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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经济（第1页）

第六章经济

彼得·海斯（PeterHayes）

纳粹经济史的核心有一个悖论：纳粹政权的丰功伟绩在当时看来似乎是举世瞩目的，但是，当人们随着历史的长河回首往事时，这看起来则更像是一种权宜之计，并最终遭遇了惨败。在工业化国家中，第三帝国最早走出了大萧条，并在这之后取得了伟大胜利，然而，这些胜利的背后是一系列罔顾后果的临时性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只能在短时间内勉强奏效。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希特勒奉行的扩张主义所产生的巨大需求和纳粹德国有限的资源基础之间的持续差距。事实证明，这一鸿沟是可以在短期被弥补的，并足以支撑德国取得1939年至1941年战争的压倒性胜利；但随着全面战争在多条战线上的爆发，纳粹德国所能提供的资源就更为捉襟见肘。从1942年开始，帝国的物质匮乏导致了不可逆转的惨败。

阿道夫·希特勒早就预见到了这一问题。事实上，他的主要政治目标是通过获得“生存空间”来解决这一问题，在他看来，“生存空间”是在20世纪获得大国地位的前提条件。他相信，只有征服一个经济上能自给自足的邻近大国，德国才能在世界舞台上取得成功，并能与其他国家相抗衡。然而，与其他潜在对手相比，德国在人口和资源方面存在局限性，因此，希特勒知道他的帝国计划必须秘密地执行。在希特勒20世纪20年代公开和未公开发表的著作中，他预见到可以通过一种连续且分而治之的策略，来实现他的领土扩张目标。这种策略模仿了大约60年前俾斯麦的做法，后者通过连续战胜丹麦、奥地利和法国，最终实现了德国统一。希特勒策划了一个曲折的侵略过程，这一过程首先是与意大利共同对付法国在东欧的盟友，然后是打败法国，再然后就是在英国的支持或默许下，对抗苏联。共产主义国家失败后，德国就可以吞并乌克兰的粮食和煤炭生产地区以及高加索地区的油田。由此就奠定了各大洲对抗美国的最终战争胜利的基础，美国被希特勒认为是世界上存在着危险的犹太人权利的最后堡垒。

因此，纳粹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在短期内抵消德国经济疲软所带来的影响，而土地掠夺则可以最终消除经济疲软。或者，正如希特勒在1927年时写到的那样，经济的任务是“确保民族的内在力量，从而使其在外交政策领域站稳脚跟”。尽管外交活动将在这一主张中发挥作用，但是纳粹元首却总是认为扩张归根结底是军事实力问题，而经济仅仅是形成军事实力的一种手段。1933年2月9日，希特勒在担任德意志帝国总理仅十天之后，就阐述了这一系列想法的主要实践含义。他告诉内阁委员会：“今后，如果德国国防军的要求与其他目的的要求发生冲突，德国国防军的利益在任何情况下均须优先获得保证。”

因此，军事考虑的主导地位是贯穿纳粹经济史的红线，然而，这种主导地位最终却是一种自掘坟墓的行为。它确实在从大萧条中复苏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纳粹统治的第一阶段，即1933年1月到1936年8月，它确实保证了希特勒对权力的掌控。但是，在第二阶段，即1936年9月到1939年9月，当纳粹政权为侵略构筑经济基础时，两者之间不断升级的要求相互冲突，并引发了其他国家的反对，这使得希特勒改变了原定的曲折路线，而德国为了占领波兰，只能同时与英国和法国交战。在第三阶段，即从1939年9月到1942年底取得胜利的**阶段，经济过度扩张的特征依然非常明显。在这一时期，苏联和美国加入到了德国的敌对阵营，他们在欧洲东部迅速取得了胜利。为了扭转帝国与其对手之间的权力不平衡局面，德国只能孤注一掷。最后，即1942年底到1945年5月战争结束的生存斗争中，德国虽然大势已去，但仍大举掠夺其已经占领的欧洲地区，希图尽力避免失败，但最终仍然赶不上帝国的对手们势不可当的生产能力。

复苏

阿道夫·希特勒上台时，德国已陷入经济困境。自1928年以来，工业产值已经下降了三分之一。有超过600万人登记失业。而且，这个国家要实现最终好转似乎是不可能的。外币贬值削弱了德国的出口能力，到1933年夏天，德国的黄金和外汇储备仅能维持一个月最低水平的进口。即使需求和信心得以恢复，德国仍无力购买必要的原材料，这就可能会扼杀经济复苏。然而，到1936年夏天，这种情况却得到了明显改善。德国恢复了充分就业，工业产出超过了大萧条前的最高水平，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超过了1929年的水平。尽管实际工资和人民生活水平都还未完全恢复，但在大多数德国人看来，经济安全感的恢复足以抵消这些问题。

那么，纳粹德国是如何迅速实现如此惊人的经济成功的呢？部分原因是希特勒的偶然上台。大萧条使工业固定成本和要素成本再次降至有利于盈利的水平，并且，早在1932年末，就业率和股市就已经开始回升。而且，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两任内阁也同意了拨付大约10亿帝国马克用于创造就业机会计划，该计划于1933年开始实施。这些有助于推动建筑业和汽车业的复苏，这一向好态势在1934年扩大到了消费部门。希特勒的前任们未完成的道路建设项目也推动了形势的好转，尽管这些项目仍然需要时间来逐渐恢复，且其实际情况有时候也还达不到对外宣传时所说的那么好。直到1934年年中，在那些被吹上了天的高速公路上，也才只有34000人在工作。

相比较于时机的重要性来说，纳粹政权的成功还是更多地依靠由希特勒的主要经济代理人执行的政策组合。这些经济代理人包括帝国银行总裁，也就是后来的经济部长贾马尔·沙赫特（HjalmarSchacht）和威廉·开普勒（WilhelmKeppler）。开普勒是一名纳粹退伍军人，他于1934年担任原材料制造专员。这一政策组合有两个主要的相辅相成的特征：政府对市场和企业决策的广泛干预以及剧增的军费开支。

干预的主要原因是德国不正常的贸易平衡。它迫使纳粹政权致力于削减非必需品的进口，实行必需品配给制，鼓励出口，并且多向那些能买到帝国最需要的商品的国家出口，开发和购买国货或买外国商品的替代品（例如，用合成纤维替代棉花和羊毛，用煤制汽油替代原油，用从煤中提炼的肥皂和油脂替代动物或石油基油脂）。这些努力引发了一场经济结构调整，并在整个第三帝国期间一直呈螺旋形上升态势。每当国家努力控制投入和产出中所出现的瓶颈和压力时，它就会产生双倍的力量，各种资源都会被导向到纳粹国家想要的方向上去。

在这一过程中，纳粹政权在运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方面更趋熟练，因此他们可以利用激励和禁令操纵企业为其目的服务。由于进口替代品的生产成本太高而无法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因此，为了诱导企业进入或扩大进口替代品的生产，帝国通常承诺其购买产品的价格会高于生产成本，在10年内对工厂进行折旧，并支付5%的年投资回报。这种做法的原型是1933年12月，帝国与大型化工集团法本公司之间著名的汽油合同，政府由此降低了德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程度。当商业诱因不足以引导企业高管们按照政权的要求生产时，纳粹政权便毫不犹豫地运用强制手段。纳粹政权可能会用直接征兵的形式，如1935年经济部命令鲁尔地区的褐煤制造商购买布朗煤制汽油公司（BraunkohleBenzinAG，简称BRABAG）的股份，从而用褐煤制造汽车燃料。

相反，当纳粹政权想限制不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领域的生产时，经济部就会禁止投资购置新机器或扣留许可证，从而禁止其获得更多定量供应的建筑材料。最后，为了补充进口替代品，帝国开始了一项出口促进计划，通过对企业的国内销售额进行征税来建立一项基金，从而对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以低于国内的价格销售产品的利润差额进行部分补偿。通过此类手段，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德国已经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保障其从国外获得其最低需要，它也有能力将开支投入到希特勒的最高优先事项：重整德国军备。

早在1933年6月，纳粹政权就计划在此后的8年内将350亿帝国马克用于军备，也就是每年44亿马克或预计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5%～10%。到12月，德国空军设想，到1937年要有2000架前线飞机和30万人的军队。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军费开支从1933年时分别占国民总收入的1。6%和德国政府总支出的4%增长至1934年时的6。3%和18%。到1936年，这两项比例已高达13。7%和39%。帝国购买的军事装备和相关物品从1933年占国民产出的1%增长至1936年的11%。因此，1934年，军备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增值的47%，并在1935年达到了大约42%。尽管私人投资逐渐增加，但这些巨额支出大大降低了创造平民就业或其他形式的经济刺激的支出，加之士兵人数的增加，在纳粹统治的头三年，失业率也因此而大幅度下降。

这样大规模的支出引发了融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沙赫特创造了一种平行货币，这种货币是由一家名义上的私人公司——冶金研究公司（MetallurgicalResearchCorporation）发行的可转让票据，所以该票据名为梅福券（Mefo-Bills）。梅福券可以像钱一样用于支付，也可以在帝国银行兑现，但却没有同时出现在当时的国家预算里。沙赫特还开始限制企业进入股票交易所等公共资本市场，从而将投资需求引向国债，又同时限制企业的股息支付，从而促使企业建立大量的现金储备，以便为服务于帝国经济优先事项的建设项目提供资金。

到1936年，学界对总体结果的评价是这样的：一位足智多谋的学者说是“不平衡的”，另一位学者说这是一次“严重变形”的经济复苏。虽然受到政府支出的推动，但纳粹的经济复苏并不是凯恩斯主义，因为凯恩斯主义是把钱放进消费者的口袋里，然后消费者把钱花了，并释放出乘数效应，从而推动整个经济增长。相反，德国的复苏采取了国家推动的方式，将国家财富投入到武器生产和对军事发展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中。从1934年年中开始，政府开始限制平民消费——禁止扩大生产用天然纤维制作的服装，食品的买卖完全由国家控制——并将资源用于化学制品和机械的产出。

虽然家庭收入增加了，但这是因为更多的人有了更多的工作，而不是因为实际工资的明显增加。尽管如此，人们对面包、糖、鱼甚至肉类等主要食品的摄入量增加，还是足以让大多数德国人相信他们的生活正在变得比大萧条之前更加宽裕。

为了加深民众的这种感受，在德国劳工阵线（GermanLabourFront，DAF，这一机构取代并吞并了工会）支持下，政府向德国人展示了“人民共同体”的好处。其中包括通过“力量来自欢乐”计划（KraftdurchFreuide，KdF）进行的廉价度假活动——其中大多数是短期的国内度假，还有乘坐威廉·古斯特洛夫号（WilhelmGustloff）等新远洋客轮去往挪威峡湾或者马德拉岛的航行。1934年，大约有200万德国人通过这一计划享受到了假期，并在第二年达到了300万人。组织者强调人们平等地享受旅游，例如，确保船只只提供同一类客舱，并通过抽签分配船舱。

政府还让人们有机会为“人民的汽车”（大众汽车，最初名为KdFWagen）存钱，汽车价格是“每个德国人”都能负担得起的，“不分阶级、职业或财产”，并让人们有机会购买其他如今被视为奢侈品的物件的平价款，如“国民收音机”（Volksempf?nger）。

纳粹复兴的另一个方面有着明显的特点：帝国成功地控制和刺激了德国资本主义。1936年，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的经济编辑吹嘘说：“事实上，资本主义认为自己仍未被触及的地方已经被政治所利用……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与技术时代相对应。它让资本主义像马达一样运转，使用它的动能，但改变了挡位。”他好像还补充道，“并改变了方向。”买家垄断正在形成，而德国就是这一经济体中的主要买家，正在获得不成比例的市场影响力。在没有直接干预私有财产权的情况下，纳粹政权不仅罢免了少数顽固的企业高管，还获得了让国内大多数经济和商业发展服从政治意愿的权力。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和德国商业银行等大型股份制银行的重要性反而降低了。企业高管的自由裁量权，以及企业追求与纳粹政权的期望所不同的商业战略的能力也相应遭到了削弱。

自给自足

1936年夏末，在第三帝国刚刚成功地对莱茵兰地区进行了重整军备之后，德国最高司令部起草了其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规模进攻计划。同时，希特勒也决心使德国经济与军事保持同步发展。他为负责军事和经济动员的两个副手，沃纳·布隆伯格和赫尔曼·戈林，准备了一个秘密备忘录，并指示，在四年内，德国军队要能够“运作”，德国经济要“有作战能力”。不到两周后，纳粹领袖在纽伦堡党的代表大会上宣布启动“四年计划”，降低对国外原材料的需求。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为了实现德意志帝国的经济安全，但实际是为了按时实现他给布隆伯格和戈林制定的目标。

这一目标的实现似乎耗资巨大，并且还在不断膨胀。20世纪30年代末，军备和自给自足（经济自给自足）项下的投资占德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量的67%。到1937年底，“四年计划”计划投资100亿帝国马克，主要用于用煤炭生产燃料和橡胶，开采国内铁矿石和用纤维素制造纺织品，从而将全国的年度进口额降至一半。一年后，空军的规划者希望德国的飞机数量能够增加到现在的5倍，同时，海军军力也能有所增强。并且，希特勒还批准了建造一支庞大的水面舰队的Z计划。军队仍然在增加细分部门，并沿德法前线修建西部防御工事。随着工业投资占消费品的比重在1938年下降到17%（1933年占比41%），从制造消费品中赚取的工业工资比重也下降到只有25%，德国畸形的经济生活形态变得更加明显。在1929年到1939年的10年间，实际国民生产净值增长了48%，但人均消费仅增长了4%，军事采购吞噬了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这个水平对于处在和平时期的国家来说是前所未有的。

沙赫特对这些企业的承受力，以及由此导致的畸形所持的保留态度使他失去了希特勒的支持，而沙赫特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了赫尔曼·戈林的身上，戈林成为“四年计划”的负责人。即便如此，许多德国工业领袖仍对那些能够经受正常的商业可行性考验的项目进行投资的行为表示怀疑；同时，他们还担心，疯狂扩张的资金需求会使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不堪重负。戈林的言论和行动有效压制了此类疑虑。1936年12月，他直截了当地告诉一群高管：“新工厂的债务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予以分期偿还并不是什么要紧的问题……我们已经处于动员和战争中，就差没开枪而已。”1937年8月，由于德国钢铁制造商反对投资开采低级德国铁矿石，戈林就威胁要以蓄意破坏经济的罪名控告他们，从而予以压制。他强迫他们帮助资助一家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的新公司来承担这个项目，他还假装谦虚地允许将该项目命名为“赫尔曼·戈林国家工厂”。沙赫特于1937年11月辞任经济部长；戈林在1938年2月接任后，对经济部进行了“大换血”，其高级官员都是政府经济计划的坚定支持者。第二年10月，他对煤炭和钢铁公司的一群主要高管进行恐吓，以至于其中有一个人写道：“如果国家认为我们的表现不尽如人意，那么征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商业，特别是采矿业，从未像今天这样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