈林说：“你的汇率政策、你的生产政策，以及你的金融政策都是不妥当的。”（7）

奥地利被吞并后，沙赫特说，他私下里失去了对希特勒所有的同情，并开始琢磨如何让希特勒倒台，但他的离经叛道被小心翼翼地隐蔽起来。沙赫特被指控操纵奥地利国家银行并使其金融制度服从于德国的货币政策。在不流血入侵的两周后，他把中央银行的职员召集在一起并发表了令人惊骇的讲话：“凡是不全心全意拥护阿道夫·希特勒的人，在我们这里都不会有前途。帝国银行就是纳粹，否则我将不再是它的行长。”宣读完效忠元首的誓言之后，他带领银行职员欢快地唱起《胜利万岁》。（8）沙赫特解雇了金博克博士，这位奥地利银行家曾经在20年代初期向摩根家族提供过哥白林挂毯作为贷款附属担保品。因为有自我祝贺的嗜好，沙赫特后来解释说：“我要确保，他退休后能够拿到全额退休金，而且非常光荣地退休，虽然人们知道他有部分犹太血统。”（9）犹太人在维也纳的老字号银行被弄得支离破碎。路易斯·冯·罗斯柴尔德男爵被捕并遭关押，直到他在奥地利所有的资产全部归国家所有的文件上签字后，才被释放。

摩根财团密切注视着德国人对奥地利债务的言论。不久，在吞并奥地利之前接替戈林任经济部长的瓦尔特·冯克发表声明，把奥地利贷款与对德国贷款划等号，并称这些贷款也是协约国为确保战争赔偿而强加给奥地利的。他咆哮道，那些狡猾的银行家和胆小的政客阴谋把德国变为“债务及债息的奴隶”。拉蒙特在纽约紧张地注视着英国和纳粹德国做交易的任何迹象。1938年4月25日，他的儿子汤米从伦敦金融新闻中发现一条消息，引起了他们对即将发生的一项债务安排的警觉。汤米说：“换句话说，我们在英格兰银行和伦敦金融城的好朋友们正打算赶紧成交，使拥有奥地利债券的美国人处于不利地位。”（10）

拉蒙特对此大发雷霆。一个从不发脾气的人火冒三丈。他给英国财政部的赔偿专家弗雷德里克·利思-罗斯爵士写了一封言辞犀利的信。在这封信里，他回顾了1934年英国和德国的那笔交易，他说：

亲爱的利思，回想起所有这些我别无其他用意，完全是善意地向你指出，考虑与1930年奥地利贷款有关的美国人的利益是对你有益的。这个世界的新时尚是每个国家都应无限大地弘扬自己的民族主义。在这里，我们的人民正在倾听我们的英国朋友有礼貌的询问：一旦英国卷入一场战争，美国人的态度将如何？然而人们不禁有些怀疑，为什么英国人有时竟会忽视这些本身很小、但却能引起永无休止烦恼的事情（像扬氏贷款计划这样的事情）。

最后，拉蒙特用暗示美国国务院对奥地利贷款“深表关注”的话作为结尾。（11）

虽然拉蒙特对英国的客套礼数，现在变成优雅的奚落和冒犯，但他的警告毫无效果。沙赫特和蒙塔古·诺曼继续着他们的秘密对话，每月在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会晤。6月份，英德之间一项债务安排在议会宣布，英美金融界同行的团结被厚颜无耻的机会主义所取代。有意思的是，内维尔·张伯伦在其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时，对关于沙赫特秘密背叛希特勒的报告漠不关心。那年夏天，沙赫特在巴塞尔告诉了诺曼他抛弃希特勒的决定，并要动手推翻希特勒。当诺曼向张伯伦汇报这一情况时，这位首相竟反问道：“沙赫特是谁？我得和希特勒打交道。”（12）

英国怎样才能对这笔交易自圆其说呢？诺曼告诉拉蒙特，英国曾试图按超党派的国际通行做法安排奥地利债务，而纳粹非要坚持区别对待。同时，英国人也和沙赫特唱一个调，说他们与德国有贸易逆差，奥地利债务的偿还，可使英国回收他们为购买德国货物而支付的部分货币。这是20世纪20年代“外交时代”以来的一次令人沮丧的倒退。蒙塔古·诺曼是一个想把金融界从政治泥潭中拉出来放在新鲜空气里的人，现在也屈服于民族主义的压力。诺曼以其惯用的夸张语言给拉蒙特回了一封感人泪下的信，解释说：“几乎没有什么债务国愿意用伦理学和公平的观点，而不用政治和自己方便的观点对待其债务。……你不必对此作出解答，因为我请长假去敷平我的创伤，我只想澄清你的观点和我的良心。”（13）

J。P。摩根和摩根建富之间的怨恨持续不断。摩根建富公司把英国的利益置于摩根共同利益之上的做法自然不会被轻易放过。拉蒙特用他常用的、吓唬那些债务人的口吻警告伦敦合伙人，不要自以为一旦发生战争，美国和英国的合作是理所当然之事。这是令人吃惊的严重威胁。他写道：“难道我们必须接受大不列颠高度鼓励无视国际交往关系和财产权利有增无减的行为吗？”（14）这种谴责肯定会使那些认为摩根银行与英国只会串通一气的孤立主义者感到吃惊。

显然，因为害怕奥地利债务的争端会影响英美金融关系，弗朗西斯·罗德没有征求纽约方面的意见，就将拉蒙特的信在英国财政部内部传阅。当听到这一消息时，拉蒙特大发雷霆，他以为他的信会严格保密，因为此信可能损害摩根与英国财政部及英格兰银行的关系。他严厉指责大温彻斯特街23号：

你很清楚，我们摩根集团的几代合伙人总是觉得在我们两国之间保持高度的友好关系对两国有很大的好处……如你所知，我们从来就没有打算把我们的信件作为英国财政部的档案……有许多事情可以对人说出来，但是不能写给他看，就与政府的关系而言，这一点更是千真万确。对于我们来说，摩根建富的珍贵之处向来是在于其合伙人能够把我们的意思解释给英国财政部，并把英国财政部的意思解释给我们。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把摩根建富作为邮局，把我们的信件送交给英国政府。（15）

英美摩根银行关系中的陷阱，在这里已显而易见。摩根建富是否能代表英国政府对J。P。摩根，或代表J。P。摩根对英国政府？纽约的合伙人怎么能够指望摩根建富在与英国政府保持如此亲密关系的同时，又能保持距离呢？这些问题从来就没有适当地提出过，更没有被回答过，因为20世纪20年代没有很严重的冲突，那时正是金融国际化的鼎盛时期。而现在30年代民族主义的争吵打破了关于伦敦合伙人所谓忠于J。P。摩根公司的许多幻觉。从20世纪初以来，J。P。摩根公司一直采用的“特洛伊木马计”，即给伦敦公司以英国的外表和特色，到头来事与愿违，却伤害了纽约公司。

纽约的合伙人出入于英国贵族圈子，并经常是克利夫顿的阿斯特庄园的座上宾。和摩根财团一样，南希·阿斯特是美国资本和英国贵族联姻的代表。南希·兰霍恩生于弗吉尼亚州，她最后成为英国议会下议院第一位女议员（她一身珠光宝气，由穿着号衣的马车夫为她驾车参加竞选）。这位时髦、漂亮的女人说话尖刻，热衷于进行政治性争论。她喜欢发难、取笑和争辩。一次她到布莱尼姆去拜访她的政敌温斯顿·丘吉尔，阿斯特说：“要是我嫁给了你，我准会在你的咖啡里下毒。”丘吉尔回答道：“要是我娶了你，我一定会把这杯毒咖啡喝下去。”（16）

南希嫁给了富有但毫无生气的沃尔多夫·阿斯特，他是约翰·雅各布·阿斯特三世的孙子，是这个家族的第二代子爵。沃尔多夫大部分收入来自他在曼哈顿的房地产出租，因此摩根财团跨大西洋的机构完全符合他生意的需要。沃尔多夫还向汤姆·拉蒙特咨询过他个人资产的管理，1929年大危机后，拉蒙特帮助他把美国的证券转换成加拿大市政府债券。拉蒙特夫妇和阿斯特夫妇一起参加社交活动，甚至一起去度假。

阿斯特夫人使汤姆·拉蒙特神魂颠倒。20年来，他们一直有大量的书信往来。他们两人有一点很相像。两人都是崇尚贵族高雅情操的浪漫派，是自封自命的贵族，奇思怪想、狂放不羁，自信潇洒地享受着自己的地位。从政府部门的办公室，到丘纳德客轮上的包舱里、旅馆的房间，甚至有一次阿斯特在梳理头发时，他们两人互相给对方写长长的、感情奔放的信。他们闲聊、谈论个人隐私、政界情况。在理查德·惠特尼丑闻发生后，拉蒙特给她寄去有关剪报以示他的无辜，阿斯特夫人回信说：“我最亲爱的汤姆，我不必看你的那些剪报，或别的有关此事的报道，就清楚你从不会做坏事。这正是我所爱你的地方！”（17）

他们的通信隐隐约约有些浪漫情调。拉蒙特把阿斯特夫人当作“世上心地最善良、最好的朋友”，并称她为“我最喜欢的女孩”。（18）他以他那种亲密的方式，频频为她买礼物，帮她的忙。他可以用他的魅力打动并征服任何人，这便是他结交朋友的天才所在。1930年他们一起在克利夫顿打高尔夫球时，她夸赞另一位客人的一套球杆，那位客人名叫弗兰克·凯洛格，是刚刚卸任的美国国务卿。回到华尔街后，拉蒙特一直追踪到生产厂家，为她定做了一套一模一样的球杆。她回信写道：“我真是欣喜若狂，感激不尽。”（19）另一次，拉蒙特悄悄地从华尔街23号溜出来，到“萨克斯第五大道店”给她买了两件上衣。这友情的确够温馨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拉蒙特与阿斯特的友谊又有了重要的政治内容。克利夫顿是阿斯特家族在泰晤士河畔的庄园，在这期间成了那些主张与纳粹搞绥靖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聚会场所。他们认为英国可以同希特勒共处，害怕战争会摧毁大英帝国，他们支持斯坦利·鲍德温和内维尔·张伯伦的绥靖政策。终于，克利夫顿成为对俄国极度仇恨、对法西斯主义持宽容甚至钦佩态度、对丘吉尔有关德国重新武装的警告置之不理的同义词。

和他在克利夫顿的朋友们一样，拉蒙特相信可以通过外交途径牵制欧洲的独裁者们，使战争得以避免。他也认为，英国和法国非常可悲地完全没有做好应战准备。在某种程度上，拉蒙特和他的合伙人因为曾被奈委员会指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充当“死亡贩子”，至今心有余悸。他们不能热衷于出头去支持另一场战争了。1937年，拉蒙特在写给阿斯特夫人的信中说：“至于那些独裁者，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他们似乎本性难移，可我在想，激怒他们于事无补，如有可能，用绥靖的办法最好，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20）在早些时候，拉蒙特曾要求阿斯特夫人游说英国外交部，寻求其支持承认墨索里尼对埃塞俄比亚的占领。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后，拉蒙特向她肯定地说他的意大利朋友对这一突然的行动感到十分吃惊，并说他们的观点肯定反映出“领袖”自己的震惊。一直到战争爆发，他相信意大利只是在极其严厉的胁迫下，才站到了德国一边。

拉蒙特对太平洋事件倒是持更警觉的观点。他感到日本军国主义者背叛了他，至今心理上尚未恢复，而这只是使他更深感日本人恶毒。1937年7月，日本疯狂入侵中国，并洗劫南京，屠杀了成千上万中国居民。就在这期间，拉蒙特发觉日本有一个征服整个东亚的计划。他对那些想同他的银行搞好关系的日本商人从来直言不讳。1937年9月，他对日本总领事说，他“在10万个美国人当中，不可能找到一个对日本人在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的军事行动不感到万分吃惊和不安的人”。（21）（几周后拉塞尔·莱芬韦尔居然对拉蒙特说，中国人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又会怎样呢？（22））与他轻易认可1931年沈阳事件的态度相反，如今，拉蒙特愤怒地告诉日本银行，他抗议日本人在全世界散布关于中国的谣言。（23）

1938年9月，内维尔·张伯伦飞往慕尼黑，并答应了希特勒吞并苏台德地区的要求。希特勒发誓永远不会再有占有领土的野心。张伯伦希望，割让捷克斯洛伐克的部分领土会满足这个独裁者的扩张胃口。在接受慕尼黑条约时，英国内阁并非对希特勒的意图一无所知。许多人认为，英国需要时间来实施昂贵的备战计划，并认为同德国作战无异于自杀。回到唐宁街后，张伯伦发表了“有尊严的和平”的演说，并受到民众的欢迎。伦敦的《泰晤士报》称：“没有一个从战场上凯旋的征服者得到过如此辉煌的桂冠。”（24）在下议院的一片狂喜的赞美声中，丘吉尔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他那刺耳的不同意见成了孤零零的声音，他把慕尼黑的会晤描绘成“完全的、纯粹的失败”。可以预见，他受到了南希·阿斯特的诘难。（25）

摩根财团坚定地支持慕尼黑条约。拉蒙特竟异想天开地预测，两年内德国将建立一个新政权。杰克·摩根确信希特勒最终将被迫放弃扩张政策。同时，他认为，他的朋友张伯伦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多么伟大的成果啊！”他以极度亢奋的口吻给这位首相写信说：“你在甘诺奇喝茶时，我说我有一种预感，不会有战争，你说现在只有预感靠得住，并说你与我有同样的预感，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那就是你将成为那个具有想象力和勇气使预感成为现实的人！我从未想到，一个人单枪匹马，全凭勇气、公正与负责任的力量，竟能够完成如此大业。”（26）杰克以极力嘲笑丘吉尔的口吻说，如果丘吉尔或劳埃德·乔治执政的话，这个世界早就打得不可开交了。（27）维维安·史密斯，现在是比斯特勋爵，并不如此公开支持慕尼黑条约，警告说希特勒是个“狂人”，戈林和戈培尔是“匪徒”，他们利用国家社会主义作外衣，掩盖他们的罪恶勾当。（28）在向摩根建富合伙人祝贺张伯伦阻止了战争的同时，拉塞尔·莱芬韦尔私下里对拉蒙特悲哀地说，英国屈服于讹诈。（29）

希特勒因其讹诈得手而趾高气扬。1939年3月，他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领土，德军开进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的灭亡粉碎了绥靖主义运动。南希·阿斯特的密友洛西恩爵士给拉蒙特送去一张沮丧的便条说，他已放弃对那个匪徒，即希特勒体面行为的幻想。两天后，阿斯特夫人亲自敦促张伯伦谴责德国。到那个月底，张伯伦改变了他的做法，并保证波兰的独立。（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