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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战 争（第2页）

杰克一生一直对危险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在哈佛上学时，一个侦探曾紧紧尾随他。他的小儿子哈里同他的英国家庭教师回到纽约后，老是疑神疑鬼，担心被绑架。在皮尔庞特还在世的时候，杰克在麦迪逊大街的住宅里经历过一次盗窃事件，这次盗窃带有一股稀奇古怪的阶级报复的味道：盗贼悠闲地坐在房间里，抽着雪茄。还有一次，一个讹诈者威胁说，如果不把钱放在中央公园的灌木丛下面，他就炸掉杰克家的房子。结果钱没有付，炸弹也没有爆炸。

摩根财团的神秘莫测还像一块不可抵御的磁铁，吸引着一些疯癫古怪的人。战争初期，一个叫欣德勒的疯子接连不断地给摩根写谩骂信，他相信摩根银行窃取了他在阿拉斯加矿藏的股利，但拒绝承认。杰克的想象力本来就丰富，而这种经常的恐吓更使他胡思乱想，而且他习惯于到处看见阴谋分子。

事实上，杰克的恐惧并不完全是庸人自扰。1915年7月3日，一个风和日暖的星期日，杰克和杰西正在他们位于北滩的住宅中同斯普林-赖斯及其妻子共进早餐。他们刚刚吃完饭，摩根的男管家亨利·菲齐克听到有人叫门，便前去开门。当时在连接北滩和长岛岸边的堤道上还没有设立警卫室，所以闯入者可以直接走到门口。一个身材细长、穿一身灰色西装的陌生人向菲齐克打招呼，并交给他一张名片，名片上写着“夏季社名录，代表：托马斯·莱斯特”，他要求见摩根先生。

菲齐克是一个老派管家。他通常上身穿一件深色外衣，下套一条灰色条纹裤子，言行举止严谨刻板。机警老练的菲齐克这时感觉到有危险，他不让硬要往里闯的陌生人过去。他迅速跑到图书馆，看到了杰克和杰西。他大喊：“上楼去！”随着这莫名其妙的命令，摩根夫妇爬上楼，仔细检查了卧室，试图发现问题所在。终于，他们站在楼梯的顶部看到了那个持枪歹徒。他正挥舞着两把手枪，带着摩根的两个女儿往楼梯上走（后来歹徒承认，他犯的主要错误是走在了摩根孩子们的前面，而不是在她们的后面，这样实际她们已经失去了作为人质的作用）。持枪歹徒尽力保持镇定，他告诉摩根夫妇不必害怕，他想和他们谈谈。

如果警察的证词准确的话，当时每个人都表现得非常勇敢。杰西·摩根是一个有很强的自制力的女人，她当时扑向持枪歹徒。杰西的勇敢行为使杰克得以有足够的时间向歹徒猛烈攻击并揪住他。在制服歹徒的过程中，杰克的腹股沟挨了两枪。仆人们将歹徒的双臂拧住，杰克和杰西夺下了他的两把手枪。这时，菲齐克冲进来，搬起一块煤砸在歹徒的脑袋上，时间精确得像在好莱坞拍戏。歹徒再也动弹不得（可惜这精彩的一击在警察的证词中没有提到）。制服了歹徒之后，摩根夫妇才看到歹徒的兜里有一大根达纳炸药。摩根的仆人们把炸药扔进了水里，并用绳子将歹徒牢牢地捆了起来——一次谋杀失败了。摩根的家庭医生詹姆斯·马科被急匆匆请到格伦科夫，为杰克治疗枪伤。

在拿骚县监狱里，持枪歹徒供认他的名字叫弗兰克·霍尔特。后经证实，这个名字是埃里希·明特尔的化名。明特尔来历不明，曾是哈佛大学德语讲师。1906年，他在被告发用砒霜毒死其妻子后失踪。在审讯中，他供认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反对美国向欧洲出口武器。他说他并没打算杀死杰克，只是想把他当人质，直至军火运输停止。他对摩根权力有着发狂的、梦幻般的感觉。审讯员问他：“你认为你一个人单枪匹马就可以阻挡时代趋势吗？”“不，但摩根先生可以。”“你认为他可以控制那些国家吗？”“如果他的钱没有流进他们的钱柜里，他可以用他的钱控制那些国家，并阻止弹药运输。”（24）除袭击摩根之外，在前一天，明特尔还在美国参议院会议室安放了一枚炸弹。明特尔是否有同伙，不得而知。两个星期以后，明特尔在拿骚县监狱中自杀身亡。

从表面上看，杰克对枪击事件似乎表现得很平静，甚至很漠然，好像只是做了一次不愉快的实验，并把实验结果记录下来。那两颗子弹奇迹般地绕过了他所有的要害部位。他在“海盗三号”游艇上休养，伤口愈合得很快。他说：“这是一个非常不愉快的经历，尽管枪伤并不像我以前想象的那么疼痛。”（25）杰克把挫败这次刺杀阴谋归功于杰西的冷静。他说当歹徒用枪对着他的亲人的时候，他作为父亲理所当然有所反应。他认为自己的勇敢行为不值得一提，但堆满当地电报局的祝贺电仍使他大吃一惊。8月16日，他第一天回到银行。当他从华尔街23号走出来钻进他的豪华轿车时，等候在那里的人群向他欢呼。他惊奇得像孩子似的，伸手碰一下帽檐儿敬个礼，微微挥挥手。他不习惯于公众的奉承，但在瞬间却成为了一位民族英雄。

杰克的平静是虚假的，因为枪击事件对他造成了深刻的影响，而他只是若无其事地把这影响掩盖起来。尽管永远无法证明枪击事件是一个阴谋，但杰克仍然坚持认为明特尔的行为绝不是孤立的精神错乱者的极端行为，而是恐怖分子阴谋计划的一部分。在他的阿迪朗达克里山的休养地安卡斯营，他让管家把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从工资名单上清除掉。（26）突然之间草木皆兵。杰克从海盗号游艇上给特迪·格伦费尔写信说，杰西“觉得有人正在想方设法再给我一枪，为了让她放心，我不得不加倍警惕，小心提防”。（27）许多事情说明痛恨摩根的绝非明特尔一人。当1915年的枪击事件传到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时，兴高采烈的人群燃放焰火，发表演说，表示庆贺。

枪击事件使杰克更加深居简出，沉湎于在富人休养地幽居独处。结果，他把更多的时间消磨在英国的乡村别墅或驾驶游艇巡游上，因而他在海盗号上康复也就绝非巧合。枪击事件还使杰克感到危机四伏，他本来就天性诡秘，这下更是处于紧张状态。他秘密地频繁搬迁。战争期间他到巴尔的摩市看他的大儿子朱尼厄斯时，写信给一个朋友讨论安排旅馆的事：“我非常希望饭店不要逼我登记，或要我说出行期。因为显然德国人仍在追踪我，而且家人也要求我不要声明我要到哪儿去、什么时候去。”（28）枪击事件后，杰克雇了一批保镖，他们都是前海军陆战队军人。不幸的是，这样严密的保安措施使他更加疏远了大众，人类的种种苦难对他来讲宛若隔世。

杰克的安全是对他严加保护的合伙人时刻不放松的责任。他常常不知道人群里有保安人员。每当杰克访问巴黎时，高级合伙人赫尔曼·哈耶斯都要通知巴黎警察厅。侦探们靠得很近，但不暴露身份。杰克的活动受到暗中保护，他享受着国家元首级的待遇。

枪击事件只是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件，这些事件使杰克对世界的看法变得阴暗了，并使他对敌人的怨恨更加根深蒂固。这些事件也使杰克感到恐惧和困扰，并促使他动辄痛斥他的敌人。尽管有钱有势，但杰克觉得受制于其所无法控制的力量。

杰克对他的朋友们说，枪击事件使他的反德思想更加强烈，同时他也更加渴望看到美国站在协约国一边，参加战争。他痛骂德国人是“德国匈奴”，是“日耳曼野蛮人”——他喜欢用华丽的形容词，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而又一直深藏未露的反德倾向暴露无遗。合伙人乔治·惠特尼后来解释说，皮尔庞特“总是指责德国人欺骗他……所以他留下遗训，要求我们永远不得同德国人发生商务往来”。（29）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许是最后一次得以使银行家们尽显其好恶、运用其对外政策、俨然以主权国家行事的战争。在华尔街，战利品被银行家们严格按照各自的政治和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分享。摩根财团处于极其优越的地位。通过其在伦敦和巴黎的机构，摩根财团给普—法战争中的法国提供了资助，给布尔战争中的英格兰提供了资助。杰克甚至对沙皇也心肠很软，为他提供了信贷。

如果说战争对美国人的华尔街来讲是一个大发横财的机会的话，对犹太人的公司却是一个灾难。这些公司为反俄亲德的情绪所累。库恩-洛布公司独断专行的老板雅各布·希夫被俄国人屠杀犹太人的行径惊呆了，他视沙俄政府为“人类的敌人”。为了报复，在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期间，他为日本提供了资助。然而，1914年以后，他对德国的同情有所降温，赞成通过谈判实现和平，并“不再在公共场合同家人讲德语”。（30）高盛公司的亨利·戈德曼不够慎重，他支持亲德观点，大肆宣扬尼采哲学，美化普鲁士文化——他的合伙人对此大为惊愕。祖先讲德语的瑞士人古根海姆家族则因为纷至沓来的军火合同而收敛了他们对德国似有似无的同情心。

战争期间，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对被认为不效忠的犹太人一片谩骂和攻击。1915年，英国诺贝尔公司的爱德华·克拉弗特梅尔来到纽约，他警告协约国的无烟炸药主要供货商杜邦公司说，“亲德的”库恩-洛布公司有可能控制他们公司的股份。人们担心科尔曼·杜邦可能会将其大部分股本出售给库恩-洛布公司。针对这一威胁，杜邦公司从摩根财团争取了一笔850万美元的贷款，把他们的股本牢牢地套在了一个叫做杜邦证券公司的控股公司上（当英国情报局在美国的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威廉·怀斯曼爵士对有关库恩-洛布公司的警告进行调查时，他发现此事毫无根据）。德国人的金融渗透也引起了伦敦金融城的注意。英格兰银行对外国银行进行了“英化”。例如，它让皮尔森集团公司接管了拉扎德兄弟公司，因为担心一旦其巴黎分行被德国人接管，伦敦的机构也会落入德国人之手。

在这高度紧张的气氛里，杰克·摩根的亲英情结和他的反犹太主义交互影响，愈加强烈。1914年9月，他向特迪·格伦费尔抱怨说：“‘和平’会谈很大程度上是由德籍犹太人引起，并逐步发展起来的，这批德籍犹太人同德国大使非常亲近。”（31）随着摩根财团向俄国提供1200万美元的信贷，他们与德国籍犹太人银行的对抗更趋激烈；10月份，英国开始通过摩根公司为沙皇购买军用物资。希夫注意到俄国对待犹太人的态度，向杰克提出了强烈抗议。杰克不得不小心处理，因为他们俩正在合作，作为联合主干事进行巨额债券的发行工作。投资银行业的银团结构形成了一种面和心不和的局面，就像入鞘的利剑。杰克控制着自己，他写信给希夫：“我并不认为应由我们通过施加金融压力迫使俄国改变态度。我觉得，俄国是不是一个信得过的有偿债能力的债务人这个问题，不能同其内部的社会或统治规定等问题混淆起来。”（32）当然，杰克自己并没有把国外贷款看成是不带偏见的，他常常把他的政治和金融信条混合在一起。

杰克和希夫之间的摩擦导致了1915年5月的一次恶语相向。当时，一艘德国潜艇在爱尔兰沿岸击沉了丘纳德航运公司的路茜塔尼亚号，这是应皮尔庞特运输托拉斯的要求建造的两艘豪华船中的一艘。在这次事件中，1000多人丧生，其中包括63名儿童。在128名美国遇难者中有艾尔弗雷德·格温·范德比尔特[23]。美国举国哀悼。那天早晨，希夫压抑着他的傲慢，怀着沉重的心情到摩根公司表示哀悼。目中无人而又刻板的希夫从未作过这样的造访。当他进门时，发现杰克正在他的合伙人房间里。杰克并未有礼貌地同希夫打招呼，相反，他嘟囔了几句表示愤怒的话后愤然离开了，留下希夫一个人茫然不知所措，哑口无言。他笨拙地拖着脚步独自走了。

其他合伙人惊愕不已。因为这是对“需要保持表面客套”的这条绅士银行家准则的公然破坏。杰克谈到这件事时很有些局促不安：“我想我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我想我是不是应该道歉？”没有人敢说话。这时反应灵敏的德怀特·莫罗赶忙在一张纸上写了一句引自《圣经》的话交给杰克。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并不是为了你的缘故，而是为了你的名誉的缘故。哦，以色列家族！”（33）得到这个暗示后，杰克马上拿起他的帽子去库恩-洛布公司道歉去了。这个故事形象地描述了杰克自相矛盾的性格——温文尔雅的外表，波澜起伏的内心——以及这个要求人们保持永恒礼貌的矫揉造作的世界给人带来的重负。有了大笔的银团贷款，人们无法得罪一个可能在下次发债中成为盟友的势力强大的银行。

到了7月份，筹资问题变得更加急迫了。由于外汇缺乏，英国在纽约取消了一项为俄国人签订的合同。为了向摩根按时偿还美元，雷金纳德·麦克纳不得不征用谨慎保险公司所持有的美国证券——这一特别的绝望之举深深地触动了首相阿斯奎斯。这样打仗是很难站稳脚跟的。被国务院禁止贷款的规定所困扰，摩根财团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摩根财团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谜就是，一旦美国和英国的政策出现分歧怎么办。

总统威尔逊反对向协约国提供巨额贷款，但他最终被他的内阁说服了，因为没有贷款，美国的出口就会遭受损失。财政部长麦卡杜在8月下旬争辩说，美国的繁荣依赖于同协约国的贸易。取代布莱恩当上国务卿的罗伯特·兰辛直截了当地警告，如果没有贷款，“生产就会受到限制，工业就会萧条，资本和劳动力就会闲置，金融就会混乱，劳动阶级就会不安定，并受到损害”。（34）威尔逊相信了。

9月份，英国内阁派遣了一个英法代表团，到纽约去筹措一笔巨额私人贷款。北大西洋到处是潜水艇，格伦费尔被告知不要将代表团的成员组成通知摩根财团。代表团由高级法院大法官里丁勋爵带领，成员包括米德兰银行总裁爱德华·霍尔登爵士，英国财政部的巴兹尔·布莱克特，以及法国代表奥克塔夫·翁尔贝。哈里·戴维森和杰克到码头迎接乘“拉普兰蒂号”到达的代表团，并把他们送到比尔特摩尔饭店下榻。

英美摩根之间的爱情中再一次充满了口角和反诘。摩根毫不动摇地支持英国，但居然还要为提供这笔贷款去和他人竞争，他感到心中隐隐作痛，脸上无光。尽管如此，他们仍然隆重地接待了代表团。里丁勋爵原名鲁弗斯·埃萨克斯，他的到来对杰克·摩根的偏见是严峻的挑战。他是一个伦敦水果商的儿子，英国气派、聪明、有贵族头衔——而且是个犹太人。他升到了检察总长的职位，在英国泰坦尼克号海难案件调查中盘问过证人。杰克和维戴森到比尔特摩尔饭店拜访了里丁，在摩根图书馆对他盛宴款待，并带他登上海盗号享受了一番。杰克和里丁之间的私人关系将肯定有助于买卖的成交。

杰克在摩根图书馆款待里丁后，把他请到二楼的书房享受雪茄。他和他的合伙人不得不给英国膨胀的期望泼点冷水。透过雪茄冒出的烟雾，杰克漫不经心地将贷款额削减了几亿美元。他说：“里丁，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要求10亿美元的贷款。我觉得将第一次大规模发行的债券限制在5亿之内更为明智。”（36）杰克没想到里丁居然同意只发行5亿美元（1亿英镑）。加上银团包销费用，利率高达6%。杰克说，作为银团主干事，摩根财团将放弃任何额外补偿。

里丁勋爵使杰克对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对他的信仰也入了迷。

里丁勋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头脑清楚，能很快抓住要点，同他讨论问题是一个很大的乐趣。他的唯一缺点是与犹太人不可避免地往来甚密，这使他广泛接受了他们的观点。当然，这是很自然的，但鉴于这个国家大多数的犹太人是亲德派，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反对J。P。摩根公司，他最好不要同他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37）

这是一封奇妙的信。里丁勋爵贷款代表团团长的头衔本应消除那些对他的忠诚所表示的怀疑，并使犹太人观点铁板一块的说法不攻自破。但杰克却令人难以置信地察觉到了里丁和德裔犹太人之间的某些共同特性。事实上，当里丁会见希夫时，后者提出了库恩-洛布参加提供贷款的一个自取灭亡的先决条件，即不能给英国的同盟国——俄国——一分钱。里丁直截了当地回答：“没有哪个政府可以接受歧视其战争中的盟友的条件。”（38）从此之后，库恩-洛布公司成了伦敦筹资中的不受欢迎的人，这为摩根的胜利向前进一步扫清了道路。

高盛公司内的争论更具破坏性，因为他们的合伙人在重要事情上有否决权。由于对德国忠心耿耿的亨利·戈德曼拒绝分担摩根主办的债券发行，在公司中引起了一场危机，并导致公司脱离华尔街的战时融资，自动靠边站。据斯蒂芬·伯明翰说，当“克兰沃特银行从伦敦给纽约发报说，高盛公司有被英国列入黑名单的危险”时，亨利·戈德曼被迫从家族公司中辞职。（39）戈德曼和菲利普·雷曼这对被称为华尔街上的“最走红的承销伙伴”反目成仇，相互不再讲话。以后30年的时间里，华尔街上的犹太人银行因其同德国的关系而处境困难。

为了筹集更多的美元，英国开始对美国股票的红利征税，英国公民急忙把他们的股票出让给政府。由于人们都去兑现证券，英格兰银行董事会的会议室里堆满了单据。摩根财团变现了30亿美元的这类证券，然后巧妙地把它们投放到了纽约市场，以避免股票价格的暴跌。

英法贷款很快便被用光了。到战争结束前，摩根财团为协约国筹集了15亿多美元信贷。在美国卷入战争之前，英国对摩根的作用大加赞赏。在摩根建富公司的茶室里挂着一封劳埃德·乔治1917年写的信，信中写到：“我们幸运地得到了一家公司提供的援助，这家公司自始至终不遗余力地保护了英国政府的利益。”（40）几年后，当报业大王诺斯克利夫勋爵访问摩根公司时，他惊呼：“战争是在这些墙里赢得的。”（41）英国军火委员会主席莫尔顿勋爵说，杜邦公司、伯利恒钢铁公司和J。P。摩根公司在1915年拯救了英法军队。

然而，摩根和英国的关系总是这样，在公开表现的友好背后，也隐藏着相当程度的紧张气氛。英国人常常觉得摩根银行尽管把金融活动处理得很好，但其政治作用则搞得一塌糊涂。1916年，伦敦《泰晤士报》驻华盛顿记者阿瑟·威勒对摩根财团作了如下描述：“摩根财团是这个国家中最不受欢迎的财团，对激进的西方来说，它是华尔街邪恶的金钱力量的化身，它从不去设法谋求人民或政治家们的好感。”（42）那一年，杰克帮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查尔斯·埃文斯·休斯进行竞选——英国人认为这是不明智的举动。杰克和哈里·戴维森对待新的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态度也有些专横，特别是戴维森，似乎冒犯了英国人。他敢说敢干，处事果断，这激励了部下，但不圆滑，显得傲慢自大。外交部说他“不慎重”，斯普林-赖斯大使说他具有“老摩根所有的进取心，但缺乏老摩根的天才”。（43）

到1917年，英国信贷资金实际已经告罄。此时，德国潜水艇恢复了对美国运输船只肆无忌惮的袭击，这一下倒是拯救了英国。当美国卷入战争后，1917年4月6日，华盛顿立即向协约国发放了10亿美元的信贷，J。P。摩根公司的重负就此得到解脱。美国进入战争后，摩根希望能够从第一次“自由事业贷款”的本金中收回它给英国的4亿美元贷款。但财政部长麦卡杜担心，如果政府的资金到了老民主党的冤家货币托拉斯的手里，国会将会不高兴。使摩根合伙人感到诧异的是，英国政府似乎并未被这种骗局所困扰。特迪·格伦费尔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摩根合伙人心中的不快：“尽管摩根公司把它的资金以及其他的资源交给英国政府，由它自由处理，可大臣们，特别是财政大臣并没有多少感激之情。……摩根财团感到非常痛苦，不仅因为对他们的帮助没有任何感谢之意，而且因为英国政府一拿到摩根公司所能借给他们的、或摩根公司为英国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所有的钱，财政部便有意向他们封锁起全部信息。”（45）

1917年夏天，英格兰银行粗暴专横的行长坎利夫勋爵为了摩根公司的缘故，与不太同情摩根的财政大臣博纳·劳发生了争执，这实际上是英格兰银行和财政部为控制英国金融政策而进行的范围更大的争斗的一部分。争吵越来越激烈，以至劳埃德·乔治首相威胁要将英格兰银行国有化。7月4日，格伦费尔被召唤到唐宁街10号参加一个内阁会议，劳埃德·乔治生气地问他，为什么摩根财团如此大惊小怪（格伦费尔称劳埃德·乔治为“我们的威尔士小山羊”）。（46）最后，为坎利夫的行为而感到愤怒的英国财政部阻止了他在1918年再次当选银行行长。这为蒙塔古·诺曼铺平了道路，而不是摩根的反对者。1920年诺曼接管了银行，并被证明是摩根历史上最有影响的英国同盟者。

为领导新成立而且极具权势的战争工业委员会，威尔逊先挑选了巴尔的摩和俄亥俄州铁路公司的丹尼尔·威拉德，后来又挑选了坚定的民主党人伯纳德·巴鲁克。为了安抚摩根公司，威尔逊任命斯退丁纽斯为负责美国军需供应的总监督官。巴鲁克半真半假地承认，多亏皮尔庞特在1907年经济大恐慌时轻蔑地拒绝了他的帮助，假如他的帮助被接受了，他在威尔逊手下的政治前途也就完蛋了。摩根合伙人的身上沾上了政治污点。白宫助手们注意到，当威尔逊总统看到任命候选人名单中有德怀特·莫罗的名字时，皱起了眉头。虽然他还是任命莫罗在海事联盟委员会任职，但他明确地说：“我们绝不能再用那些人了。”（47）实际上莫罗后来成为驻扎在肖蒙的潘兴将军重要的文职顾问。哈里·戴维森被任命为红十字战争委员会主席后，他希望执掌全部权力。当他同红十字会组织者梅布尔·博德曼发生冲突时，前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到白宫去调解。虽然威尔逊站在戴维森一边，但他告诉塔夫脱：“纽约的银行家们喜欢不受限制的权力，就是他们在交易中所习惯的那种……但在这种事情上要不受限制的权力是不明智的。”（48）

从华尔街后来的历史看，政府的战时自由事业贷款占有重要的地位。美国销售了近170亿美元的自由事业债券。这次大张旗鼓的推销活动使查理·卓别林和老道格拉斯·费尔班克到摩根公司门口参加抗议活动。财政部长麦卡杜想接触小农场主、商人和工人，从而创造出新一代的美国投资者。华尔街律师拉塞尔·莱芬韦尔是这次活动中的一个官僚天才，他曾是麦卡杜在纽约州扬克斯市居住时的邻居。麦卡杜先任命他为法律顾问，后又任命他为财政部副部长，负责自由事业债券工作。他后来成为摩根公司的著名合伙人和同共和党的重要联系人。

摩根公司从战争中脱颖而出，力量得到壮大。1913年，杰克·摩根接管公司时，人们普遍小看他。现在他心理上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知道他自己已经达到了他父亲的水平。他告诉巴黎合伙人赫尔曼·哈耶斯：“我高兴地说我们的公司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是中流砥柱，它历来如此……我感觉我能够部分地取代父亲的社会地位，并在多方面发挥作用了。”（49）他年轻时在伦敦看到劳合公司以200万美元为皮尔庞特提供人寿保险而感到兴奋，现在他打破所有的记录，自己的人寿保险为250万美元。

我的结论是，华盛顿不喜欢J。P。摩根公司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没有要求帮助，在于民主党一直试图以各种方法削弱我们，在于他们搞了钢铁公司调查、普约调查和克莱顿法案以及其他这类事情，其目的就是要将我们置于死地——然而我们仍在朝前走，而且境况相当不错……他们对我们的嫉恨之情实际是政治性的。他们改变不了我们的感情，我们也改变不了他们的感情（50）。

另外一种有关摩根权力的观点，出自哈罗德·尼科尔森爵士写的关于德怀特·莫罗的传记。尼科尔森写道，战争一爆发，摩根公司便不再是一个私人公司了，它几乎成了政府的一个部门——他这样写是要表示极高的赞誉。（51）然而，杰克认为把他的银行比做政府是一种侮辱。杰克读完书的草稿后，写信给尼科尔森说：“我无权要求你进行修改，但这会被别人理解为我们降级变成了政府的一个下属部门了。”（52）摩根财团认为自己已不再隶属于任何人，包括华盛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