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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红花大街（第2页）

刹那间，我瞥见母亲在对街的人群中大步向前。我松了一口气！我想大喊，但我哭得喘不过气来。我挥舞手臂，喘着气，眼泪直流。

然后，母亲转身看到我。她的脸怔了一下，细瘦的手按在平坦的胸前，马上跑到我身边。那位女士原本不知道她拖了个小孩，现在才注意到这场**。她转身瞪着我们：高挑的母亲面色憔悴，穿着褪色的裙子；而我像个哭得半死的流浪小鬼。她摇晃着皮包，将它抱到胸前，面露惊恐：“走开！走开，不然我要叫警察了。”

几个人嗅到好戏就要开场，就在我们四周围成一圈。母亲对那位女士道歉，女士瞪着她，仿佛母亲是食品储藏室里的老鼠。母亲试图向她解释事情原委，但那位女士不断往后退。我没有选择余地，只能跟着她跑，她尖叫得更为大声。最后，警察来了，质问这场混乱是怎么回事。

“她想偷我的皮包。”女士说，用颤抖的手指指着我。

“是这样吗？”警察问。

我摇摇头，但说不出话来，这下我一定会被逮捕。

母亲解释事情原委，关于我的纽扣和皮包，警察点点头，那位女士皱着眉头满腹狐疑。然后，他们全都低头仔细审视皮包，确信我的纽扣真的被缠住了，警察便让母亲帮我扯开。

她扯开我的纽扣，谢过警察，再次向那位女士道歉，然后死命瞪着我。我等着看她会笑或哭出来。结果，她又哭又笑，但不是当场。她抓住我的棕色外套，拉着我走离慢慢消失的围观群众，直到铁道街的角落才停下来。当驶向伦敦的火车离开车站时，她转身面对我，厉声说：“你这个坏女孩。我以为你走丢了。你会害我死掉，听到没？你希望那样吗？害死你的母亲？”然后她拉直我的外套，摇摇头，紧紧地牵住我的手，几乎到了疼痛的程度，“有时候，我真希望我把你丢在育婴堂，上帝啊。”

当我淘气时，她常常反复说这句话，毫无疑问，这项威胁里包含了真正的感情。当然，有很多人会同意，如果她把我丢在育婴堂，日子会好过些。女仆一旦怀孕，一定会失去工作，自从我出生后，母亲一直勉强度日。

人们跟我说了很多遍我从育婴堂逃过一劫的故事，以至我有时候相信，我生来知道这个故事。这已经成为某种传说：母亲把我裹得密不透风，将我塞在大衣里，不让我冻着，乘坐火车来到了伦敦的罗素广场。她走下格伦维尔街和吉尔福德街，路过的人摇摇头，很清楚她带着小包裹要去哪里。远远地，她就辨认出育婴堂，因为像她一样的年轻女人成群地在外面徘徊，表情茫然地摇晃她们低泣的婴儿。然后，最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她确信她突然听到一个声音（母亲说是上帝，我阿姨蒂则说是愚蠢）叫她快快回头，她的责任是养大这个小婴儿。听亲眷们说，我应该永远感激那一刻。

那个纽扣和皮包交缠的早上，在母亲提到育婴堂后，我陡然安静下来。她一定以为，这是因为我对逃脱医院的禁锢而感到好运。其实，当时我的思绪飘进我最喜欢遁入的孩童幻想中。我想象自己在科勒姆的育婴堂和其他孩童放声高歌时，总是无比兴奋。我应该要和很多兄弟姊妹一同玩耍，而不是面对一个疲惫而且脾气暴躁的母亲，她的脸上总是带着因众多失望而造成的皱纹。其中的一道恐怕是因我而起的。

我肩膀旁的一个身影，把我从记忆的漫长隧道中拉回，回到当下。我转身看着站在身边的年轻女人。好一会儿才认出她就是端茶给我们的女服务生。她望着我，像是期待着什么。

我眨眨眼，集中精神：“我想我女儿已经付过账了。”

“哦，是的，”年轻女孩的声音轻柔，带着爱尔兰口音，“是的，她付过了。她点餐时就付清了。”但她仍站在原地不动。

“还有什么事吗？”我说。

她吞了吞口水：“厨房的苏说你是祖母……嗯，她说你的孙子是……是马可斯·麦考特，我是他的大书迷，真的。我好喜欢亚当斯探长。我读过所有的书。”

马可斯。像往常一样，一有人提到他的名字，哀伤的小飞蛾便会在我胸中振翅飞舞。我对她微笑：“很开心听到你这么说。我孙子会很高兴。”

“我读到他妻子的事时，觉得很难过。”

我点点头。

她犹疑不决，我紧张地等待总会来临的问题：他还在写下一本亚当斯探长吗？会很快出版吗？好奇心总是打败礼数或胆怯，我永远对此感到惊讶。“嗯……见到你很开心，”她说，“我得回去了，不然苏会气炸。”她准备离开，然后又转身，“你会告诉他吧？告诉他，他的书对我意义重大，对他所有的书迷而言都是？”

我向她保证，但我不知道我何时才能履行我的承诺。他像他这一代的大多数人，总是在世界各处旅行。但与他们不同的是，他不是渴望冒险，而是借此分心。他消失在悲伤的雾霭中，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我在好几个月前收到他的消息。那是一张自由女神像的明信片，邮戳是加州，日期是去年。信的内容很简单：生日快乐，M。

不，那不像悲伤那么简单。追逐他的是罪恶感，对丽贝卡之死所感到的罪恶感。他怪他自己，认为如果他没离开她，事情可能会有所不同。我担心他，我非常了解悲剧幸存者的特殊罪恶感。

我透过窗户，看到露丝在对街。她和牧师及牧师的妻子聊得正起劲，还没抵达药房。我使尽全身力气，移到座位边缘，然后在手臂上挂好皮包，抓住拐杖。站起来时，双腿发抖。我还有事要办。

杂货商巴特勒先生在大街上有个小店面。小店夹在一家西点面包店和贩卖蜡烛和焚香的店之间，很小，门口只有个条纹样式的雨篷。红色的木门上有闪闪发光的黄铜门环和银制电铃，但这个毫不起眼的大门内，则是各式各样的物品。男人的帽子和领带，书包和行李箱，炖锅和冰棍球棒，乱七八糟地挤放在狭窄商店的深处。

巴特勒先生个头矮小，大约四十五岁，发际线愈来愈高，我注意到，他的腰围也愈来愈宽。我还记得他的父亲和祖父，但我从来没提起。我知道，年轻人会为久远以前的事感到尴尬。今早，他透过眼镜对我微笑，告诉我，我看起来很漂亮。在我还比较年轻时，也就是八十多岁时，虚荣会让我相信他的话。但现在，我知道，这类评论是惊讶于我还活着的善意表现。无论如何，我向他道谢，因为他这话是出自好意。我问他有没有录音机。

“听音乐的？”巴特勒先生说。

“我想对它说话，”我说，“录下我的话。”

他犹豫了一下，可能在纳闷我说要对录音机说话是什么意思，然后从展示柜里拿出一个小小的黑色东西：“这个可能适合你。它叫随身听，现在的小孩都用这个。”

“是的，”我满怀希望，“就是它。”

他一定察觉到我对这类电器毫无经验，开始向我说明用法：“很简单。你按下这个按钮，然后对这里说话。”他身子往前倾，指着录音机一边的一小片金属网，我几乎可以闻到他西装上的樟脑味，“这里是麦克风。”

我回到玛格咖啡馆时，露丝还没从药房回来。我不想再被女服务生缠着问问题，因此拉上外套，颓然地坐在外面的公交车长椅上。运动让我喘不过气来。

冷冽的微风带来为人所遗忘的垃圾：一张糕饼的包装纸、几片干枯的树叶还有绿色鸭子的羽毛。它们沿着街道起舞，飘落下来，然后又随着疾风旋转。在某一个时刻，羽毛在前头打转，被一个比之前更为有力的伴侣拥抱，将它推上高处，于是它踮着脚尖拼命转圈，掠过商店屋顶，消失在天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