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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语言的基因类型（第1页）

第六章语言的基因类型

在第五章我们讲到，就世界语言种类而言，按照常规定义区分无法得出满意结果。以国家来定义显然社会意义重大，但这跟纯语言层面的区分不应混为一谈。以相互理解为标准看似顺理成章，实则困难重重，结果也不尽如人意。更糟糕的是，语言和方言的严格分界线到底在哪儿？这个问题几乎无法回答。

科学的语言学能否为计算世界语言种类提供一个更好的方法？从语言学中语言形式的系统性差异来看，结果自然清晰明了，却也相当惊人。

这种计数方法基于一个基本的语言分类：外化语言（I-language）和内化语言（E-language）。具体来说，前者将语言视为一系列通过言语、手势（或衍生出来的书写）形式实现的语音、单词、短语和句子的集合；而后者将其视为语言使用者的知识体系，以此为基础，他们能够运用话语表达自己，理解他人。

我将后者称为内化语言，指话语使用者的认知组织。正是得益于这种认知组织，我们才说某人“说”或“懂”某种语言。这样的人能够说出并理解对应语言中的句子（这些句子本身就是外化语言的一部分）。这一过程得以进行，要依赖内化语言知识同外部环境（例如嘴里的食物、血液中的酒精等）、认知的其他方面（包括记忆以及人对世界的认知等）以及其他一系列因素的交互作用。

语言差异之语法差异

内化语言和外化语言的差异可以粗略类比为生物学上基因型和表现型的差异。前者指语言或生物体的抽象模式，后者指这一模式在具体环境中的表现形式。当然，这一类比并非完全准确，但至少能说明部分问题。基因型是构建生物体的“菜谱”，表现型则是这一“菜谱”在某一特定环境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同样，内化语言提供建构语言结构的“菜谱”，并同外化语言中通过单词、短语、句子进行表达理解的其他体系协同作用。

当然，个人的内化语言是其生物表现型的一部分，而不是其基因型，这一点在第八章还会重申。这里的类比是抽象层面的，与生物学现实无关。

第一章提到，在生物学中，人们试图通过表型差异来区分生物体，从而产生了形态种概念。对于这一方法，生物学家普遍不太看好，认为其容易夸大偶然性差异，他们更多倾向于将生物基因组成的差异作为定义物种的依据（至少自基因技术及遗传物质确定机制取得进展以来便是如此）。这又进一步促进了遗传种概念的产生，对应到语言研究中，就是识别两种内化语言的差别并将明显不同的两种体系区别对待。

通过外化语言表面可观察到的词汇和句法等“表型”特征来区分语言，会遭遇诸多问题。截然不同的语言可以共享词汇（通过借用），而“相同”语言的不同使用者可能会因受教育情况或表达方式的不同在词汇选择方面天差地别。不同的语言可能会表现出同样的句型，而同一种语言也有可能呈现出多种句型。语言学家发现，就区分世界语言这个目的来说，无论语言的外围使用情况多么有趣，外化语言至多算一个棘手的研究对象，不仅抓不住还不可靠。相比之下，内化语言要可靠得多。使用者可以凭借语言相关的抽象知识表达自身、与人交流并进行阅读。

下面以英语的过去式为例来说明这种知识。英语中有很多“不规则”动词，如“吃”（eatate）、“带”（bringbrought）、“找”（findfound），还有特殊的系动词“是”（beiswas），这些都必须单个记忆。但对大多数动词来说，过去式和现在式的构词方式类似，只须添加后缀。过去式的后缀统一写为-ed，发音要么是[?d]（例如，waited[weit?d]；[?]属于中性元音，如appetite中第二个音节中的短、弱元音），要么是[t]（例如，missed[mist]），要么就是[d]（例如，rowed[r??d]）。这些不同形式的语音形态并非随意分布，动词t或d结尾时-ed发音为[?d]，以清辅音（如p，t，k，f，s或者ch）结尾时发[t]，其他时候（以元音或浊辅音结尾）发[d]。

-ed的三种不同发音形式不过是英语词汇的知识点之一，同不规则动词的过去式（ate，brought和found等）一样，需要一一学习。但学起来远没有那么简单。只要给说英语的人一个新的动词，他们都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出其过去式，并且词形变化遵循同样的原则。假设让他们看一幅图，上面写着“Themanisdendingplippingsprimminghiscat”，然后问“发生了什么事”，得到的回答都将是“那个男人在[dend?d][plipt][sprimd]那只猫”。也就是说，语言使用者不仅了解自身语言中的单词，同时还了解支配单词形式的原则（或规则），并且能够利用这一规则来创造与熟悉新词。因此可以说，英语使用者内化语言的部分特征包含了单词变化规则。

现在我们将上述事实同苏格兰语使用者的内化语言进行比较。苏格兰语是低地苏格兰的一种语言，与英语密切相关。但从中古英语时期到大约15世纪末的这段时间，二者相互分隔。第五章我们也提到，说苏格兰语是英语的一种变异方言也好，说它是一种独立语言也罢，这种区分并非基于语言自身的事实，而是取决于苏格兰语使用者及其邻居的社会和政治观点。

同其近邻标准英语一样，苏格兰语的动词过去式变形方法也多种多样，不规则动词很多，须一一学习。例如：bitebate，“bitebit”（加引号的是英语，未加引号的是苏格兰语，下同）；riveruive，“teartinbegoud，“beginbegan”等。但大多数动词（即规则动词）都有三种语音变化形式，也是以动词词尾的发音为依据。变化原则局部有些不同（苏格兰语中，单一标准原则的影响力不及标准英语，因此局部变化的标准化程度不及英语），但有一条原则却一样。以塞辅音（p，t，k，b，d，g）结尾的动词，添加-it（如drapdrappit，“dropdropped”；antwa，“peeppeeped”；sabsabbit，“sobsobbed”；myndmyndit，“rememberremembered”；bigbiggit，“buildbuilt”）。以s，sh等清阻音（非塞音）或响辅音（l，m，n，r，ng）结尾的动词，添-t，例如：losslost，“loselost”；fashfasht，“brotherbrothered”；dirldirlt，“vibratevibrated”；ke，“knowknew”；soumsoumt，“swimswam”等。最后，以除d之外的浊音响辅音如v，z，[d?]（judge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音）结尾或者是元音结尾的动词，添加-d。例如：deave即“deafen”的过去式为deaved；lowse即“loosen”的过去式为loadge”的过去式为wadged；lue即“love”的过去式为lued；pey即“pay”的过去式为peyd。

对苏格兰语使用者来说，上述规则是其内化语言的组成部分，如同另一规则是标准英语使用者内化语言的组成部分一样。面对“dend”“plip”和“sprim”之类的新单词，苏格兰人会得出诸如“dendit”“plippit”和“sprimt”之类的过去式，而英语使用者得出的则是“dended”“plipped”和“sprimmed”。综上所述，这两种系统构建过去式的“菜谱”不尽相同，这也意味着，“语言基因”不同会导致表型的不同，具体体现在两种可能的新词构成法上。

上述两种语言的内部知识、内化语言或简单说来是语法，至少存在一条不一致的规则，因此可以说它们呈现出两种不同的体系（或语言）特征。就此不妨提议，与其通过不同的外部形式，不如通过语法差异来评估语言种类。如此一来，结果可能与我们通常理解的“不同语言”相吻合，也可能会有所冲突，但至少有一点好处——起码我们描述的都是客观语言现实，而不是社会和政治观念的主观问题。

语法中的常数和变量

这会很自然地引出一个问题：到底什么因素才有潜力将一种内化语言同另一种区别开来？事实上，语言使用者的知识中有一部分是恒定不变的。请看下面的句子：

（1）a。Dorisexpectedtoappoihenewchair。（多丽丝期待任命她为新的主席。）

b。IwonderwhoDorisexpectedtoappoihenewchair。（我好奇多丽丝期待谁来任命她为新主席。）

两句话中的代词“her”分别指谁？很显然，第一个例子中的“her”可以指世界上任何一位女性，唯独不能是多丽丝。人们就这个结论可以达成共识，不是出于其意思（多丽丝所处位置可能可以决定新主席人选，但上句的表述无法表达这一意思），而是出于其语法形式。在第二个例子中，虽然单词顺序相同，将“her”解读为多丽丝完全有可能（如果不考虑上下文，甚至大多数人会倾向于如此理解）。

下面第二组句子情况类似，不过这次代词

（“she”或者“her”）在句中出现在多丽丝前面。

（2）a。SheioappointDorisasthenewchair。（她有意任命多丽丝为新主席。）

&herioappointDorisasthenewchair。（她的母亲有意任命多丽丝为新主席。）

同样，第一句中代词“she”可以指多丽丝除外的任意女性，而第二句中对“her”的解读则没有这一限制。事实很清楚，这一次的推论也并非来源于句子意义，而是其语法结构。

下面第三组句子的形式稍微有点复杂，却同样可以作为例子进一步说明问题。

（3）a。Doriswasamazedathowquicklysherecovered。（多丽丝惊讶于她恢复得如此之快。）

b。HowquicklyDorisreazedher。（多丽丝恢复得如此之快，让她很惊讶。）

c。ShewasamazedathowquicklyDorisrecovered。（她惊讶于多丽丝恢复得如此之快。）

d。HowquicklyshereazedDoris。（她恢复得如此之快，让多丽丝很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