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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经济（第2页）

事实证明，德国公司的累积储备，再加上平常的政府激励措施和补贴，足以维持1936年至1939年的工业繁荣。而国家通过征收每年增加5%的公司税率，要求储蓄机构将存款投入政府债券，并用抵免未来税收的方式支付其他费用等途径来资助这些补贴。同时，掠夺也帮助维持了帝国的预算。在1938至1939财政年度，政府通过强制“雅利安化”以及各种摊款和费用，加速剥夺德国犹太人的财产，从而使税收和海关收入达到了国家政府财政收入的5%。然而，到1939年初，帝国的财政状况变得越来越严峻：预计到1942年，每年的军费开支将达到300亿德国马克，一开始每年相当于德国国民收入总额的30%；帝国的短期循环债务将在1942年的前8个月上升80%；同时，流通中的货币量达到1937年的两倍，带来通胀压力，而且还存在失控的危险。

此外，事实证明，要满足包括很多需要进口的材料在内的建筑材料需求的增长是很困难的，这就跟为众多大型新工厂买单一样困难。在此前三年，帝国在其众多需求之间面临着艰难的权衡，并采取了越来越严格的配给和监管措施，但现在的规模比三年前要大得多了。帝国对铁、钢及其他金属的分配采取了更加严格的控制措施，从而导致了大量订单的积压。在1938年年中，政府获得了征召和分配劳动力的权力。曾经有一段时间，掠夺也在这方面帮助了帝国：1938年3月，德国占领奥地利，从而使德国的外汇供应增加了一倍。一年后，德国对捷克黄金储备的收购，减轻了德国进口商品费用支付的负担，同时，捷克的军备工业和武器储备也提高了德国国防军的实力。尽管如此，早在1939年，国外购买力的极度疲软迫使帝国立即将资源投入到出口商品中，减少生产军需品。这种僵局暴露了希特勒经济学的矛盾性。为了征服世界，要防止封锁，实现自给自足和大规模军备，而“四年计划”则使征服世界的必要性变得更加突出。

掌控着局势的纳粹领袖认为，等到1940年“四年计划”完成再发动生存空间战争之时，将贻误战机，且损失惨重。在1937年末的一次会议上，他曾预测，1942年或1943年将是开战的最佳时间——到那时，虽然那些更富竞争力的对手已经在努力赶超，但他重整军备的运动将为他赢得最大优势。现在他得出结论，他已经建立起了一台强大的军事机器，国内已有足够的能力来生产必要原材料的重要替代品，并将德国企业转变为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但他的国家正在运行的经济能力也已经达到了外部极限。只有提高经济能力，他的帝国才能战胜其潜在的敌人。鉴于这一认识，再加上斯大林在1939年8月公开的《互不侵犯条约》，以及一项以谷物和矿石交换机器的协议，希特勒对他的曲折计划做出了修改。通过入侵波兰，他认识到，虽然波兰和法国是他的对手，但英国可能还是会支持他们。尽管如此，在再次转向东方战场之前，他仍然打算继续玩弄他们。

征服

尽管在战前几年已经负担了各种开支并做出了种种努力，而且希特勒分析认为，对于德国来说，1939年是相对有利的开战时间，但第三帝国在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还是背负了众多不利因素。帝国只有一部分军队实现了机械化；英国和法国的机械化军队的数量更大，而且有时还会装备性能更为优越的坦克和飞机；弹药、石油和橡胶的储备也仅够维持几个月的战争；而且，相对于它的敌对帝国而言，这个国家的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也要少得多。此外，德国早已进行了充分动员，似乎已经很难再从其经济中获得更多的军事产出。劳动力方面已无潜力可挖，因为在二战期间，相比英国和美国来说，已经参加工作的德国女性的比例更高（1939年，在15～60岁的德国女性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就业，而且女性占德国劳动力的比例已经超过13）。当成千上万的工人应征入伍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只能通过将劳动力从次要产业转移到重要产业才能实现军事生产的发展，而多年来，德国也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1939年至1940年间纳粹耀眼的军事胜利掩盖了这些问题。同时，随着苏联粮食和矿产品的流入，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缓解。大量波兰和法国战俘变成了劳动力，其中以农业方面居多。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数千吨燃料和其他原材料均落入德国人手中。1940年1月至7月期间，德国的武器产量翻了一番，事实证明，包括镍、铜和钢在内的金属库存对此做出了巨大贡献。那年秋天，德国从波兰吞并的领土上实现了大丰收。被占领的丹麦奶牛场成为后方黄油、牛奶和奶酪的主要来源。对西欧及后来的塞尔维亚和希腊征收的大量占用费不仅充实了帝国财政，而且国防军还能用当地货币给驻扎在那里的士兵发放军饷。商店里有许多国内短缺的商品，军队用这笔钱把它们买了下来，然后通过军事哨所把这些商品送回国，这缓和了定量配给的负面影响。

但是，德国的占领国和盟国也成了累赘，导致帝国的资源需要向太多方向分散。现在，虽然煤炭生产不景气，但西欧以及德国的家庭依然需要供暖，那里的工厂也依然需要供电。为了与芬兰、意大利、克罗地亚、罗马尼亚，特别是苏联保持贸易往来，必须继续保持一定数量的出口产出——因为德国需要用机械和技术知识换取这些国家的商品，这其中有一部分对国防军是至关重要的。军队需要更多的人员，但煤矿、军火厂和农场也同样如此。军事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马匹，但农业生产也同样如此。同样，化肥和炸药也均须使用相同的化学物质来制作。

潜艇、大炮、飞机和坦克都要用到常见的金属和机械部件。早在1940年，帝国领导人就认识到了在战争中一直困扰德国工业的核心问题。就算帝国通过向国内的工厂施加压力，让它们生产出更多的设备，但是，由于国家资源有限，包括弹药、船舶、装甲车、飞机在内的任何重要军事工具的适当增产，通常都会导致其他一些工具的减产。这就导致了1940年至1941年间断断续续的军事生产模式的出现，生产重点会根据不断发展的战略考虑迅速而突然地从一个重点转移到另一个重点。

德国的经济限制意味着，增加军事生产需要采取更严格的粮食和商品配给措施，并进一步减少消费品供应。在二战的头两年，人均实际消费和职工家庭口粮中的卡路里含量均下降了近20%。为军队制造材料的工业劳动力所占比例从1939年的22%飙升至一年后的50%。与此同时，人们几乎没有什么可买的东西，这样就积累了大量的储蓄存款——到战争中期，储蓄总额达到400亿帝国马克——民众的存款为政府提供了强制性贷款。

和1939年一样，希特勒在1940年认识到了持续的经济制约，这促使他试图使用武力突破这些制约。甚至，希特勒于德国空军在不列颠之战中战败以前就已认为，他们应该夺取苏联的粮食和资源，而不是用钱去购买；而且，通过入侵苏联，可能还可以说服英国人达成和解。到12月，入侵计划进展顺利。军事生产的重心从1940年的弹药生产转移到1941年的火炮、枪炮、飞机、车辆和潜艇生产，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迅速取得东方战场的胜利。纳粹的首脑们虽然认为能够迅速在东方战场取得胜利，但是，由于美国可能会介入英国战场，所以也不一定要结束这场战争，因而纳粹策划者们还是想扩大战争的规模。因此，从1941年开始，纳粹对战争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投入，这其中不仅包括武器和弹药，而且还要用煤炭生产出燃料和橡胶，从而满足帝国的需求。为了扩大燃料和橡胶生产，德国在盟军轰炸机射程之外的上西里西亚区（UpperSilesia）的莫诺维茨（Monowitz）、海德布莱克（Heydebreck）和布里施汉摩尔（Blechhammer）建造了一个三角形的巨大军事设施。这些设施的建筑成本总计超过10亿马克。

在德国20至30岁的健康男性中，有85%的人身着制服。尽管如此，在战争的头两年里，德国在军事产出方面还是取得了显著的进步。飞机年产量从1939年的8295架上升到1941年的11776架，潜艇年产量从15艘上升到196艘，坦克年产量从约1300辆上升到5200辆。尽管如此，英国的飞机和潜艇产量还是高于第三帝国，苏联的飞机、潜艇和坦克产量也同样都超过了帝国。到1941年秋天，德国放慢了进军苏联的脚步，正如亚当·图兹（AdamTooze）所说的那样，那时“德国战时经济开始分崩离析”。煤炭短缺既削弱了西欧工厂对帝国的效用，也减缓了炼钢用焦炭的生产，而焦炭在军备生产中是必不可少的。限制燃料供应使军事谋划者得出结论，德国不能同时在海、陆、空进行有效的战斗。空军和陆军的装备需求似乎是相互排斥的。包括德国空军的恩斯特·乌戴特（Er）在内的几位消息灵通的官员一致认为这场战争是打不赢的，于是便自杀了。负责军备生产的弗里茨·托德同意他们的观点，并在1941年末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希特勒，几个月后，他死于一场空难。

挣扎求生

正如一位德国实业家后来所观察到的那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的武器制造商总是处于一种捉襟见肘的境地，“就好像他们不得不用很短的毯子盖住自己：如果某一方用毯子把自己都盖好了，那另一方肯定就盖不住了”。1942年以后，由于大量使用强制劳动和奴役劳动，德国在生产方面实现了巨大的飞跃：1944年的坦克产量是1941年时的4倍，飞机产量是1941年时的3。5倍。但是帝国的资源是十分紧张的，要实现产量的激增，只能降低质量或对其他方面进行减产。为了生产出更多的飞机，每月只能集中生产一些标准型号的飞机，如海因克尔111（Heinkel111）和梅塞施米特109（Messerschmitt109），同盟国在这方面的生产能力已经远超德国。弹药产量连续几个月的增加是以牺牲坦克的产量为代价的，装甲产量的增加是以牺牲潜艇的产量为代价的，而火箭产量的增加也是以牺牲大炮的产量为代价的，如此不一而足。这场战争是绝望且注定失败的，因为美国、英国和苏联的生产能力要强得多，他们在1941年至1943年间生产的飞机数量是德国的6倍，1944年的产量是德国的4倍，他们在当时几乎已经完全占据了空中优势；在坦克制造方面，1941年至1944年间，美国、英国和苏联的产量是德国的3倍。即使考虑到美国和英国也在同日本作战，同盟国依然占据着压倒性的经济优势。而且，德国还在1943年后遭到了空袭，导致德国不得不将大量的大炮和弹药从前线转移到防空部队。

正如弗里茨·托德所极力主张的那样，如果不能同时在两条战线结束战争，那么，明智的做法是至少结束其中一条战线上的战争。但德国没有这样做，这不仅是希特勒孤注一掷的种族冲突意识的产物，也是因为他相信德国仍然可以获胜且人们对其深信不疑。更何况，另一个官员还在欧洲大陆上无情地攫取劳动力。托德的继任者，阿尔伯特·斯佩尔是顽固的胜利信徒，他于1942年2月就任军备部长，图林根的纳粹省长弗里茨·萨克尔（FritzSauckel）是他的得力助手，于1942年3月就任劳工事务全权代表。这些人几乎和希特勒一样要为延长战争负责，他们不仅要对帝国所采取的越来越多的犯罪生产方式负责，更要对战争期间德国遭受的大量死亡和破坏负责。

在斯佩尔执掌军备的头15个月里，德国的军备生产增长惊人，平均每月增长5。5%。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随着许多新的生产地点投入运行，措施和投资产生的成效其实是发生在他上任之前。但是，他建立了由一名资深的纳粹分子和制造商汉斯·凯尔（HansKehrl）领导的新的中央计划办公室，收紧了德国经济战争的总体方向。斯佩尔还主持创建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团体和委员会系统，每个系统均由经验丰富的实业家领导，分别负责协调工业投入和产出的流动。

随着模型和定价的进一步标准化，这些举措使得效率和生产力取得了小幅提高。但是，推动德国产出激增的真正力量其实是萨克尔大力开展残酷无情的征召和抓捕，其将数百万的外国劳工带到德国，他们中被迫工作的人越来越多。1942年，生产坦克的工人总数增加了60%，机车制造业的工人总数增加了90%。大多数新手都是外国人，他们很快就占到了军备工人的13，而在制造飞机的工人中间占到了40%以上。到1944年，大约有800万外国人在德国工作，他们构成了46%的农业劳动力，34%的矿工，30%的金属工业工人，28%的化学工厂工人占比，其总人数占全部劳动力的26%以上。

这种外国劳动力其实是一种掠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被迫劳动的。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后，大约有60万意大利士兵被德国人关押，然后被运往北方，这些士兵遭受了专门针对他们的鄙视和苛待。波兰人不得不在衣服上佩戴标识性的“P’s”的标签，而来自纳粹占领的欧洲更东边地区的工人则贴上了“Ost”的标签；这两批人（在1944年时有380万人）的劳动任务最艰苦，但所获得的食物最少，到手的工资也是最低的。这些劳工被严格限制与周围的德国民众接触，如若发生性关系则可被处以死刑。西欧和北欧工人的情况就会好一点，但仍有很多人潜逃。在空袭期间，潜逃人数更是成倍增加。

1943年5月，同盟国加紧空袭，结束了德国军备生产不断上升的态势，在接下来的9个月里，德国的军备生产基本都处于低潮期。与此同时，这一年夏天，德国在库尔斯克战役中被苏联击败，标志着帝国明显已经无力发动重大的进攻行动。面对毫无悬念的战败结局，斯佩尔和萨克尔不仅加倍强迫劳工劳动，而且还加强了与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党卫军的合作，把集中营的囚犯当作奴隶劳工——他们只须每日向集中营支付租金，而根本不用向这些工人支付任何报酬。1941年，私营企业开始在奥斯维辛附近的法本工厂以及附近的布里施汉摩尔和海德布莱克的建筑部队中使用犹太人和其他囚犯做劳工，并让囚犯参与进行上西里西亚区和德国在战前吞并的波兰部分的道路建设项目——该项目由菲利普霍尔兹曼建筑公司承建，但这种做法在这之前是相对罕见的。在1943年之前，大部分的囚犯劳动都是在集中营中党卫军所属的工厂里，或由党卫军指导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在东欧。但是，1942年11月，经过斯佩尔的劝说，希特勒已经授权在帝国内部的工厂使用集中营的劳动力。而在当时，这种做法与那个也许可以称为第三帝国彻底失败前最荒诞的经济倡议一起被推翻了：战斗机工作组计划（J?gerstabprhterStaffProgramme），就是将国家大部分重要工厂，特别是为空军生产的工厂掩埋或转移到地下。其中包括纳粹实现胜利梦想所日益依赖的制造“神奇武器”的装置，特别是V-1和V-2火箭，这些装置耗费了越来越多的稀缺资源。仅在V-2计划中，帝国就投入了20亿帝国马克，其中大部分是为了建设一条穿越德国中部山脉的装配线。成千上万的集中营囚犯在那种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进行劳作。最终，死于火箭制造的人数几乎是被火箭炸死的人数的两倍。

奴役劳动制度所造成的伤亡人数是极其可怕的，在战争的最后两年更是如此。在法本公司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工厂，有2。5万至3万名囚犯在劳作过程中死亡。据记录，1945年初，有70多万名难民营囚犯为德国或私人企业工作，到第二年夏天，其中可能共有23的人已经死亡。此后，强迫劳工的死亡速度有所降低，但伤亡的原始人数还是很大的。至少有30万苏联和波兰文职人员在德国工作期间死亡，另外还有100万苏联战俘死亡。广泛流传的说法其实是一种误解，与之相反，强制劳动或奴役劳动制度其实都不是受利润所驱动。他们是在希特勒的种族唯我主义和德国劳动力供给的数学模型的共同作用下出现的，因为希特勒坚持认为只需考虑德国人的福祉。随着军队的需求削减至与德国劳动力的规模（和质量）相匹配时，帝国的劳动力缺口已高达数百万。德国之所以使用强制性工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廉价，而是因为他们是可用的，而且一度似乎是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替换的。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尤其是在进行建筑作业时，因为他们往往生产率低下，他们的劳动产出还抵不过从党卫军那里租赁、供养和看管他们的费用。但这一事实却导致了一种反常的激励，它促使雇主节省这些工人的供养和看护开支，只要他们的人数还足够就可以了。

萨克尔和斯佩尔的劳工制度集中体现了德国为了争取大陆主导权所表现出的恣意妄为和冷酷无情，但这一切最终却徒劳无功。诚然，使用外国劳动力确实有助于解决战争导致的德国农业减产问题。1939年至1944年间，德国的农业产出只下降了15%，而从占领国运来的农产品数量还超过了这部分下降的产量。尽管如此，从1942年初开始，德国平民的日常饮食却变得更糟了，随着脂肪和动物蛋白供给的急剧下降，人们只能用土豆和卷心菜来替代，而用来制作面包的面粉的质量也大幅下降。在煤炭和钢铁等关键投入供应有限的情况下，1941年后，西欧工人进入德国并在那里开展集中生产——这实际上确实是出于经济目的的考虑。但强迫劳动和奴役劳动计划的效率确实低得惊人，且在政治上适得其反。这使得被占领国的人民与德国离心离德，进而加剧了1943年至1944年欧洲抵抗运动的蓬勃发展。很多人不得不躲藏起来，由此导致了被占领地区生产率的下降。而且，被他们蒙骗了的德国人以为还能赢得这场战争，这其中就包括阿尔伯特·斯佩尔。

表6-1。奴役劳动经济学

事实上，德国的掠夺在其他各个方面也都同样是得不偿失的，它们只能产生短期的收益，而帝国相较于其敌人所存在的劣势却永远也无法被弥补。而且，在权衡得失的过程中，这个国家其实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对于被占领国对德国的贡献有各种不同的估计，但最可靠的数据表明，欧洲被占领地区承担了德国约35%的战争费用，并提供了其30%～35%的粮食供应。来自比利时的粮食供养着德国人，但却使比利时矿工遭受饥饿，这激起了他们的愤怒，从而导致了德国所急需的煤炭产量的降低。在被占领的东欧，大规模征用粮食和家畜让在那里的德国士兵填饱了肚子，但这之后，粮食的产量却降低了。在乌克兰，保留集体农场确保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却因此而造成了民怨沸腾。收取惊人的占领费——1940年至1944年，德国在被占领国榨取的占领费数量惊人，比如，法国的占领费可能高达350亿帝国马克或其国民收入总额的30%，在比利时和荷兰的占领费有210多亿帝国马克。这些都是以恶性通货膨胀为代价的，在一些比较小的被占领国就更是如此——那里的生产力遭到了破坏。当被占领国和盟国对德国进行“清算”时，德国有了1000亿帝国马克的巨额“债务”，这是帝国没有支付的进口总值，相当于迅速剥离了欧洲的资源。

剩下那些从犹太人手中掠来的黄金中有一大部分都在战争期间用在了德国的工业生产中，而大部分银器也用来制造硝酸银——硝酸银是空军侦察拍摄不可或缺的部分。犹太劳工的流失并未给德国的战争努力带来明显损害，纳粹政权最有价值的犹太奴隶劳工一直在波兰劳作。1944年初，在苏联人到来之前，拉多姆周围的犹太奴隶劳工生产出了三分之一的德国步兵弹药。但大屠杀以另一种方式严重削弱了帝国：由于德国一直奉行着凶残的占领政策，因此同盟国下定决心只接受无条件投降。

德国通过隐藏、分散或以其他方式伪装了许多生产基地，1944年上半年，德国的武器生产实现了最后一次激增，之后，同盟国利用空中力量破坏了德国的燃料供应，切断了其运输和电力连接，从而成功地扼杀了德国的工业。1945年初，随着美国、英国和苏联军队包围德国，德国工业产量陷入停滞，而主要由奴隶劳动力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飞机Me262实际上也无法起飞——它原本被认为是一种能够发挥与众不同作用的“神奇武器”的完整版本。

德国在二战期间的全面动员非常广泛。1943年，战争生产占了名义国民生产总值的70%。在所有与德国交战的国家中，能和纳粹德国一样的只有苏联，它成功地将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全部服务于战争。第三帝国在这一过程中创造的工业基础设施的数量十分巨大，因此，尽管同盟国的空中力量对其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1945年该地区尚存的实际资本比1939年时仍要高出五分之一——几年后，这一地区成为联邦德国。许多大公司也同样拥有较多设备，并具备较强的制造能力。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如果说如此巨大的扩张为战后联邦德国经济的复苏奠定了基础，那么它也是以同样巨大的生命和财富牺牲作为代价，只为服务于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德意志大陆帝国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