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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从君士坦丁到希拉克略的东罗马帝国306641年（第1页）

第一章从君士坦丁到希拉克略的东罗马帝国（306—641年）

彼得·萨里斯（PeterSarris）

“李锡尼（Liius）被君士坦丁包围在了尼科米底亚，随后，他放弃了希望，意识到自己没有足够的战士来进行一场战斗。因此，他走出了城市，匍匐在君士坦丁身前苦苦哀求。他为后者披上紫袍，承认他是皇帝和主人……君士坦丁将李锡尼送到了塞萨洛尼基，仿佛能让他就此安度余生，但是不久他就一如既往地背弃了自己的誓言，将李锡尼送上了绞刑台。现在，整个帝国都掌握在君士坦丁一人手中了。”这就是多神教历史学家左西莫斯（Zosimus）在公元500年前后的一段记载，他描述了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于324年对皇位的最后一位竞争者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这场胜利让君士坦丁成为罗马帝国东部行省无可争议的主人，这也是整个罗马世界最为富庶和人口最密集的地区。

君士坦丁将这些新占领的领土与西部省区合而为一，后者是他在公元306年之后那段动**冲突的漫长岁月中逐渐掌控的。尽管有时在一些基督徒留下的史料中，这会被看作某种神示天命的结果，但是如左西莫斯所说，君士坦丁霸业的背景，应被理解为一群雄心勃勃的男人残忍血腥而又斗智斗勇的较量，这也正是晚期罗马帝国的政治特征。

尽管还能勾勒出它的大致脉络，但我们已经很难准确无误地重现这一权力斗争的细枝末节。从293年到305年，在皇帝戴克里先的安排下，也就是历史学家所谓“四帝共治”制度下，罗马帝国被两个头衔为“奥古斯都”的皇帝统治着。二者中地位稍高者统治东部，而另一位则驻扎在西部。每位奥古斯都下设一“恺撒”，这是奥古斯都的副职，并有权继承他的权位。305年，已明显年老体衰的东部帝国奥古斯都戴克里先和西部帝国的共治者马克西米安（Maximian）宣布退位。相应地，他们各自的恺撒继承了他们的位置：伽勒里乌斯（Galerius）得到了东部帝国，而君士坦提乌斯则得到了西部帝国。在东部，伽勒里乌斯任命他最年长的外甥马克西明（Maximin）为恺撒。而在西部，他把属下一位叫作塞维鲁（Severus）的军官强加给了君士坦提乌斯，让其成为后者的恺撒。

306年，君士坦提乌斯在征伐皮克特人（thePicts）的途中，于约克去世。尽管他的“太上皇”宣布塞维鲁为继任者，但君士坦提乌斯在不列颠的军队却拥立了他的儿子——君士坦丁为帝。这一篡位行为引发其他人的效仿，罗马军队支持西部帝国先帝马克西米安之子马克辛提乌斯（Maxentius）登上皇位，后者随后有效地控制了意大利和阿非利加。

作为地位更高的奥古斯都，伽勒里乌斯徒劳地尝试重新控制局面。他没有顾及马克辛提乌斯在中地中海地区的实力，在放弃了对塞维鲁的支持之后，任命一位先前在军队中的同袍为新的西部皇帝，这个人叫作李锡尼。帝国此时就有了5位君主：东部的伽勒里乌斯和马克西明，以及西部的李锡尼、君士坦丁和篡位者马克辛提乌斯。戴克里先皇帝在法律和政治上引入的这一制度只存在了不到二十年即告瓦解作废。

310年，伽勒里乌斯做了最后的试图挽救危局的努力，他发动了一场战争，期望能够将罗马从马克辛提乌斯的手中夺回，但是却遭受了可耻的失败。311年，伽勒里乌斯去世，他在小亚细亚和东部地区的权力被全部移交给马克西明，而李锡尼控制着先前隶属于东部奥古斯都管辖的欧洲行省。伽勒里乌斯之死开启了一个新的进程，自此之后，剩余的统治者彼此攻伐，直至消灭所有对手为止。

君士坦丁于312年取得了伽勒里乌斯没能企及的成功，于米尔万桥（Milvianbridge）之战击败了他在帝国西部的主要对手、篡位者马克辛提乌斯。这一令人震惊的胜利让君士坦丁控制了罗马城。君士坦丁稍后将他的胜利归因于在这场战争之前他放弃祖先的宗教而皈依基督教这件事。确实，从312年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君士坦丁公开表达对基督教会的支持，并且给予它最为慷慨的馈赠。313年，李锡尼也取得了相应的胜利，他在色雷斯击败了马克西明，并使自己成为东部帝国的统治者。接下来，这两个坚持到最后的奥古斯都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的军事摩擦。然而，直到323年，君士坦丁和李锡尼才不约而同地发动了战争，君士坦丁先于亚得里亚堡，之后又在尼科米底亚附近的克里索波利斯（Chrysopolis）击败了李锡尼。

为了褒奖这场胜利，君士坦丁命令将位于尼科米底亚邻近地区，也就是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一侧的希腊古城拜占庭重新敬献给自己，并将其命名为君士坦丁堡。此后他更颁布敕令，要求将这座城市建设得富丽堂皇，以符合帝都的身份。大约过了五年，这项工作初始阶段的大部分工程胜利竣工，而“君士坦丁之城”于330年5月11日正式祝圣。君士坦丁在这里新建了一个元老院，并在这座城市度过了他余生绝大部分时光，直到337年去世。

我们所谓拜占庭文明的历史，不可避免地和君士坦丁皇帝联系在一起。正是君士坦丁的城市成为中世纪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和防御堡垒。正是君士坦丁选择皈依基督教，将他的新信仰作为罗马人国家中受到优待的宗教，并将他的统治扩展到希腊文化居于主导地位的罗马世界的东半部，才使得基督教、罗马帝国的传统以及希腊的知识文化融合到一起，缔造了之后特征明显的拜占庭理念世界。

然而，我们必须稍作停顿，以便在最开始就牢记，君士坦丁并没有认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新的帝国，遑论缔造了一个新的文明。君士坦丁是一个讲拉丁语的人，他是以外来者的身份来到东部地区的。他恢复而非破坏了那种统一，即由一个被视作“世界之主”（dominusorbisterrarum）的人来统治罗马帝国的传统。皈依基督教之后，君士坦丁似乎只对信仰的本质问题做出过很模糊的表述。至少在最初，在他公开的形象和宣传中，君士坦丁继续使用的那些表现形式、措辞和主题，即使不能完全归于多神教范畴，也足以吸引一个多神教的听众。至少直到323年，君士坦丁的官员依然在铸造敬献给多神教崇拜偶像——“无敌的太阳神”的货币。君士坦丁小心谨慎地避免冒犯帝国统治阶层中那些拥有强大势力的多神教分子，这些人的合作与支持是他迫切需求的。

尽管如此，我们将拜占庭历史的开端定于君士坦丁战胜李锡尼之时是合乎情理的。因为不仅是君士坦丁的军事天才为拜占庭世界的诞生提供了文化和思想意识上的先决条件，同时他在东部的统治进一步催生了一系列的社会进程，这导致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的产生。

从324年开始，君士坦丁统治着一个庞大的帝国，疆域包括从东方的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埃及到西方的不列颠行省，从南方的北非地区到北方的多瑙河与莱茵河沿岸的广大地区。在北部和南部的边境上，帝国面临的对手主要是相当原始的部族，如莱茵河外的诸日耳曼部落，以及北非和阿拉伯地区的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等。在东方，帝国遇到的是一股更令人畏惧的力量，即拥有古老文明的波斯人。大体看来，4世纪和2世纪的情形的确非常相似。然而，在基本结构上，君士坦丁的帝国和他2世纪的先辈所统治的大相径庭。更确切地说，罗马世界在最近经历了一个显著的转型阶段。

1—2世纪的罗马帝国是以城市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帝国地方上的精英居住在那些重要的城市中心，这些地区在拉丁语中被称为civitates，在希腊语中则被写为poleis。这些精英被纳入城市议会，后者被称为curiae或bulai。皇帝主要通过城市议会来进行统治——他的意愿通过其任命的总督传达给城市议会的成员，而总督则将省区的情况反馈给皇帝和元老院。这种相对意义上的委任统治体系有利于治理一片如此广大的区域。如果从省区层面来说，地方社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国家的最高机构则旨在维护一种植根于意大利地区并以罗马为中心的、服从于元老院且相当保守的秩序。

这一延续下来的统治系统在3世纪中晚期遭遇到极大的压力。罗马与多瑙河、莱茵河之外诸多蛮族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已经损害到了这些人原有的传统，像平等主义、社会习俗等，进而促使某些规模更为庞大的部落与部落联盟形成。相对而言，北部诸部落在此之前给罗马造成的军事威胁是零碎分散的，而到了3世纪时，一些更加难以对付的群体开始出现。

同时在2世纪晚期，罗马帝国用入侵波斯人领土的方式，将自己的边境继续向东推进。帕提亚王朝败于罗马人之手，其统治因此覆灭，贵族之间爆发争权夺利的斗争。在205—206年，一位叫作帕帕克（Papak）的贵族领导发动了一场大叛乱。帕帕克在208年左右的某个时间去世，但是他的儿子阿尔达希尔（Ardashir）于224年将波斯世界归于一统，并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226年9月，阿尔达希尔在泰西封（）的皇宫里加冕为萨珊王朝（Sasaniandynasty）的第一位国王（shah）。很快，阿尔达希尔通过对罗马人发动的一系列进攻获取了声望，并以此寻求将波斯贵族团结起来支持自己。这一侵略政策被他的儿子，也是他的继任者沙普尔一世（ShapurⅠ）延续，后者在260年发动了一场深入叙利亚北部的冒险战役，洗劫了安条克，并俘虏、羞辱了罗马皇帝瓦勒良（Valerian）。

对于罗马人来说，极大的不幸在于这一时期波斯人的入侵与北部蛮族的袭击相伴而来。这样一种局面，无论是罗马的军队、皇帝还是元老院都始料未及，根本没有任何准备，自然也就无力应对。连续几位皇帝在军事危机时的无能表现都引发了政治上的不稳定，一位接一位的皇帝被自己的士兵废黜或杀害；地方社会也逐渐开始依靠自己的资源，这导致一系列分离（尽管未必是分离主义者）政权的出现——258—274年，高卢人在西部建立了政权，而在东部的帕尔米拉，一个分离政权也存在多年，直到272年为止。

为了应对这场危机，罗马爆发了一场社会革命。此前，皇帝都是由元老院任命的，现在却逐渐由军队指定，并且军队通常从自己的同袍中推举候选人。结果是，一批出身卑微并从军队中产生的皇帝为了帝国的理想而竭尽全力，但却难以承受任何失败。这一过程在284年达到了顶峰，戴克里先战胜了他的竞争者，当上了皇帝，并对国内外的对手发动了一系列成功的战争。

戴克里先使帝国恢复了和平，这使得他有机会推动一系列强有力的行政改革。“四帝共治”制度——这个我们前面提及的多统治者体系——使帝国将权力更多地下放给那些地处容易产生麻烦地区的领袖。奥古斯都及其恺撒一般都将自己的首都设在帝国的边境地区，如西部的特里尔或东部的安条克。与此同时，重建国家的财政和行政系统，这让皇帝得以更好地掌控省区的日常事务。省区的军事和民事管理权被一分为二，军队的规模也有所扩大。省区的面积减小了，总的数量相应增加，以便中央政权加强对城市议会的控制。军队数量的增加与掌控一切的帝国官僚系统的膨胀造成的结果是，直接隶属于中央管辖的军事与民政高官的数量达到了原来的两倍以上。这些职位起先由省区城市议会中的那些高层人士占据。同时，这些官员进入元老阶层的大门也逐渐被打开。一个崭新的帝国官僚贵族阶层就这样形成了。

君士坦丁渴望取得进一步的成果。这位皇帝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个新的元老院，这尤其加速了东地中海世界精英阶层形成的进程。对于君士坦丁来说，为了巩固他在东部省区的政治地位，至关重要的是要与东部地区官僚系统中的高层官员及城市议会中的显赫人士建立起私人联系，并让他们成为自己的追随者。为此，他极尽吹捧示好之能事，并尽力提高他们的声望。君士坦丁充分认识到，不仅应该而且必须依靠收买来结交朋友，给予他们进入新元老院的资格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为了吸引有影响力的人物来到君士坦丁堡，皇帝颁授土地给那些打算在城中修建私宅的人。332年，君士坦丁建立了常规的面包配给机制，粮食来源是盛产谷物的埃及地区。君士坦丁建立君士坦丁堡及其元老院，不仅仅是为了让自己扬名四海，同时也是基于实权政治（Realpolitik）的仔细考量。这些政策的长久影响是将东地中海世界的官僚贵族聚集到一个政治群体中，并给东部省区的统治阶层带来共同利益与共同身份的观念。这种以君士坦丁堡为核心的共同身份，在早期拜占庭世界发展出彼此紧密联系的元老精英阶层。

君士坦丁还十分敏感地意识到，物质上的刺激能够推动他的新宗教向前发展。他于312年宣布，基督教士可以免于向其所居城市的城市议会履行义务——这一政策导致人们不断涌向教会。国家向教会提供了大量资助。在战胜李锡尼之后，君士坦丁特许教会领袖任意向国库索取他们需要的财富，无论是为了扩建、装饰还是建造供宗教崇拜使用的场所。与此同时，“圣地”也被隆重地重新交还新的上帝选民——他在耶路撒冷建造了圣墓教堂（HolySepulchre），并在伯利恒（Bethlehem）修建了圣诞教堂（HolyNativity）。

如果说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理解表现出一定局限性的话，我们不能因此对其过于苛责。基督教的许多基本教义在这一时期尚未阐明，甚至连《圣经》的文本也没有最终定型。然而，君士坦丁接纳基督教的行为的确是该信仰向前发展，直至最终确立的标志和关键转折点，因为皇帝的皈依意味着罗马人国家的强权现在可以被用于支持任何一个皇帝所知的神学或教会派别。基督徒刚刚还在多神教宗帝的迫害中哀叹，现在却更想用同样残忍的威权去对待基督教的敌人。325年，皇帝在尼西亚（Nicaea）主持了一个基督教主教的会议，这个会议最初是为了解决圣子与圣父之间的关系问题。君士坦丁在尼西亚会议上支持划定的那个标准后来被其他皇帝和大公会议当作确定异端的尺度，但这比起会议本身，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些“基督教大公会议”的决议成为帝国法律的组成部分。否定这些教规不仅意味着违背上帝，同时也意味着违背皇帝的意志。

这些政策毫无疑问推进了基督教事业的发展。然而，基督教与皇帝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更决定性地促进了其权益。正是这位皇帝，到他于337年去世时，恢复了罗马世界的和平与统一，并在东地中海地区着手建立一个统治稳固且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实体，其臣民们有足够的理由为皇帝的功业大肆庆祝。在拥戴君士坦丁的问题上，他的政策和王朝在军事方面的胜利与慷慨大度的捐献远比信仰上的缺陷更为重要。

这种对君士坦丁时代美好记忆的眷恋，在他去世之后不久就引发了暴力的后果。君士坦丁似乎打算将他身后的帝国分给他的三个儿子〔君士坦丁二世、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君士坦斯（s）〕及其继母狄奥多拉的孙子们。君士坦丁去世后的三个月出现了一段动**的空位期，直到337年9月，君士坦丁的儿子们自立为奥古斯都。在此之前，君士坦丁堡爆发过一场军队骚乱。士兵宣称他们不接受“君士坦丁儿子们之外的”统治者，狄奥多拉的孙子们以及他们的一大群亲戚和支持者都惨遭屠杀。仅有的两名幸存者是伽卢斯（Gallus）和尤里安，他们是君士坦丁被残杀的同父异母兄弟尤里乌斯·君士坦提乌斯的两个幼子。尤里安当时非常年幼，得以幸免于难，而他同父异母的哥哥伽卢斯则因为体弱多病而被认为没有杀害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