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一章 从君士坦丁到希拉克略的东罗马帝国306641年（第2页）

君士坦丁的三个儿子于337年秋天在巴尔干半岛的潘诺尼亚会面，他们瓜分了帝国。老二君士坦提乌斯掌控着色雷斯以东的省区；君士坦斯得到了巴尔干半岛的其余部分，以及意大利和阿非利加；而长兄，同时也最可能是私生子的君士坦丁二世分得了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君士坦丁二世很明显对分配结果不满，他于340年在意大利发动了不成功的战争，并最终在阿奎拉（Aquilea）附近被杀，他的幼弟夺取了他先前分得的领地。在东方，借由权力交接之时频繁出现的政治动**局面，波斯国王沙普尔二世（ShapurⅡ）尝试发动了数次对罗马人边境城市尼西比斯（Nisibis）的入侵。第一次大约发生在337年夏天，随后波斯人又于346年和350年两次入侵。君士坦提乌斯以安条克作为基地，进行顽强抵抗，取得了成功。

君士坦提乌斯是个多疑的人，作为基督徒，他还不像其父那样是个实用主义者。然而，他在军事方面的才能以及他作为统治者的尽职尽责，还是赢得了很多东部臣民的崇敬。甚至连信奉多神教的历史学家阿米安·马塞利努斯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的作品记载了君士坦提乌斯统治后期的事迹。君士坦提乌斯成功的关键可被再度归结为超凡的军事能力和精心计划的慷慨捐助。在君士坦提乌斯统治时期，君士坦丁堡得到进一步装饰，富丽堂皇，其元老院规模也显著扩大。君士坦丁堡的元老被赐予和他们的罗马同僚同等荣耀的地位。

如果说君士坦提乌斯在其父的基业之上有所建树的话，那么他的弟弟君士坦斯处事则不那么明智。人们认为他总是持续不断地制定错误决策，并且其宫廷也因为花费无度而备受责难。尽管君士坦斯以其立法反对同性恋行为而闻名，但是稍晚的史料记载，他一直和一些蛮族战俘保持着同性伴侣关系。350年爆发的宫廷政变推翻了他的统治，有着日耳曼血统的军官马格恩提乌斯（Magius）取而代之。这一行为不可避免地激起了君士坦提乌斯的愤怒，他于351年首先将篡位者的军队驱逐出巴尔干半岛，而后挥师意大利，最终抵达高卢，马格恩提乌斯的军队于353年在此被彻底击败。

君士坦提乌斯在西部的逗留无疑会给其在东部的统治带来问题，波斯人一直在那里制造威胁。君士坦提乌斯因为没有子嗣，不得不从337年大屠杀的幸存皇室成员中挑选继任者，他于351年任命伽卢斯为恺撒。伽卢斯在东部统治的最显著特点看起来就是他无谓地滥用暴力。正如阿米安记载的那样，“他已经超越了被赋予的权力界限……由于过分严厉，他给整个世界带来了伤害”。君士坦提乌斯不能容忍东部地区的离心倾向，他于354年以他特有的直率作风将伽卢斯召唤来，并处决了他。此时，君士坦提乌斯忙于与叛乱的蛮族部落在莱茵河沿岸进行一系列的战争。他于355年任命伽卢斯同父异母的兄弟尤里安为恺撒，并委派后者主持高卢战事，而他自己则移师多瑙河边境作战。

君士坦提乌斯肯定知道尤里安没有任何理由敬爱他。毕竟在尤里安家族被屠杀殆尽的问题上，皇帝是牵扯其中的。尤里安和伽卢斯在342—348年期间实际上被软禁在卡帕多西亚的一座宫殿之中。直到348年，尤里安才得到了一些宽恕，允许他走出那个狭小的世界，并且被批准第一次来到君士坦丁堡。之后他又去了尼科米底亚、以弗所，并在雅典短暂停留，他在这些地方忙于接受自由的教育。这位年仅24岁，颇有些书呆子气的年轻人看起来不可能威胁到君士坦提乌斯这样刚强冷酷的战士，后者的地位坚如磐石，因为他的军队热爱着他。

波斯人于359年攻占了罗马人的边境重镇阿米达（Amida），次年他们又攻陷了另外两座罗马的边境要塞。君士坦提乌斯不得不回到安条克做战争的准备。从357年君士坦提乌斯移师多瑙河起，尤里安实际上就已经成为西部诸行省唯一的统治者，为此，他充满活力地使自己适应这一职责。在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战役后，尤里安将那些入侵的蛮族赶出高卢北部地区，并在莱茵河边境之外展现罗马军队的威力。与此同时，他已经意识到在高卢征税对国库及其臣属同样有益。尤里安证明了自己不但是位英勇的将军，同时还是个公正且富有效率的行政管理者。

尤里安在高卢取得的成功看起来让君士坦提乌斯感到恐慌。于是，皇帝于360年初命令尤里安将属下军队的很大一部分派往东部，以应对波斯战争。对尤里安来说，这看上去必定是个刻意采取的举动，以削弱他的地位。尤里安的部队很快向东进发，而他们的数量恐怕并非如君士坦提乌斯当初所愿。因为尤里安的军队于360年2月拥戴他成为奥古斯都。君士坦提乌斯拒绝任何削弱自身权力的行动，尤里安及其军队于361年开始向东方远征，打算以武力解决皇位之争。君士坦提乌斯因此从安条克撤军，如阿米安记录的那样，“他一如既往地渴望进行内战”。然而，当他和他的军队穿越奇里乞亚（Cilicia）地区时，他患病发烧并被夺去性命。已故皇帝的幕僚同意承认尤里安为罗马世界最高的统治者，并且派两位军官出发去邀请他“不要有任何犹豫地去控制东部，那里已经准备好臣服于他”。尤里安迅速进入君士坦丁堡。

尤里安的统治只持续了不到18个月。然而，对于他同时代的人和现代学者来说，其统治时期具有持久的魅力。他在其堂兄[1]去世时，选择向公众公开了一件长久以来只有其亲信至交才知道的秘密，即在351年他首次来到尼科米底亚和以弗所学习时，就抛弃了君士坦丁的上帝，转而拥抱带有神秘色彩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多神教。尤里安一进入君士坦丁堡，立即宣布宗教宽容政策，取消基督教会和教士享有的特权，并且命令在帝国各城市的神殿中恢复多神教崇拜。

尤里安试图通过这一声明公然恢复罗马世界对传统诸神的崇拜，他认为正是众神赐予了罗马过往的荣光。然而需要意识到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即使对于许多非基督徒来说，尤里安的多神教信仰看起来也是一个奇怪的、甚至很可能是令人陌生的混合物。尤里安从小就被培养成基督徒，他的多神教信仰就像一种语言中带有某些异邦的腔调，仿佛一个人急切地希望获得认同，但在那些操母语的人听来却相当陌生一样。尤里安信奉的是具有很高知识水平的多神教，它通过一种隐喻性的解释接近古希腊罗马传统的神话传说。当对众神中的单独个体进行崇拜时，这些崇拜活动的最终目的就指向了更为清晰的独一的神圣准则，即尤里安所描述的“造物主……所有人共同的父亲和国王”。

这一掺杂了一神论倾向的理论在晚期多神教信仰中就已存在，也许对于帝国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更具有吸引力。然而尤里安这一高度思辨的理念却和另一种品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即信仰奇迹、献祭和相信魔法，这些东西恰恰被那些精英认为是相当粗鄙愚昧的。因此阿米安评价尤里安道：“他更为迷信，而非真正地尊奉宗教仪式，并且他献祭了无数牺牲而不考虑花费。”不仅仅是因为基督教宗帝的登基促使各行省多神教信徒废弃他们在城市中的神庙，并放弃相关的崇拜仪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趋势也是公众和那些出身良好的多神教徒对花费甚高的宗教活动缺乏兴趣所致。

如果说尤里安的宗教倾向与当时的时代精神多有冲突的话，他在世俗领域的某些想法也是如此。从本质上来说，尤里安的政策体现出他决定颠覆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改革。其宫廷在规模和壮丽程度上都有所缩减。皇帝回到罗马世界首要行政长官的角色，而非万事万物的主宰。中央政府的功用被逐渐削减，帝国行政管理的运行再度变为更主要依靠城市议会的自治。这一传统抱负也许会赢得一些人的赞扬，但是逃离城市职责义务的束缚，通过参军或进入中央政府而功成名就，去体验宫廷生活的奢华等机会的大门早已向那些帝国新贵敞开了，他们自然不愿就此认输。

因此，当尤里安于362年离开君士坦丁堡前往安条克时，发现自己的宗教和世俗政策明显没有引起沿途城市公众的热情和兴趣，也许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而这一倾向在尤里安与安条克市民发生激烈冲突时达到了顶点。在那里，尤里安为阿多尼斯（Adonis）的节日举行奢侈的献祭，而这座城市当时正面临食品短缺问题。再加上皇帝笨拙地试图减轻城市饥饿的努力，更是激起了基督徒和多神教徒共同的愤怒。公众的嘲讽给这位敏感的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回到这一地区时，尤里安就宣布他要选择塔尔苏斯（Tarsus）而非安条克作为他的驻地。

然而，尤里安于362年在东方的远行让他认识到实现自己抱负的艰难。为了实现其目标，他选择了罗马皇帝长久以来团结东方操希腊语城市的办法：发动一场对希腊世界传统敌人——波斯帝国的战争。363年，尤里安率领6。5万名战士进入波斯人领土。阿米安·马塞利努斯为我们留下了第一手的证据，他记录了尤里安一系列辉煌的胜利，直至逼近波斯国王的首都泰西封。在城市守军的注目下，尤里安主持了一系列的竞技庆典和比赛。一场辉煌的胜利似乎尽在他的掌握之中，这一胜利能够显示出他所信奉的宗教的优越性。然而，尤里安及其幕僚很快就意识到，即使竭尽他们所能，这座城市也是坚不可摧的。正如基督徒纳西盎的格里高利所言：“从这时起，就像沙子从脚下滑脱，抑或如大风暴突然爆发摧毁了舰船，他的前景开始变得灰暗了。”

在此关头，尤里安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他没有选择沿着来时的道路撤退，而是烧毁了军队用来渡过幼发拉底河及其支流的船只，并进一步深入攻击波斯人腹地。当他这样做之后，其军队士气逐渐低落、给养供给不力，并饱受抢劫和伏兵之苦。在6月26日的一场战斗中，皇帝被一支长矛刺中，那支长矛刺穿了他的肋骨。尤里安被抬到他的帐篷里，并于当晚去世。根据阿米安记载，他公开宣称自己心满意足，至少他是死于战场而非倒在“一场密谋”中。其余的细节就不太能够确定：有传言说皇帝实际上是被自己阵营中的基督徒士兵刺杀的。

历史学家会很轻易地将尤里安当作无望的理想主义者，其政策注定要遭到失败。当然，我们很难想象皇帝的世俗政策如何能够取得成功。然而，尤里安异乎寻常的多神教政策却有可能把帝国的政策目标定为：基督教是众多信仰中的一种，可以容忍它的存在，却不给予特权。这当然是可以实现的，尤其是如果这位多神教宗帝能够在波斯战场赢得他在高卢所取得的胜利时更是如此。如君士坦丁的统治所显示的那样，在现世赢得臣民忠诚的最重要因素，是皇帝在军事上的成功而非其宗教倾向。我们可以从尤里安去世后的事态发展看到这一点。

他的军官先将皇冠转交给上了年纪的多神教同袍萨鲁提乌斯（Salutius）。只是在萨鲁提乌斯谢绝后，他们才将基督徒军官约维安（Jovian）拥上皇位。后者主持了与波斯人的谈判，作为撤退的条件，他将边境城市尼西比斯和一片罗马人的领土割让给波斯人。从此再没有一位多神教徒成为罗马人世界的主宰。基督教会即将确认这一点。4世纪后半期，尤里安之前的基督教宗帝对多神教残余势力奉行相对中立的政策，之后则逐渐变得冷酷无情，或使其自动皈依基督教，或用高压政策使其屈服，以求建立完全基督教化的社会和国家。

约维安带领士气低落的罗马军队返乡，在离开安条克前往君士坦丁堡途中，他于364年2月17日病逝在首都附近。皇位接下来传给将军瓦伦提尼安（Valentinian），他将帝国分给自己的弟弟瓦林斯，后者获得东部地区，瓦伦提尼安则获得西部地区，并且居于领导地位。在西部，由于尤里安率军远征，蛮族再次越过多瑙河和莱茵河入侵。瓦伦提尼安在接下来的十一年中花费大部分时间与他们作战，并在军事上取得成功。在东部，瓦林斯被迫同时面对复兴的波斯帝国和普罗柯比的叛乱，后者是先皇尤里安的亲戚和支持者。在击败普罗柯比后，瓦林斯越过多瑙河与那位篡位者的蛮族盟友作战，并于369年击败了他们。

375年，瓦伦提尼安在多瑙河沿岸作战期间不幸去世。他已经决定让其长子、16岁的格拉提安（Gratian）继承其皇位，并且把这个孩子留在北高卢的特里尔。事实上，格拉提安以一种不合常规的方式于367年获得了奥古斯都的头衔。然而，瓦伦提尼安在多瑙河的军队没有遵从他的遗愿，而是拥立其4岁的儿子瓦伦提尼安二世为帝，他的皇宫被设在意大利北部，而格拉提安的支持者依然十分活跃，并控制了高卢地区。

然而，格拉提安的政权于383年受到直接的挑战，不列颠爆发叛乱，其领导者是来自西班牙的将军马格努斯·马克西姆斯（MagnusMaximus），在其策动下，格拉提安的军队迅速变节。这导致篡位者有效地控制了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地区，而瓦伦提尼安二世的宫廷则被孤立在意大利。马克西姆斯寻求获得东部新皇帝狄奥多西一世的承认，后者在379年继承瓦林斯的皇位。但狄奥多西一世没有承认他的地位。387年，马克西姆斯翻越阿尔卑斯山，以求控制意大利和阿非利加，这一行为导致388年狄奥多西一世以支持瓦伦提尼安二世为名入侵帝国西部。马克西姆斯战败被俘后被处决。瓦伦提尼安二世被送到高卢，并在维也纳建立其皇宫。在这里他成为其东部同僚的傀儡，正是后者给予了他皇位。

显然瓦伦提尼安二世对自己丧失实权感到沮丧，于是他在392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由此引发了另一场内战。西部军队司令官阿尔伯加斯特（Arbogast）试图把叫作尤根尼乌斯（Eugenius）的盟友推上皇位。狄奥多西一世为此率领军队，于394年对西部发动了新的战争。皇帝成功地击败篡位者，但是他自己却在395年去世，并将其帝国分给两个儿子，西部的霍诺留（Honorius）和东部的阿卡狄乌斯（Arcadius）。

在罗马帝国东、西部省区关系问题上，从瓦伦提尼安一世去世直到狄奥多西一世去世的这段时间，从各个角度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西部，能力不足的格拉提安和瓦伦提尼安二世继承瓦伦提尼安一世的皇位，意味着西部省区，尤其是不列颠和高卢的统治阶层缺乏有足够个人权威或名望的人物来有效地负责军事事务。首先得到拥护的是马克西姆斯，之后则是尤根尼乌斯，这体现出如果这些篡位者能够具备必要的领导力的话，西部社会的上层人士已经逐渐准备好服从他们。西部帝国中央政府的弱化将在395年帝国一分为二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有两个现象使这种情况进一步加剧。

正如我们所看见的那样，罗马世界的军事安全在莱茵河与多瑙河以北众多蛮族部落的压力下显得岌岌可危。而那些蛮族部落自身在来自欧亚大草原的任何威胁面前也十分脆弱。欧亚大草原包括平原和草地，从潘诺尼亚平原，经过黑海北部地区，一直到达遥远的中国边疆，其不稳定会导致那些具有高度机动能力的游牧部落向西迁徙，这也许会促使它们接着进入多瑙河世界，抑或会迫使已经定居在那里的蛮族部落进入罗马人的领土。在4世纪时，我们知道被称作匈人的游牧部落进行了这种向西方的迁徙，其中的一支将会在北方给罗马帝国造成极大的混乱。

4世纪70年代中期前的某个时间，匈人看上去已经在黑海北岸和喀尔巴阡山以东自行建立政权，他们首先征服了阿兰人，接下来与到目前为止统治了这片区域的日耳曼哥特部落发生冲突。376年，一大批哥特难民来到多瑙河北岸。在那里，他们恳求瓦林斯皇帝能够让他们定居在罗马帝国，他们将为其服军役以作为获得土地的回报。瓦林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然而，这些哥特人却受到该地区罗马司令官的恶劣对待，这导致西哥特人于378年发起大规模暴动，他们的领袖叫作非列迪根（Fritigern）。8月9日，哥特人在亚得里亚堡（Adrianople）以北的大规模会战中，击败一支由4万人组成的强大罗马军团。三分之二的罗马将士惨遭屠杀，皇帝瓦林斯也在战斗中丧命。尽管狄奥多西一世接下来恢复了和平局面，将西哥特人安置在巴尔干半岛西部，但他们之间疏远的关系依然是一个不安定因素。

395—410年，局势再度恶化。狄奥多西一世之死在两个关键方面损害了双方关系。其一，狄奥多西一世在西部任命的继承人霍诺留即位时年仅10岁，其宫廷的实际控制者是西部军队司令、有着蛮族血统的将军斯提里克（Stilicho），他是个以对西哥特人抱有敌意而闻名的人物。其二，狄奥多西一世之死使西哥特人有机会在其新领袖阿拉里克（Alaric）的领导下从罗马人那里获得更为优厚的待遇。为此，他们定期攻击罗马人在巴尔干的据点，并逐渐扩张到意大利地区。在君士坦丁堡，这种行为激起反抗哥特人的起义，在这一年共有400名哥特士兵在城中被杀。

在西部地区，斯提里克发动一系列战争来应对这些进攻，但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战果，最终他不得不于407年与西哥特人达成协议，为他们提供津贴、赔款和荣誉头衔。然而，在西部也爆发了反对蛮族的运动。408年，斯提里克及其追随者被处决，这使得西部帝国的宫廷与西哥特人的条约出现变数。为了对西部政府施压，阿拉里克率领他的军队进入意大利。因为谈判陷入僵局，他于410年率领军队洗劫罗马城。起先这是东部帝国所面临的困境，但由于狄奥多西一世将西哥特人安置在巴尔干半岛西部，因此它逐渐成为西部帝国的全面大危机。

这场危机中最引人注目的也许是罗马野战部队在面对蛮族进攻时的无能为力。哥特人在5世纪头十年出现在意大利必然意味着帝国统治者需要将注意力过度集中于半岛地区，以至于无法有效地集中力量以应付高卢地区的形势变化。从395年起，宫廷迁移到米兰，之后又于402年迁到拉韦纳，借此更好地应对西哥特人的挑战。相应地，西部残存省区的军队司令官和帝国官员也不得不仅仅依靠自己的资源。但是406年之后，帝国西部地区在军事问题上应对乏力已不仅仅是因为远离皇帝的控制，更直接的原因是帝国在西部地区的军队没有足够的资源来维持基本的防卫。

这是由4世纪新贵族阶层的出现而导致社会经济“发展”引发的结果。这一新精英集团的成员极力确保自身的社会和政治特权，他们为了扩大自己庄园领地的面积而去侵犯小土地所有者和省区下层民众的利益。这一过程在4世纪的“庄园繁荣”（villaboom）时期可以得到体现，考古学家在西部地区确认了这一现象，同时，一位学者曾经描述道，这一时期贵族的财富像“滚雪球”一般激增，这一点可以在史料中得到证实。东部地区也是如此，那里现存的大量4—5世纪的法令都显示皇帝曾试图限制这种现象。这些法令可以让我们产生很多联想，因为那些帝国的统治者声称，富有的大地主正在大范围地运用其影响力和特权来逃避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