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二十二章绥靖主义（第2页）

英国公众严厉谴责鲍德温和张伯伦在面临德国威胁时表现出的自满情绪。随着英国举国团结一致对希特勒采取强硬态度，政治上的奉承变成了辛辣的攻击。然而在美国，公众原来对欧洲动**时局的看法各异，现在争论变得更加激烈。对在纽约的摩根合伙人来说，这是一场莫衷一是的争端。正如拉蒙特已告诫过摩根建富公司和英国财政部的那样，由于30年代的金融争端，美国人心中仍残留着未发泄出来的敌意。美国孤立主义者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使这家银行不能像1914年那样，马上宣布对英国给予那种引以自豪、一心一意的支持。J。P。摩根公司可能觉得自己处在十分难受的位置，孤立主义者指责他们为英国做得太多，英国又嫌他们做得太少，感到失望。

慕尼黑条约的一个间接牺牲品是亚尔马·沙赫特，他参与了1938年9月德国一些将军密谋推翻希特勒的活动。他后来声称，参与那次行动的人对同盟国在慕尼黑的懦弱表现感到失望。1938年底，沙赫特在纳粹德国中的地位越来越不稳定。在焚烧犹太人商店和犹太人教堂的所谓“砸玻璃之夜”过后几周，沙赫特在帝国银行举行的圣诞晚会上，哀叹这些行为。1939年初，失望的沙赫特仍然艰难地呈递帝国银行的报告，阐明需要削减引起通货膨胀的军费开支，好像希特勒对新古典经济学感兴趣似的。那年12月，他在伦敦提出了一项从德国移出5万犹太人的计划——移民费用由他们的财产和世界犹太人协会提供的赎金支付。在来年1月份的第一周，蒙塔古·诺曼最后一次访问德国，参加他教子——沙赫特的孙子——诺曼·亚尔马的洗礼命名仪式，这个名字是沙赫特为表示对蒙诺·诺曼的敬意而起的。当希特勒1月20日解除沙赫特在帝国银行的职务时，尽管醒悟已晚，诺曼这时毕竟完全看清了纳粹威胁的可怕。

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国皇家对美国进行了第一次国事访问——一次炫耀和宣传式的访问，摩根财团参加了这一活动。这次访问是约瑟夫·肯尼迪出的主意，他1938年成为美国驻英国大使。和罗斯福的许多任命一样，这一任命激怒了华尔街23号。杰克·摩根的各种偏见油然而生，他对蒙塔古·诺曼说：“我同你一样感到惊奇，一个爱尔兰罗马天主教徒和华尔街的赌徒居然被选入驻英国使馆。当然你得指望他是一个新政主义者，因为富兰克林不会任命其他人。”（31）虽然诺曼把肯尼迪描绘成一个向上爬的爱尔兰血统的小子，但他们每周见一次面，而且和他一样，诺曼对英国是否能战胜德国持悲观看法。

杰克对肯尼迪的任命如此恼怒的原因是，作为大使，这个爱尔兰人住在王子门，这是杰克在20年代送给国务院的，作为大使官邸（乔·肯尼迪对摩根的怠慢进行了报复：今天，那所房子外面的蓝色牌子纪念约翰·肯尼迪曾经短暂居住过本宅，但只字不提房产原来属于摩根家族）。王子门作为官邸只是很短一段时间。战后，伍尔沃思的继承人芭芭拉·赫顿，捐献出她在摄政公园的温菲尔德别墅作为美国大使的新官邸。

1939年那次访问的由来是，一天，乔治六世的夫人伊丽莎白王后对肯尼迪说：“我只认识3个美国人——你、弗雷德·阿斯泰尔和J。P。摩根——我想多认识几个美国人。”（32）作为补救，肯尼迪建议英国王室对美国进行一次友好访问。国王和王后通过私人秘书，向杰克·摩根和约翰·戴维斯试探有关访问事宜，他们同意应尽快进行访问。当1939年国王和王后访问美国时，乔·肯尼迪显然被冷落，没有人邀请他出席为他们举行的晚会。

此次访问实现了原计划，引起了美国人对英国人深深的同情。国王和王后在哈得逊河畔的海德公园享用热狗，而罗斯福则简要提出，一旦发生战争，他将采取有限的海上军事行动支持英国。但这对摩根财团并没有多大好处，因为这样无非加深了该银行与英国皇室勾结的固有形象。在英国驻美使馆举行的一次游园晚会上，国王和王后坐在一条最不显眼的走廊里，和他们亲近的朋友——杰克·摩根、约翰·洛克菲勒及小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在一起。只有两个新政主义者，詹姆斯·法利和科德尔·赫尔被允许和他们在一起。表情忧郁的哈罗德·伊克斯和其他平民一起坐在草地上，嫉妒地看着摩根和另外几个经济保皇派坐在走廊上，觉得自己的身份都被降低了。就是国王和王后屈尊来到“平民”中间时，他仍怒气未消。（33）

1939年8月底，杰克·摩根和乔治六世国王一起在苏格兰的巴尔莫勒尔打猎，抱怨鸟太少，此时欧洲突然又要动员打仗。就像国君回到各自的王国一样，乔治回到伦敦，杰克回到华尔街。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不久，内维尔·张伯伦用他颤抖的声音宣布英国与德国开战。纽约股市上扬，创两年来最好记录，债券市场跃升，成为历史上交易量最多的一天。与一次大战爆发前夕不一样，美国的投资者不再被谁将在战争中盈利的问题所愚弄，他们预见经济将出现繁荣，将把大萧条留下的痕迹一扫而光的是二次世界大战，而不是新政。

摩根银行开始慢慢明白，他们有可能重操一战时期采购代理的旧业。摩根银行是否可能再次在中立的幌子下援助同盟国？在对这一行动进行了仔细推敲之后，它通知英国、法国和美国政府，说它不打算重操旧业。经历了数年的法庭听证会后，摩根银行觉得它在政治上易受攻击，并且害怕对其发战争横财的指控又会卷土重来。

摩根银行还在同华盛顿的反华尔街派系进行斗争，这一派系决心要抑制摩根的任何作用。在罗斯福创建起短命的战争资源委员会之后，这种对抗非常明显。令人难以置信的巧合是，罗斯福总统挑选了一战期间在出口部工作的摩根天才的儿子小爱德华·斯退丁纽斯担任该委员会主席。斯退丁纽斯英俊潇洒，却早生华发。他在摩根的两大客户，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里拾级而登，步步高升，最后成为美国钢铁公司的董事长。战争委员会包括摩根的另一个亲贵——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沃尔特·吉福德。罗斯福想要以此粉碎对他的指控，说明他并没有与企业界为敌，但他的具有自由思想的下属察觉到这种战术撤退是极端危险的。前国家重建管理局局长休·约翰逊告诉作战部助理部长路易斯·约翰逊说，政府“无意让摩根和杜邦的人来处理这场战争”。（34）当时任罗斯福政府农业部部长的亨利·华莱士也警告说，他反对把华尔街的银行家带到华盛顿来。

勤奋的哈罗德·伊克斯很快纠集了布兰代斯集团的一伙人——汤姆·科克伦和巴布·杰克逊。他说：“我们想知道总统在放弃权力，让大公司发挥作用的问题上到底要走多远，或者他允许别人走多远，正像威尔逊在一战时期所做的那样。”（35）伊克斯认为，威尔逊自由派的形象因为他在一战时同华尔街的密切关系而受到玷污。他希望罗斯福能够避免如此的命运。他致力于把摩根银行排除在战争工作之外，与此相呼应，他的朋友赛勒斯·伊顿也正努力削弱摩根在金融界的势力。1939年末和1940年初，临时国民经济委员会开始调查投资银行界所谓的垄断行为，摩根士丹利成为受调查的主要嫌疑对象。

和前些时候反对美国参战一样，反对摩根的动作来自几个方面，企图阻止它恢复其在一战时期的作用。二战时期，华盛顿通过战时生产委员会和其他机构掌管动员全国工业的工作。联邦政府现在的权力要比伍德罗·威尔逊时期巨大得多，而且联邦政府会毫不犹豫地为了政治目的而干预经济。实际上，政府掌握的资金现在已使私人银行相形见绌。到二战开始时，银行资金已不再能够达到充分庞大的规模来为战争提供资金了，不可能像巴林、罗斯柴尔德和摩根银行在它们鼎盛时期所做的那样了。现代国家由于有巨大的预算、中央银行和税收权力，不再需要依赖于私人银行的帮助了。

摩根银行支持对英国的经济援助。因为英国是交战国，所以中立法案关于武器禁运的规定对英国也同样适用（这一规定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阻止摩根银行重新发挥其在一战时的作用）。拉蒙特游说罗斯福撤销这一法案，鼓吹该法案不仅仅对德国有利，而且是助纣为虐。1939年11月，国会的确撤销了禁运，在“一手交钱，一手取货”的前提下，允许向交战国出口军火。换句话说，只要交钱并负责运输，这些交战国即可购买美国的武器。按照这个规定，美国飞机可以飞到美国-加拿大边境，然后由加拿大飞行员飞往英国。

“一手交钱，一手取货”的决定造成为了大规模购买军火而急需黄金或美元的局面。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英国靠征售其国民拥有的美国债券来筹资。摩根银行被指定负责在不至于引发债券价格下跌的条件下，在纽约证券市场上出售这些债券。该银行独自办理英国业务，但同时与拉扎尔兄弟公司一起办理法国业务。在交易所只有很少人知道卖者是谁，摩根警告经纪人不得向外泄露任何情况，否则他们会在24小时之内丢掉工作。为监督这项业务，英国财政部委派卡莱尔·吉福德来到华尔街23号。摩根知道他是苏格兰爱丁堡信托投资公司的总裁，这家公司把J。P。摩根银行作为美国证券的管理人。摩根银行的工作质量给吉福德留下很好的印象，不过，他仍赞同罗斯福的评价，即该银行的参与在政治上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在向伦敦汇报工作时他说：“总统和摩根索（财政部长）似乎希望我们最好不去找J。P。摩根公司，所以对我们找摩根可能会感到很不高兴，并且害怕摩根的人一旦出现在国会面前，会引起麻烦。”（36）

出于南希·阿斯特和英国的原因，拉蒙特帮助了阿斯特夫人的精神伴侣洛西恩勋爵。1939年4月，他作为英国大使被派往华盛顿。洛西恩是罗兹信托公司前任秘书长和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创建人之一。他性格腼腆，有学者风度，和阿斯特夫人一样，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科学家。任命一下达，他便立刻给拉蒙特打电报说：“我需要你所有的建议与帮助。”（37）到华盛顿后，洛西恩勋爵觉察到美国人大都反对希特勒，但同时也坚决反对战争。他经常乘黄昏时分的航班飞往纽约，召集他在华尔街的盟友，在拉蒙特组织的晚餐会上演讲，然后乘夜班火车返回华盛顿。洛西恩忏悔他在克利夫顿绥靖时期的过错。他的演说证明了，在为英国寻求支持的过程中，他是一位卓越和雄辩的发言人。

1939年，最强烈反对美国参战的呼声来自德国和意大利的移民、中西部农民和劳工组织。孤立主义者的日程从一战以来从未改变，他们仍旧厌恶欧洲的争吵，并且疑心英国会牺牲美国的利益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帝国。人们对上次大战记忆犹新，这使得问题更加复杂。

摩根的合伙人一致反对美国参战，并怀疑同盟国是否能打败德国。正如拉塞尔·莱芬韦尔在大战爆发前夕所说，英国和法国“不能驯服德国人。魔鬼太多而且能力也太强”。（38）1940年5月，拉蒙特和威廉·艾伦一起组建“支援同盟国和保卫美国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观点完全反映了摩根的立场。这个团体攻击原来的敌人——赫斯特报纸以及惠勒和奈参议员，多年来他们一直与摩根银行作对。尽管猛烈攻击孤立主义者，但是，他们与为“自由而战”这个兄弟组织是有分歧的，因为这个组织支持美国参战，而委员会响应罗斯福除了不能参战之外，应给予一切援助的号召（在此时，杰克的姐姐安妮组建了法兰西的美国盟友协会。1940年6月，她乘船去法国撤离难民，并领导一个救护组织。为纪念她的特殊贡献，1952年她去世后，巴黎战争纪念馆、巴黎残老军人院内挂上了为她特制的铜牌）。

委员会分配给拉蒙特一项特殊工作：去淡化赫伯特·胡佛的恐英心理。胡佛那时仍未从竞选连任总统失利的创痛中恢复过来，他支持一项为纳粹占领国提供食品的计划，希望能够再现他在欧战期间紧急食品援助计划的成功；拉蒙特支持英国的封锁政策，反对那项计划。拉蒙特和怀特拜访了胡佛，但不能让他改变主意，他们发誓要和胡佛一争高低。此后，新闻界登场，把胡佛描述为拖着沉重的步子在屋里踱步，并发誓要到那个国家去并同英国人争辩这个问题的人。拉蒙特对胡佛保证，他未同报界谈过此事，并说那篇文章一定是搞错了。拉蒙特与胡佛的关系曾经一度被看做是华尔街与华盛顿之间的浮士德式盟约，但即使是到最后，这种关系一直紧张，双方经常相互抱怨。

摩根银行亲英的观点使它陷入与美国最著名的孤立主义者查尔斯·林德伯格的冲突。1935年底，在儿子遭绑架之后，林德伯格一家移居英格兰，希望能找到一个在美国得不到的安静的地方。1936年，林德伯格应美国军方的建议访问了德国，参观了德国的飞机工厂。1937年和1938年，他又对德国进行了几次访问，越来越崇拜德国的空军力量。在唐宁街和克利夫顿别墅的起居室，他向鲍德温表达了这种崇拜心情。林德伯格坚持认为，德国是不可战胜的，对德国开战会毁灭美国的民主，会为共产主义的泛滥打开方便之门。在一次招待会上，当他接受赫尔曼·戈林授予的勋章时，人们不禁怀疑，他不止是对纳粹表示敬畏，而且还同情他们。

1939年4月，当林德伯格夫妇回到美国时，德国必胜、英法必败的观念已经在他心中扎根。那年秋天，他开始在广播里发表演说，敦促美国保持中立并竭力反对取消武器禁运。他的观点有时还带有种族优越论的言外之意。1937年10月13日，他说：“如果白色人种一旦真正受到严重威胁，那时我们可能必须采取行动，与英法和德国人并肩作战保护自己，而不是自相残杀，毁灭我们自己。”（39）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林德伯格已经接受了纳粹的许多信条。在1940年3月号的《大西洋月刊》上，他讥讽地认为英国和法国是在为他们抢占的领土和伦理道德而战，而德国要索取的，则是“一个有能力和有力量的国家的扩张权利——就像整个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那样，其他国家也以武力扩张领土和施加影响”。（40）

现在安妮处在一个极端痛苦的境地。她母亲强烈地感到德怀特要是在世一定会支持同盟国。林德伯格在长岛的大多数朋友也持相似的观点。林德伯格夫妇还有许多法国和英国朋友，德国人1938年开始战争动员时，安妮立刻想象着弗洛丽·格伦费尔、阿斯特夫人和其他人可能会在空袭中丧生。（43）尽管没有那种龌龊的种族主义，可安妮同查尔斯一样对欧洲政治有着过分简单化的观点。1940年，她出版了名为《未来的浪漫》一书，在书中她没有把战争看作是良知与邪恶的较量。而是一场“过去的力量”（同盟国）与“未来的力量”（德国）之间的斗争。

如果说查尔斯因与其父观点相似而感到鼓舞的话，安妮却受着父亲幽灵的折磨。她对自己说，查尔斯和她父亲一样，是个理想主义者，但这是后一时代的那种理想主义。在威廉·艾伦·怀特组建支援同盟国和保卫美国委员会以后，安妮自问：“我想知道父亲会站在哪一方？也许支持委员会等人。但尽管如此，他还是个理想主义者，非常实事求是，太实事求是了，这就是他了不起的才干。”（44）然而，现在林德伯格夫妇遭到包括哈里·古根海姆在内的老朋友们的排斥，哈里·古根海姆在查尔斯单独飞行以后，曾资助他三个月的旅费。安妮也无法摆脱她父亲幽灵的袭扰。她叹息道：“查尔斯……在记忆里有他父亲相伴，而我却孤苦伶仃。”（45）

1940年5月19日，当查尔斯在广播里发表题为《美国的空中防护》演说后，安妮面临更加严重的窘境。当时纳粹已征服丹麦，横扫荷兰和比利时。林德伯格的讲话攻击控制着“舆论和宣传机器的美国有权有势的人”。他说：“这些人想要为自己的利益把美国推入战争，并服务于他们的外国同盟。”（46）摩根银行没有被点名，但林德伯格的用词和奈氏听证会以来一直用于攻击这家银行的言辞如出一辙。第二天，罗斯福总统告诉财政部部长亨利·摩根索：“我已经完全相信林德伯格是一个纳粹。”（47）

拉蒙特以叔叔的口吻写信给十分清高的林德伯格。他说写这封信时很犹豫，并说他很爱莫罗一家。接着他要求洛德博格直截了当地说出讲话中未点名的阴谋家都是谁。他还说他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人。因为想尽量恢复早年间他们个人之间的友谊，拉蒙特策略地告诫说：“亲爱的查尔斯——在我们这个国家，团结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地在广播里怀疑或指控任何人，除非我们有确凿的证据。”（50）

林德伯格的回信想必令拉蒙特心寒。此信与其说是充满敌意，倒不如说是冷淡而刻板，似乎林德伯格成了一个陌生人。“在那篇讲话里，我有意不说出具体的人、集体或组织，因为我仍觉得没这个必要。”林德伯格声称如果这样做，只能激起危险的阶级对抗。他警告说，美国参战会引起“混乱局面”，并会毁掉美国的中庸主义。他最后说：“我非常尊重你的判断，但是在这个国家应该对欧洲战争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恐怕有所不同。”（51）后来，当一位记者问到拉蒙特为什么不去拜访林德伯格一家时，他厉声说：“我跟他们没关系。”（52）

贝蒂·莫罗通过拉蒙特秘密上演的序幕失败了，她决定让公众了解她反对她的女婿。在6月敦刻尔克大溃退时，她在威廉·艾伦·怀特委员会上演讲，批驳查尔斯的观点。她先给安妮打电话以缓解对她的打击，她对安妮说：“你父亲要是活着也会希望我这样做。”安妮认为，她母亲是被人利用来引起公众的注意。（53）当怀特发表演说，吹嘘自己施“巧计”让贝蒂反对查尔斯时，贝蒂也逐渐接受了她女儿的判断。此后，如拉塞尔·莱芬韦尔告诉罗斯福的那样，贝蒂·莫罗“非常仁慈，不愿在公众场合与林德伯格再作对了”。（54）

1940年春天的一段时间，摩根银行似乎在击败新政的同时，在推动援英方面也向前迈进了一步。期望已久的中间道路在共和党中打开，拉蒙特和英国大使洛西恩勋爵一起参加了出版商奥格登·里德家举行的晚宴，里德还给他们引见了两位可能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朋友，一位是罗伯特·塔夫脱，前任总统的儿子、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可以预料，他是反对国际主义的；但另一位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则截然相反。他是庞大的联邦和南方电力控股公司的总裁，在田纳西河流管理局征购他的电厂的问题上与罗斯福总统发生过冲突。在晚宴上，威尔基赞成毫不含糊地支持英国，包括提供飞机和海军设备，拉蒙特和里德当场称赞他的诚实，而且拉蒙特对他参加竞选起关键作用。威尔基在拉蒙特家的晚餐上又重申了他支持英国的观点。这次晚宴的作用是为争取华尔街支持他参加总统竞选。

威尔基具有摩根的气质，他是前民主党党员，是一个外向型亲英派，支持互惠贸易协定，并且总的来说和罗斯福的外交政策是合拍的。同时，他也是国内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并希望新政能在中途改弦更张，创造一个更有利的投资环境。他在华尔街有许多朋友，包括摩根士丹利的佩里·霍尔（威尔基是哈罗德·斯坦利1935年的首批客户之一），并且提供了一套他们毫无保留地支持的共和党主义。

威尔基脸庞宽阔、咧着大嘴并带着印第安纳的鼻音，他随和、老练并具备独特能力促进华尔街事业的发展，而又不显得专为富人谋利。《财富》杂志曾称他为“机灵的乡巴佬”，在哈罗德·伊克斯的记忆里，他只不过是“华尔街的赤脚律师”而已。（55）这种断言太过分，因为威尔基想保留新政的许多创新之处——劳资之间的集体协定、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这些创新却是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所诅咒的东西。虽然威尔基宣布参加竞选时，离1940年6月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只有7周的时间，但是他这匹黑马候选人跑得很快。他不得不减缓下对摩根的支持，以免引起党内小城镇和反对华尔街派系的警觉。为营造一下朴素的形象，他在开会的地点，费城本杰明·富兰克林旅馆租了一套不大的两室套间。汤姆·拉蒙特立刻被指示避免到他的总部来。

尽管保持了互不相干的距离，威尔基的反对派立刻把他与华尔街扯到一起，以破坏他的名声。北达科他州的代表厄舍·伯迪克在散发给代表的一份危言耸听的小册子上写道：“我相信我在为共和党的最大利益而工作。我事先抗议并揭露J。P。摩根和纽约市其他银行家把温德尔·威尔基塞入共和党的阴谋和企图。我知道这一切都是金钱在起作用。”（56）

共和党人迫切需要新的领导，终于在第6轮投票上选择了威尔基而不是托马斯·杜威检察官（他起诉过理查德·惠特尼）和塔夫脱参议员。一个月后，罗斯福在芝加哥被提名参加第三任总统竞选，爱荷华州的亨利·华莱士作为他的竞选伙伴。威尔基试图趁热打铁，在罗斯福的战争紧急状态期间的外交政策与适当改革新政之间形成某种妥协。他甚至向罗斯福暗示要做一笔交易，总统就外交问题向他咨询，以换取保证把战争问题排除在竞选之外。罗斯福不大相信共和党能同意这笔交易，而且不愿意把这么风光的事交给威尔基来做。

结果，并未像所期望的那样，摩根银行没有因威尔基的竞选失败而受到多大损失。由于受到竞选胜利的鼓舞，罗斯福更加积极地支持英国，并需要摩根为此给予支持。突然间，摩根与罗斯福之间的冷淡关系冰消雪融，取而代之的是华尔街23号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尚未见过的、来自白宫的热诚。随着美国人的注意力从国内政策的讨论转移到如何对付欧洲独裁者们身上，摩根的势力也随之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