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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草原的耶稣（第2页）

相比之下，游牧民族认为，提到邪恶或描绘苦难只会带来更多邪恶和苦难。他们特别憎恶对耶稣受难的描绘：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血从他的荆棘冠冕上流出，他的肋旁被矛刺穿。一个备受折磨的神的形象使他们的道德情感无法接受。对草原基督徒来说，耶稣可以被杀，但却能荣归天堂，这个观念说不通。与克烈部人和乃蛮部人不同的是，蒙古人认为神圣与世俗之间是截然分离的。对他们来说神是上天或天堂，而不是一个人。

基督教个人救赎的观念使蒙古人感到迷惑、害怕，因为它与草原文化中很强的社群理想相冲突。大多数蒙古人晚上甚至不敢一个人睡觉，所以想象在所谓的永恒天堂里却没有家人或亲友相伴是很可怕的事情。蒙古人认为，成为孤儿是人生最悲惨的命运，而与集体分离使他们感到恐惧。事实上，他们的很多魔法、仪式和风俗习惯都是祈求神灵保佑家庭成员，直到他们能平安回到家里。蒙古人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宗教奖励信徒上天堂，而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和祖先却不被允许进入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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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木真和基督徒之间的直接对话没有流传下来，但是第一位法国公使威廉·鲁布鲁克（WilliamofRubruck）在他的书中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他在公元1254年到达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汗的汗廷。威廉受一个热心的基督徒路易九世派遣出使蒙古，希望劝说鞑靼人信奉基督教，并且探讨结盟抵抗穆斯林的可能性。这位法国国王已经发起了前往圣地的十字军东征，并且渴望了解更多关于传说中的在波斯和中国之间的基督徒社区。

威廉和一小队精心挑选的同伴从君士坦丁堡出发，他们大多数时间骑马，有时步行，或乘坐牛车，忍受了近四千英里的漫漫旅程，终于到达位于鄂尔浑河畔的蒙古首都。他在蒙古汗廷看到了很多基督徒，其中一些就来自巴黎，这让威廉感到很惊讶，给了他很大的希望，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挫败感。他曾希望，既然有这么多的基督徒，其他蒙古人应该很容易地皈依基督教，但他很快就发现，正因为他们非常熟悉基督教信仰，因此才极力抵制它。

虽然威廉的游记非常精彩，但他却认为蒙古宗教是无知和不虔诚的迷信。威廉·鲁布鲁克的记述说明了一个事实，尽管很多蒙古男人的母亲是基督徒，他们也娶了基督徒为妻，但蒙古人和基督徒之间一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威廉错误地认为，蒙古人制作的纪念祖先的毡俑也是他们的神。他在他宝贵的游记中解释道：“虽然蒙古人相信只有一位神，但他们却用毛毡做成偶像纪念死者，给它们穿戴最贵重的衣饰，并把它们放在一个或两个车上，没有人敢碰这些车，只有他们的占卜者负责照顾它们。”威廉认为，既然他们崇拜这些人形的偶像，那么他们应该能够理解上帝也让他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子。

他记录道：“我向他们询问他们所信奉的神。”

他们回答道：“我们只相信有一个神。”

鲁布鲁克问：“你们认为他是神灵或者是具有肉体的东西？”

他们说：“我们认为他是神灵。”

然后威廉试图向他们宣讲他的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要点，上帝创造了他的儿子耶稣，他是神，也是人。他问他们：“你们认为他从来没有采取人的形体吗？”

他们回答说：“从来没有!”

威廉挑战他们，指出他们崇拜偶像，崇拜具人形的神。“既然你们相信他是唯一而且是神灵，你们为什么又给他塑成肉体的形象呢？”他补充道，“而且为什么塑得那么多呢？再者，既然你们并不认为他会变成人，你们为什么又把他塑成人形，而不塑成别的动物形象呢？”

蒙古萨满坚称，他们制作并崇拜的并不是神。他们着重声明：“我们并不塑造神的像!”塑造那些形象是为了纪念死者——“一个儿子、妻子，或者一个亲爱的人”，那些偶像只是用来纪念所爱的人。

威廉嘲笑这无聊和虚假的虔诚。他指责他们说：“那么你们只是为巴结别人才立像的。”他写道：“接着他们好像在嘲笑地问我，‘神在哪里？’”于是威廉开始布道，用非常抽象的术语把基督教信仰和关于灵魂的道理讲给他们听，但很快就没人听了。他在他的正式报告中写道：“当我要继续跟他们讲道理时，我的译员感到厌倦，不愿再译我的话，所以他叫我别再说了。”[177]

威廉在同萨满和万物有灵论者打交道时已经非常愤怒了，而当他和基督徒打交道时就变得更加沮丧了，因为他们对威廉的教导根本就不感兴趣，也不在乎罗马的教皇。草原基督徒的自由激怒了这位天主教教士，他认为要严格遵守教义，支持强大的教会层级结构。威廉对这些亚洲基督徒表示了极端敌视的态度。他写道，他们自称是基督徒，“但是他们的主人已经不再敬拜基督，反而敬拜偶像，他的身边都是偶像的祭司，这样的祭司只会招来恶魔，他们全都是江湖术士”。[178]威廉抱怨说，草原基督徒的祭司的声明“比事实多出十倍”，并且“无中生有地编造一个伟大的故事”，连佛教徒的生活也比他们“更清白”。

威廉在他的游记中抱怨，草原基督徒“一无所知”。他们的牧师随意举行仪式。他们“有叙利亚文的《圣经》，但他们不懂这种语言，所以他们吟唱时就像我们中间那些不懂语法的僧侣一样，他们绝对是堕落的”。威廉声称，这些祭司对酒精、女人和赚钱比宗教更有兴趣。“首先，他们是高利贷者和醉汉”；有人有好几个妻子；“他们犯了重婚罪，因为第一任妻子死后这些教士就再娶一个”；他们唯利是图，人们不得不为他们主持的基督教仪式付费，“因为不会免费主持圣礼”；他们“更在乎增加自己的财富，而不是增强人们的信仰”。[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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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木真与基督徒的联系终其一生都很重要，但他和他的基督徒妻子亦巴合别吉的婚姻却没能维持多久。这桩婚姻是出于政治原因而建立的，也是因为政治原因而终结的。她的父亲札合敢不在被任命为汗后不久，便违抗铁木真，他仍然认为他的克烈部人是蒙古人的主人。铁木真派了一支军队打败了他，并将他处死。执行这项重要任务的将军得到了亦巴合别吉做他的妻子。铁木真特地公开说明，之所以把她送人，并不是因为她长得丑或不喜欢她，他是出于政治原因不得不做出这个决定，因为他不能娶一个叛徒的女儿。他允许他的儿子拖雷继续以她的妹妹唆鲁忽帖尼为妻。与此同时，他允许亦巴合别吉保留她的公主头衔，保留她所有的财产以及所有分配给她的人员，并命令道，她要得到充分的尊重。[180]

铁木真这样做虽然有政治上的道理，但其动机可能并不纯粹是政治性的。真实的原因是他想娶另一个妻子忽兰，她是被击败的篾儿乞部首领的女儿。她的名字的意思是蒙古野驴，即戈壁滩上的野马。[10]蒙古野驴奔跑速度极快，而且远避人类。和其他种类的马不同，蒙古野驴永远不会被驯服，这也许表明了忽兰的个性，这或许正是吸引铁木真的东西。在他的一生中，除了正妻孛儿帖外，他最爱忽兰，并和她生了一个儿子。

根据《蒙古黄金史》的记录，铁木真不愿把他新娶了一个妻子的事告诉孛儿帖。他早些时候娶了两个塔塔儿女王和亦巴合别吉做妻子，更多的是政治决定，而非出于个人**，但他却对忽兰表现出了强烈的感情。他没有把忽兰带回家，把她引见给妻子和家人，然后圆房，铁木真似乎无法克服对她的欲望，迫不及待地在外面作战时就想和她**。但是铁木真未透露姓名的同伴警告他说：“野外合卺，于礼不合，回宫临幸如何？”

但铁木真“没听他们的话，还是共枕了”。[181]

他和孛儿帖青梅竹马，现在也仍然爱着她。在和忽兰相遇之后，他对一位家臣说：“无颜相对，回到家里，那屋子便窄了。原未询及家中之人，倘在外人面前发怒，似觉又羞又愧。”所以他没有自己去告诉孛儿帖他娶了一位新妻子，而是派了一位信使去报信。

“你来做什么？”孛儿帖问使者。使者告诉她，铁木真变心了，他的欲望战胜了他的意志，他无视同伴们的建议。他通过信使带的话简单而直接：“贪恋于虎帐之色。”他指的是他的幽会地点，“已与忽兰共枕了。”

孛儿帖放下作为一个真正的女王的尊严，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消息。她大声说：“靠汗主的威力，全蒙古不愿意，又能怎样？”她重复道，“靠圣主的威力，众生灵不愿意，又能怎样？”“额尔吉河上鸿雁集聚，任凭主上射到拇指发胀；大国境内妇女尽多，听凭主上寻访探求。”她似乎理解并宽容了他出外作战时就违背风俗习惯开始与忽兰发生关系。她引述了一句谚语：“烈马喜被雕鞍。”然后，孛儿帖不禁一语双关地大声质疑，“难道多了还坏吗？少了就好吗？”[182]

铁木真在把亦巴合别吉送走并娶忽兰为妻后，没有再娶。现在，他有四个妻子，包括两个塔塔儿姐妹，而他再也没有因政治或情感的需要而娶妻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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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合敢不死后，铁木真加紧了对克烈部的控制。他决定，他的国家不会像被他打败的塔塔儿部、克烈部和乃蛮部那样成为一个联邦或部落联盟。他打算团结一切氏族和部落组成一个单一民族，而他自己则是唯一的汗。所有的部落和氏族将成为新的蒙古民族的一部分，因此他们的地位会不断下降。现在他们主要的身份认同是蒙古，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在四十多岁的时候，铁木真把注意力从征服转向了管理。他摧毁了草原上所有的政府，现在正是要建立一个新政府的时候。塔塔儿人、克烈人和乃蛮人的精英系统已经完全被摧毁，他已经杀死了这些部落的贵族，把幸存者分配给了他自己的追随者。他成功地缔造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但他意识到，现在要继续掌权，他需要建立一个运作良好的政府系统，制定公开的法律，明确分工和责任，确定解决纠纷的手段。他把时间越来越多地花在了决定谁得到哪块牧场、调解家庭纷争、解决遗产问题、养活身边越来越多的官员和职员，以及其他诸如此类大大小小的实际问题。他陷入了日常事务而无法脱身，但他又不愿意像其他汗那样统治。他想开创一个全新的局面。

铁木真曾试图通过与基督教的王室家族联姻加强自己的权力，但他的努力失败了。他曾希望通过将札合敢不变为傀儡进行统治，也没有成功。他虽然不是汗的儿子，但他决心成为自己国家的汗，而这个国家将不同于草原上或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其他国家。而他也将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统治者。在四十四岁那年，他终于准备好踏上世界历史的舞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