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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战 争（第1页）

第十章战争

尽管摩根财团受到大量国内问题的干扰，但它在国外取得的最辉煌的胜利即将来临，相比之下，皮尔庞特·摩根当年的业务就很狭隘了。1914年初夏，工业出现衰退，华尔街随之出现熊市。

商人们抱怨伍德罗·威尔逊对“利益集团”的大肆讨伐挫伤了企业家的情绪。美国投资者们陷入了沮丧和忧郁之中。当他们得知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后，感到非常恐慌。一向对自己的预见力引以为豪的华尔街，这次又被一个历史事件弄得措手不及。

摩根财团一直关心着欧洲局势。尽管后来被指控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财”，但摩根财团几乎参与了所有试图阻止1912年巴尔干半岛各国与土耳其之间的争斗而进行的秘密外交活动。这项活动的计划是让摩根财团向双方提供贷款，贷款的条件是双方要接受美国的调解，而担当调解人的是塔夫脱总统。这项计划显然是由巴黎摩根-哈耶斯公司的高级合伙人赫尔曼·哈耶斯同美国驻法国大使迈伦·赫里克共同策划的。但杰克·摩根最后否决了这个想法，因为他担心贷款会用来进一步推动战争，而摩根财团希望战争宁息。（1）杰克还拒绝在没有欧洲大国全力合作的情况下继续参与此事。

1914年7月下旬，华尔街被一股歇斯底里的情绪笼罩着，人们因误导而担心大西洋两岸的贸易将要垮台，衰退将会加剧。美国人认为，没有欧洲资本他们将无法生存。因此他们害怕纽约的黄金会被抽走，并存放到伦敦。7月29日，在沙皇调动了100多万俄国军队后，所有的欧洲市场都关闭了。海外投资商们急忙通过纽约变现证券，自1907年经济恐慌以来，纽约证券交易市场从未在一天之内发生如此剧烈的暴跌。

到1914年7月31日清晨，一夜之间聚积起来的抛售指令达到了惊人的数字，形势岌岌可危。尽管皮尔庞特·摩根这时已经死了，但他的得意门徒哈里·戴维森已经在1907年的经济恐慌中学到了不少本领。在紧急情况下，银行家们仍然本能地求助于华尔街23号。摩根财团并非是区区一人，而是一个有连续性的机构。因为新的摩根总部正在修建，戴维森就把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召集到百老汇街15号那座老米尔斯大厦，此处曾是摩根的临时总部。那天在交易开始之前，证券交易所主席匆忙赶来磋商。

虽然杰克也在场，但戴维森主持了会议。在场的还有一位新的摩根银行家德怀特·莫罗，他是一位杰出的税务和公用事业律师。莫罗回忆那次疯狂的讨论时说：“交易所的管理人员想知道是否要开门营业，而没有人能给予答复。僵持的局面持续到10点05分。这时，主席……打电话给交易所，告诉他们宣布交易所关闭。”这真是一个危急关头。负责敲钟开盘的人当时已经就位，而得到这个通知后交易员们如释重负。莫罗补充道：“那时我初入银行业的公司，非常惊奇的是谁都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干什么。”（2）难以理解的是，在摩根关于这次会议的记录中忽略了一件事，那天9点30分，杰克曾给财政部长威廉·麦卡杜挂了一个电话，麦卡杜向他建议：“如果你真的想要听我的判断，那就是关闭交易所。”（3）

直到12月份，纽约证券交易所才恢复限制**易，而常规交易到第二年的春天才重新开始。一种奇怪的地下机构冒了出来——即所谓的不法经纪人的流动市场。这些经纪人在场外马路边上的证券市场游来转去，进行股票交易。按照华尔街的传说，这种机构是由“四个孩子和一条狗”发起的。但很快，上百家经纪公司蜂拥而至，在新街上做起路边交易来——终于达到了证券交易所不得不予以取缔的程度。如亚历山大·达纳·诺伊斯指出的，这群乌合之众凑起的草台班子很可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真正的股票市场”。（4）

起初，战争使摩根财团陷入了迷茫。同其他银行一样，摩根也通过经纪人短期贷款——凭保证金额度购买股票用的贷款——赚了大钱。而战争的爆发使摩根士气低落。沮丧的情绪掩盖了国际金融中发生的一次重大转变：美国即将从英格兰手里夺取金融霸主地位，并成为头号债权大国。尽管最初没有人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但英国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战后的国际货币市场将从英镑本位变成美元本位。

战争的消息传来，杰克·摩根作了一番极为夸张的不祥预见，他预见到“在这个国家中从未发生过的骇人听闻的证券价值暴跌”。（5）后来，他被孤立主义者咒骂为“死亡贩子”，但他的第一个反应实际上是极其仁慈的。7月13日，他甚至难得地向公众发表了一项和平呼吁：“如果这一微妙的局势在几个星期后仍然悬而未决，我相信那些将要为战争付出生命和财产代价的人们必将掀起一场抗议浪潮。”（6）他绝没有因可以发战争财而感到得意，他嘲笑那种纽约很可能取代伦敦而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看法。

对这地震般大变迁最敏感的合伙人是哈里·戴维森。战争造就了他的一段辉煌时期，他几乎立即就嗅出这是一个可以使摩根大发其财的好机会。他马上给正在蒙大拿州一个农场钓鳟鱼和骑马的拉蒙特发去几封电报，那些电报充满了兴奋之情。

整个欧洲的信贷已经绝对停止。实物支付已经停顿，延期偿付已在法国，实际上已在所有国家生效，但在英国还未正式生效……

假如你在这儿可能也无能为力，但唯一的关键在于，其中充满了特别的利益，当然，还有各种极大的可能性……也许我该这样形容现在的形势：好像发生了一次地震，人们还有点不知所措，但很快就会恢复正常。（7）

战争的一个直接受害者就是摩根摆脱不掉的“继子”——纽约市，该市有约8000万美元的欧洲债务就要到期。随着美元的猛跌，还本付息的负担加重，再加上美国面临着可能出现的泛大西洋贸易的停顿，支持暂停偿付债务的情绪十分强烈。为什么不利用欧洲的混乱省点钱呢？摩根财团同库恩-洛布公司组成了一个辛迪加以偿清债券，组织了一次临时的拯救活动。他们将黄金运到英格兰银行，然后记入摩根建富公司贷方，为纽约市偿清到期的债务。这项业务是金融成熟的标志，它向世界发出了一个信号：纽约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可以像伦敦一样提供安全保障。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这场战争与自己毫不相干；而对于孤立主义者，这场战争提供了另外一个例证，说明美国为什么必须避免同其他国家发生纠葛。尽管威尔逊同情协约国，但他还是发表了一个中立声明，请求美国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不偏不倚。对摩根合伙人来讲，这是根本做不到的。正如汤姆·拉蒙特所说的：“从战争一开始，我们就想要协约国打赢。从遗传上，从本能上，从观点上，我们都是协约国的支持者。”（8）作为一个在伦敦和巴黎都有分支机构的世界性银行，摩根合伙人深深地卷入了欧洲人的生活，他们笃信盎格鲁-撒克逊的文明，因此不可能袖手旁观。然而，不违抗政府的法令也是外交时代的一项基本准则，银行贯彻执行了华盛顿的政策。

法国人把J。P。摩根公司选定为他们的财务代理人。8月初，他们同摩根公司探讨了贷款1亿美元的可能性。威尔逊政府非但拒绝了贷款请求，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莱恩——摩根历史上讨厌的家伙——还谴责给交战双方贷款是“最恶劣的非法交易”。（9）几天以后，他告诉报界，美国银行家给交战国家贷款“与中立的真正精神背道而驰”。（10）

然而，不到6个星期，布莱恩关于非法融资的政策便发生了逆转，因为威尔逊倒向了协约国一边——虽然微妙，但却明白无误。国务院顾问、那年秋天代理国务卿之职的罗伯特·兰辛想出了一个法律上的花招，以使美国回避中立立场。他建议威尔逊务实地把禁止通过国外战争债券提供“贷款”，同允许提供“信贷”供协约国用于购买物资区别开来。战争刚刚进行了两个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突然的转变呢？美国对欧洲的出口使国内摆脱了衰退，甚至连目光狭隘的农民也担心协约国会因为缺少信贷而减少购买他们的粮食、肉类和棉花。正如戴维森对财政部长麦卡杜所说的：“要想保持繁荣，我们就必须提供资助。”（11）摩根财团用假象维持着中立的外表，而实际却拒绝接受中立的精神。

由于协约国大部分工业产量不足，美国成了这场战争的理想的兵工厂。协约国为得到美国的物资相互竞争，哄抬物价；甚至英国政府内各部门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为了缓解价格压力，当时的财政大臣劳埃德·乔治问特迪·格伦费尔，摩根公司在纽约能否在扩大步枪生产方面出点力。杰克·摩根咨询了雷明顿和温彻斯特军火公司。但是要阻止发战争财，只扩大生产是不够的。1914年10月，英国财政部派乔治·佩什爵士和巴兹尔·布莱克特去美国研究处理这个问题。白厅官僚机构中最有影响的英国财政部需要在华尔街有一个前哨阵地，结果找到了他们的纽约代理人——摩根财团。11月下旬，当财政部的人返回伦敦时，随行的还有另一个乘客——哈里·戴维森。因为威拉德·斯特雷特闲不住，戴维森也把他和多萝西带上了。当时，斯特雷特的新杂志《新共和国》正在着手刊登一封来自雷·斯坦纳德·贝克的信，信中警告美国商界不要利用这场战争“发展自己的商贸”。（12）

戴维森已经提出了一个富有灵感的想法，但斯特雷特认为这个想法是从他那里偷去的。戴维森琢磨摩根财团能否将协约国的采购集中由一家机构代理，从而摆脱掠夺性的中间商，这家独家代理机构可以凭实力进行谈判。他知道哗众取宠从来就不是摩根喜爱的风格，因此他建议杰克·摩根同财政部的人同船去伦敦。杰克回答道，人永远不能窃取荣誉，“你自己跳上船去吧，因为这是你的主意”。（13）杰克的朋友、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塞西尔·阿瑟·斯普林-赖斯爵士也有类似的想法，并为此进行游说。他告诉外交部在伦敦和纽约需要一个有身价的合伙公司，英美联袂的摩根财团便是合乎逻辑的选择。

戴维森刚在克拉里奇饭店安顿下来，特迪·格伦费尔便带他参观了英格兰银行，并拜访了白厅官员。英国官员很喜欢戴维森的计划，这不仅仅因为该计划可以使价格降低，在政治上，他们还将把摩根财团变成一根避雷针，化解因战时合同而产生的不可避免的所谓徇私行为的指控。公司的不利条件也是很明显的。一些官员担心同华尔街的联系将使英国的那些激进分子有机可乘。还有一些官员担心这家银行在美国社会的某些行业中人缘不好。摩根财团也知道自己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不受欢迎。1914年4月，摩根财团曾考虑在芝加哥开设一家分行，以缓解中西部的人们对摩根的抵触情绪。

1914年12月16日，戴维森同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以及财政大臣大卫·劳埃德·乔治共进午餐。他带了一份有关建议摩根公司为协约国采购代理的合同。首相逐字逐句地审阅了合同，并说他“同意每一个字”。（14）1915年1月15日，摩根公司同英国陆军委员会和海军部签订了《商务协议》。第一批采购的是当时急需的马匹，金额1200万美元。这年春天，通过在巴黎的摩根高级合伙人赫尔曼·哈耶斯，摩根同法国人完成了另一批类似的采购。

没有人预见到将要进行的采购业务量有多大。陆军大臣基钦纳勋爵告诉戴维森，采购金额也许能达到1000万英镑——他强调他所估计的是最高限度。而实际上，采购金额达到了30亿美元的天文数字——几乎是战争期间美国向协约国所出售的物资的一半。摩根财团捞到1%的佣金，获得了惊人的3000万美元的进账。这可能是其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交易。不仅在于获利丰厚，而且还在于所建立起来的政治联系。杰克·摩根对银行卷入这类国外业务存有顾忌，担心如果继续发战争财，英国对美国会产生政治上的强烈不满。1915年1月下旬，杰克在白宫得到了伍德罗·威尔逊的保证，威尔逊说他不会干预任何“促进贸易”的行动。（15）

华尔街上的老牌私人银行和伦敦金融城都具有变色龙的性质，他们能抓住机遇，随机应变。汤姆·拉蒙特雇用了钻石火柴公司总裁老爱德华·斯退丁纽斯，让他主持后来形成的出口部的工作。此人曾是芝加哥小麦交易所的投机商，长着一头梳理整齐的银发，留着胡须，配戴一副无框眼镜。他修饰整洁的外表反映出他对细节格外注意，甚至已到了如痴如狂的境地。后来，陆军大臣牛顿·贝克曾提到他的“令人生畏的责任感”。（16）每天从早晨9点直到午夜，斯退丁纽斯都把他的175个摩根职员折磨得苦不堪言，他们是所谓众所周知的斯退丁纽斯的奴隶。他并不是简单地雇用人员，他实际是让他们服役，压榨他们，把他们驱使得精疲力竭。一个“苦力”后来说：“如果有哪个小子能在晚上9点钟以前离开，其他人通常就会祝贺他，因为他有了半天的假日。”（17）

采购工作反映了现代战争的规模和复杂性。第一次世界大战看上去既原始又现代化，高度机械化的地面部队的出击与空中袭击、加农炮火和芥子气不协调地结合在一起。致命的炮弹无休止地狂轰滥炸，仅在马恩河战斗中，一天就发射了20万发炮弹。所以，后勤需求各种各样，它们在战争中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

斯退丁纽斯成了世界上唯一的最重要的顾客，他每天要聚拢1000万美元的货物。他要购买、装运并为这一空前规模的供应品投保。他要鼓励厂商采取措施进行大规模生产。有关他的采购业务的消息传开后，华尔街23号便挤满了形形色色的银行家和制造商。银行不得不在每一个门前布置警卫，而且还要派警卫到合伙人家里。斯退丁纽斯每个月所负责采购的货物相当于30年前全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他为腌牛肉、带刺铁丝、火车头和假肢而极力讨价还价。

德国总参谋部怎么也想象不到美国会如此之快地转入军工生产。随着当时工厂的生产能力日益紧张，斯退丁纽斯鼓励建造新厂。摩根财团和英国向温彻斯特转轮枪兵工厂提供贷款，以增加其新的枪支生产能力，而且还为其他许多公司提供资金，帮助他们完成合同。到战争结束时，美国已拥有了比英法两国之和还要强大的军火生产能力。凭着斯退丁纽斯的成就，他可以佩戴军事工业公司之父这个不太可爱的胸签了。甚至有人曾听到埃里希·万·鲁登道夫说过，斯退丁纽斯抵得上协约国的一个军团。（18）斯退丁纽斯成了美国工业的沙皇。曾经率领一个俄国工业代表团访问过美国的鲍里斯·巴赫梅捷夫回忆说，在一次会议上，斯退丁纽斯把一些美国大公司的老板召集来，“把他们骂得狗血喷头，就连我也感到羞耻”。（19）

因为斯退丁纽斯是协约国供应计划的关键，所以他的安全便成了头等大事，特别是在德国参谋总长埃里希·冯·法金汉决定切断协约国的供应线，以取得战争胜利之后，这个问题显得更加重要。英国情报人员通知斯退丁纽斯，他的生命受到威胁，还告诉他纽约的“某位可爱的夫人”曾看到一个德国情报人员带着写给他的信件。作为安全预防措施，斯退丁纽斯的家人在未得到事先通知的情况下，被迫迁离了他们在斯塔滕岛上占地13英亩的别墅，并被安置在长岛。斯退丁纽斯本人则在停靠在纽约港的“玛格丽特号”巡洋舰上度过了战争时期。他的房间里装饰着花瓶、亚麻布饰品、瓷器和镀银器具，所有这些都是由那个著名的“装饰家”哈里·戴维森挑选的。

摩根银行还为英国人从事情报工作。当摩根合伙人得知德国投资者计划收购伯利恒钢铁公司时，就和该公司的官员进行接触，使他们将其股份转入股权信托，从而使这家国防工业承包商不至于遭到不受欢迎的接管。作为对摩根公司绝对信任的一种表示，英国对进出英国的摩根公司邮件免予检验，还允许它保留由斯退丁纽斯和他的英国联系人、摩根建富公司的查尔斯·惠格姆确定的内部专用密码。因此，在战争期间的电报中，杰克使用他的密码名“沙尔利斯”和“拉蒙特·查拉多”。摩根银行坚持传统作法，不让局外人接触它的密码本。

然而，出口部并非绝对成功。法国人从没有像英国人那样利用这个部门。同陆军部相比，英国海军部对出口部态度一直冷淡——这种紧张局面并未因杰克和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爵士的见面而缓解。有人一直怀疑摩根银行对朋友有徇私行为。虽然近1000个公司得到过合同，但许多大的赢家——通用电气公司、伯利恒钢铁公司、杜邦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则牢牢地扎根在摩根的阵营之中。

战争给古根海姆家族带来了兴旺发达的机会。1914年，摩根财团帮助他们把美国最大的铜厂——肯尼科特铜业公司组建成上市公司。丹尼尔·古根海姆在战争期间是摩根合伙人托马斯·科克伦的常客，而科克伦是肯尼科特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出口部收购了三分之二在美国开采的电解铜卖给英国人，古根海姆和其他许多人从中发了大财。另一家古根海姆公司——美国冶炼公司，也因协约国大量购买制造枪支弹药用的铅而大捞了一把。数以几十亿美元计的合同金额使摩根财团赢得了几十个强大公司对它的忠诚。

英国人试图在可能的范围内防止摩根银行滥用其巨大的权力。为了调查对摩根银行徇私的指控，英国派了一个工作组到纽约。工作组先由威尔士煤炭大王大卫·托马斯带领，后来改由朗达勋爵负责。1915年夏天，工作组在广场饭店待了三个星期。托马斯盘桓在摩根银行附近，但发现斯退丁纽斯的工作无可指责。他向英国报告，说摩根银行过多地从共和党那里购买物资。劳埃德·乔治建议戴维森让各方都能得益。戴维森答复说，他们将尽量按地理分布分配合同。

托马斯滞留纽约期间有过一段焦虑不安的时间。一天，他接到他的秘书从广场饭店打来的电话，说一阵风把几份密级备忘录刮到了窗户外面，其中有3页绝密葱皮纸飘落到了第五大道上。这一泄密事件非常严重，在伦敦的劳埃德·乔治也得到了报告。那天傍晚，摩根银行的职员们在蒙蒙细雨中把第五大道仔仔细细地搜索了一遍，连停着的汽车下边和水沟里面也没放过，但那几页纸仍没找到。为了安慰托马斯，他的人员找了三张完全相同的纸，在脏水里泡了一下，然后把烂了的纸给他看。

尽管托马斯写了报告，英国人对摩根银行仍不放心。他们相信银行在向钢铁、化工和运输公司送人情。阿斯奎斯自我安慰，认为摩根银行只是在可以容忍的限度内接受别人的效劳。他写信给已经接替劳埃德·乔治成为财政大臣的雷金纳德·麦克纳：“关于摩根银行，我毫不怀疑他们已经而且还会继续尽可能从我们这里捞好处。我没有理由认为他们的行为不公平，更不是奸诈的。最初和他们签订的合同也许明智，也许不明智，但是现在中途易马，或使他们怀疑我们不信任他们，那将是糟糕的政策。”（20）

实际上，英国人从没有愚蠢地或盲目地陷入摩根财团的情网。他们欢迎在华尔街上有一个英美联袂的监听站，尤其是因为金融权力已转移到了大西洋的彼岸。但政府战时的考虑总还是带有讥诮的情绪，相信摩根合伙人要价过高，并且狂妄自大，无谓地得罪人民。摩根和英国人的关系始终密切，但很少融洽，在双方表示忠诚的声明背后，潜藏着一种兄弟之间的紧张状态。

虽然华尔街23号的其他合伙人对他们的英国兄弟们暗暗地怀有几分妒忌和猜疑，但杰克·摩根却没有这方面的心思。他照例每年花上六个月的时间住在英国，过着地道的双重文化生活。对他来说，战争是一个神圣的事业和商业机会。他甚至比皮尔庞特还要单纯正直。他生活在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里，对英国的忠诚和对德国的仇恨这两种情感同样强烈，相互对立。他慷慨地为英国服务，他将朱尼厄斯在罗汉普顿的乡村旧房“多佛尔庄园”捐献出来，作为受伤军官的疗养所。他吩咐沃尔霍尔庄园的人员把园林用地翻耕出来，种上麦子，以备战争之用。一旦**上来，杰克就会全身心投入。摩根公司甚至在蒙大拿州投资种麦子，以提供更多的给养。

在美国官方保持中立的情况下，斯退丁纽斯的出口部使摩根银行受到了煽动性的批评，这些批评使内地反摩根的情绪火上浇油。这种情绪自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发表“金十字架演讲”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在摩根公司大楼街角的集会上，鼓动者指着华尔街23号，指责摩根屠杀了成千上万的无辜者。参议员罗伯特·拉福莱特同源自小镇的冷嘲热讽唱一个调子，并质问：“世界大战可以使摩根和施瓦布（伯利恒钢铁公司老板）大发其财，他们怎么还会在乎世界有没有和平呢？”（21）曾经敦促举行普约听证会的明尼苏达州众议员查尔斯·林德伯格谴责，“金钱利益”试图诱导这个国家卷入战争，并站在协约国一边。于是，一个含有双重意义的传说便产生了——摩根是英国政府的傀儡，他们的金钱里浸透着鲜血。摩根银行收到了大批充满仇恨的信件。拉蒙特收到的一封信中写道：“亲爱的拉蒙特先生，你为英国人筹集战争贷款的行为注定了你的死亡——因为这些贷款使我的兄弟们葬身在德国战场上。如果在将来的某一时刻能够用子弹穿透你的黑心肠，那无疑将是我生命中的一大乐事。”（22）

杰克尽量避免出头露面，以免刺激国会。戴维林和保罗·克拉瓦斯律师曾想组成一个政治委员会，以劝导人们支持协约国，杰克拒绝了这个建议。他还避免同他的密友、英国驻美大使塞西尔·阿瑟·斯普林-赖斯男爵一起公开露面。1915年1月，在写到一次将要进行的旅行时，杰克告诉斯普林，“对我来说，当我在华盛顿时不住在你家里”也许“更明智”，“我们正努力在尽可能不被人察觉的情况下，同英国政府作这笔交易。但是，我并不认为你外出时就不能同我们住在一起，其实那样比住在饭店里要安静”。（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