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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2页）

“我在想露易丝旅途很平安。”

“我想的也是这个，先生。”

“为什么你总叫我先生，威尔逊？你又不在警察局工作。你让我觉得我已经是个老人了。”

“对不起，斯考比少校。”

“露易丝叫你什么？”

“叫我威尔逊。我想她不喜欢我的教名。”

“我相信他们已经把汽艇发动起来了。威尔逊，你替我做一件事，去通知医生一下。”

一个穿着不太洁净的白色军服的法国军官站在船首。一个士兵把一条船索投到岸上，斯考比接过来，系到码头上。“日安[51]。”他说着敬了一个礼。

法国军官给他还了一个礼：这个人干枯瘦削，左眼皮总是抽搐着。他用英文说：“早上好。我把七个卧担架的病号给你带来了。”

“我接到的通知是九个。”

“一个在路上死了，昨天夜里又死了一个。一个是害黑水病死的，另一个死于——死于——我的英文不好，你们是说劳累吗？”

“衰竭。”

“对了，衰竭。”

“如果你允许我的工人上船，他们会把担架抬下来的。”斯考比转过身对担架夫说：“手脚轻一些，尽量轻一些。”他这样命令实际上是多余的，就是白人护理人员抬送病人也不会像这些担架夫这样细心。“你上岸来活动一下好吗？”斯考比问，“也许你愿意到屋子里去喝杯咖啡？”

“不，不喝咖啡了，谢谢。我在这里看着把事情办完就成了。”法国军官非常有礼貌，又很难令人接近，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他的左眼皮却一直不停地跳动，传送出怀疑和痛苦的信号。

“我有些英文报纸，如果你想看看的话。”

“不用了，谢谢你。我读英文很吃力。”

“你说得很不错。”

“说是另外一回事。”

“抽一支纸烟吗？”

“谢谢，我不抽。我不习惯美国烟草。”

第一副担架已经抬到岸上来——被单一直遮到病人的下巴底下。从病人的一张呆板的、毫无表情的脸上很难看出这人的年纪。医生从小山上走下来，迎向担架，领着他们向招待所走去，病床已经在那边准备好了。

“我从前常常到你们那边去，”斯考比说，“同你们的警察局长一起打猎。一个很好的人，姓杜兰——一个诺曼人。”

“他已经不在这里了。”军官说。

“回国了？”

“他在达喀尔的监狱里。”法国军官回答说。他像一个船头雕饰似的站在船首，只是左眼皮一刻不停地抽搐着。担架缓缓地从斯考比身旁抬过去，走上小山。一个年纪最多不过十岁的男孩儿，脸烧得滚烫，一只像干树枝似的细胳膊伸到毛毯外边来。一个灰白头发蓬松、散乱的老妇人一路扭动着身体，嘴里喃喃地叨念个不停。一个酒糟鼻子的男人——一张焦黄的脸上翘着一个又红又蓝的大鼻子。担架一副一副地抬上小山，担架夫的脚步像骡子一样稳健。“布吕勒神父呢？”斯考比问，“他是个好人。”

“去年害黑水病死了。”

“他在这个地方待了二十年，没有休过一次假，对不对？很难找到能代替他的人了。”

“没有人代替他的位置。”法国军官说。他回过头来对手下一个士兵厉声吹喝了一句什么。斯考比看了看下一个担架上的病人，立刻又把头转到一边。这副担架上躺着一个小女孩——最多也不过六岁。她正昏昏沉沉地睡着，金黄的头发因为汗水浸泡而缠结成一团，张着小嘴，嘴唇焦干，龟裂了很多小口。每隔一会儿她就浑身抽搐一下。“太可怕了。”斯考比说。

“什么太可怕了？”

“像这样的一个孩子。”

“可不是。父母都死了。可是没有什么关系了，反正她也活不长了。”

斯考比看着担架夫慢慢地爬上小山，他们**的脚板在地面上轻轻地拍打着。他想：这件事真需要布吕勒神父的全部智慧才能解释得了。并不是说孩子要死的事——这是不需要解释的。即使是异教徒也知道，上帝的宠儿常常是短命的，尽管异教徒可能把这个归于其他原因。但是为什么这个孩子竟活了下来，整整四十天，日日夜夜在船上经受风吹雨淋，这是个谜。这件事怎么能用上帝的爱去解释呢？

但是他却不能相信，上帝会这样无情，不爱他的创造物。“她怎么居然能活到今天呢？”他不觉问出声来。

军官面色阴郁地说：“他们在救生艇上当然尽量照顾她，把自己的一份水让给她喝。这样做当然是愚蠢的，可是一个人不能事事都讲逻辑，遇到这种事谁都会思索一下。”这倒像是对斯考比要求解释的一个提示——只是太微妙了，简直无法捉摸。他接着说：“这又是一个让人气恼的例子。”

这个人的一张脸因为干枯瘦削几乎可以说是丑陋的，包在颧骨上的肉皮看上去像是要绽裂似的，只是因为看不到任何皱纹才能断定是一张年轻的面孔。法国军官说：“她刚刚结过婚——启程以前。丈夫遇难了。根据护照，她才十九岁。她也许能活下去。你看，她还有一些精力。”她的胳臂像是个小孩子的，露在毯子外边，手指紧紧接着一个本子。斯考比看到她的结婚戒指松松地套在一根枯瘦的手指上。

“那是什么？”

“邮票[52]。”法国军官说，接着又恼恨地加了一句，“这场倒霉的战争开始的时候，她一定还在小学校念书呢。”

她就是这样躺在担架上，紧闭着眼睛，手里接着一本集邮簿，被抬入了他的生活。斯考比永远也忘不了这一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