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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法兰克王国（第2页）

这两个例证充分表明了皇家作为的重要作用。尽管当地人不乏抗击北方人的意愿，但国王把地方性的抗击提升为更广泛的防御战略，他还可以运用对阿基坦教会的影响力。9世纪60年代后期，布尔日大主教成为皇家在这里的关键人物，国王又将得力的波尔多大主教从易受攻击的教区调离。11世纪前，几乎再没有关于波尔多的连续文献记录，同一时期波尔多教区和其他阿基坦教区主教名单也出现了中断。有人认为这些证据证明维京人毁掉了阿基坦。事实上，这些不利的证据只能证明一些教堂损失了大量资料。9世纪，教皇在信件中批评了阿基坦贵族。毫无疑问，维京人的攻击造成了教会中心的变迁，假如波尔多的记录是一片空白，那么9世纪后期的利摩日（Limoges）则记录下一片赞歌。

布列塔尼和纽斯特里亚是维京活动的第三个区域。自9世纪40年代早期开始，北方人就活跃在南特周围。此后，袭击者沿卢瓦河向上游深入，攻击一些富庶的修道院，如图尔的圣马丁修道院（853年）、弗勒里的圣贝诺特修道院（865年）。布列塔尼首领萨洛蒙（Salomon，857—874年在位）和安茹伯爵罗贝尔各自雇用了一支斯堪的纳维亚小型舰队，罗贝尔支付了6000镑白银。866年，“大约400名同布列塔尼结盟的北方人，他们骑马由卢瓦河而来，洗劫了上游的勒芒（LeMans）”。他们在返回舰队的路上，在昂热（Angers）附近的布里萨尔特（Brissarthe）遇到罗贝尔和其他三位法兰克伯爵及其军队。消息灵通的编年史家雷吉诺（Regino）这样描述这场遭遇战：北方人寡不敌众，躲进了一座石头修道院中。罗贝尔架起工事围困修道院，他因为自信而变得鲁莽，摘下了头盔，脱掉了锁子甲。北方人立刻冲出来展开攻击，他们杀死了罗贝尔，并将他的尸体一起拉回修道院，显然是想索取赎金。失去首领的法兰克人只能撤退，北方人趁机回到卢瓦河。

9世纪60年代后期，萨洛蒙与“秃头”查理合作，在873年同北方人的战斗中取得明显胜利，这些北方人在此之前就已经躲在昂热一段时间了。根据雷吉诺的描述，布列塔尼人甚至想到了将马耶讷河改道，这样北方人的船只就会搁浅。兰斯的安克马尔（Hins）在《圣伯丁年代记》中写道：“北方人同意离开昂热且不再返回。他们要求2月之前留在卢瓦河上的一个小岛上，并且保留那里的一个市场。”“秃头”查理同意了他们的要求，条件是1到2月份期间，“他们要么接受洗礼，要么离开他的领地”。同时期的一封信中，安克马尔生动地想象了南特的局面：法兰克的南特主教阿克塔德（Actard）“没必要”迁移到“更安全”的教区了。阿克塔德的职责显然是留下来帮助“这些住在他城里的异教徒皈依基督教”。安克马尔还比较了耶路撒冷和科尔多瓦，这两个地方都仍然有基督主教居住：“伯爵和他的家人都可以与异教徒同住一个城市，一个不需要抚养妻子和孩子的教士为何做不到？”

萨洛蒙的几位继任者有时利用维京人同布列塔尼人争权，但更多的是积极同维京人作战。阿兰伯爵（）有效地保卫了布列塔尼。890年，“从塞纳河”来到布列塔尼-弗里西亚边界城市圣洛的“北方人”被赶走了。但是其他维京人还留在卢瓦河下游。阿兰伯爵死后，布列塔尼的抵制就瓦解了。阿兰伯爵的女婿和孙子逃往英格兰。随后20年间，维京人辖制了布列塔尼。直到阿兰的孙子阿兰二世（死于952年）返回并将他们永远驱逐。有趣的是，北方人在欧洲大陆活动最重要的考古证据——异教的船莽——是在布列塔尼的格鲁瓦岛发现的，然而布列塔尼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定居点几乎没有留下地名之类的证据。阿兰二世还恢复了受到极大影响的教会组织。

默兹河下游到莱茵河区域是第四个应该关注的地区。随着盎格鲁-撒克逊人及欧洲大陆作家所谓的“庞大军队”从英格兰来到这里，879年维京人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加剧。圣瓦斯特修道院（St。Vaast）的编年史撰写者记载：“北方人听到法兰克王国的内部纷争就横跨大海来到此地。”“纷争”是在西法兰克国王死后和王国分裂之后发生的。虽然881年西法兰克人在索库尔（Saucourt）大败北方人，但西法兰克几位国王不久之后也都死去了。东法兰克国王路易三世于880年在蒂梅翁（Thiméon）“杀死5000多名北方人”，但是他的儿子也被杀死。882年国王路易三世病死之后，“派去攻打北方人的军队停止了攻击”，“大部分士兵”因为这一戏剧性的反转得以幸存。

9世纪80年代，法兰克王国遭到了史无前例的严重破坏，当时的年代记做了详细记录。880年或881年，北方人在奈梅亨增强防御工事并在那里过冬。之后，他们洗劫了列日、乌得勒支、通格尔、科隆、波恩、曲尔皮希、于利希、诺伊斯、亚琛宫（“北方人曾在这里的皇家礼拜堂养马”）等地以及因登、马尔梅迪和斯塔沃洛的修道院。在戈德弗雷德和西格弗雷德两位“国王”的领导下，这些北方人在默兹河上的阿塞尔特（Asselt）建立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法兰克国王“胖子”查理集结军队围攻，随后同戈德弗雷德达成协议。戈德弗雷德在收到一笔钱并得到弗里西亚的几个地区后同意皈依基督教。据《富尔达年代记》（AnnalsofFulda）记载，谈判期间，一些法兰克人未经允许进入阿塞尔特城，“一些人去经商，一些人去探查防御工事”，他们“或被处死，或被扣留以获得赎金”。西格弗雷德同另一个维京首领高姆（Gorm）得到了2000镑黄金和白银。然而，这并没有终结883年维京人对莱茵河上游的一系列袭击，因为一支新的维京小队得到了戈德弗雷德的默许，他们穿过了弗里西亚南部，在杜伊斯堡（Duisburg）建筑防御工事以便在那里过冬。

同一年，国王“胖子”查理的堂弟，也就是罗退尔二世的私生子休（Hugh）希望能在中弗里西亚得到一些利益，他安排妹妹吉塞拉（Gisela）嫁给戈雷弗雷德。这直接威胁到“胖子”查理的权威，也激怒了他。“胖子”查理试图要回戈雷弗雷德的新娘。885年，戈雷弗雷德被骗去参加一次国王的会议，然后被杀。吉塞拉也被迫与准新郎分开，科隆主教欺骗她说这是一次和谈。在经历多次防御失败后，887年“胖子”查理被废黜。“北方人听说法兰克王国内部不和，国王被废，导致他们以前从未能得手的土地变得空虚了”。但是也有证据显示当地的反抗更加有效了。在圣伯丁修道院这一地区的勇士就在保护那些手无寸铁的人。法兰克王国的重新划分使东法兰克王国一位有能力的国王阿努尔夫（Arnulf）成功加冕。891年，阿努尔夫在鲁汶的维京城堡附近的戴尔河打败了那支“庞大军队”的余部。这一年底，维京人“庞大军队”离开法兰克前往英格兰。他们在布洛涅“得到船只（法兰克人提供？），带上马匹及所有财物，全部穿过大海”（《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

为何9世纪80年代维京人的攻击如此激烈？越来越多的攻击都至关重要，同样关键的是他们对中部洛塔林吉亚王国的专注程度。由于卡洛林王朝的继任问题变化莫测，且罗退尔二世的私生子休被排除在王位继承人之外，中部王国在870年灭亡，分裂为东西法兰克。结果是，尽管继承者想得到洛塔林吉亚的资源，但这里并没有被当作任何一个王国的核心区域。北方人在该地（亚琛、奈梅亨）的王宫的逗留独一无二。洛塔林吉亚不是任何人的“天堂”，它只是休梦想中的天堂，他一直准备同戈德弗雷德结盟以恢复他父亲的王国。这也许说明了为什么罗退尔二世的女儿吉塞拉愿意嫁给戈德弗雷德，以延续她这一支卡洛林家族的地位。

为什么维京人源源不断而来

关于这个问题，想要从众多的材料中概括出原因并不容易。当时的资料并不平均，有的试图进行较全面的记录，有的只是记录本地情况，还有的只关注教会。对于斯堪的纳维亚人活动的地点、规模及速度的记载有明显差异。现代历史学家将编年史中记录的“Nordmanni”或“Dani”翻译为北方人或丹麦人，好像他们对等的样子。其中的差异因此就被掩盖起来。在这些标签下，一些明显不同的少数群体就无法辨别。《圣万德里耶修道院编年史》记载了841年至856年间的历史，介绍了一系列曾率领舰队进入塞纳河的“海盗首领”：奥斯卡、西德洛茨（Sidroc）、戈德弗雷德和比约恩（Bj?rn）。要不是有一些独立的首领会率领一些战队单独行动，“秃头”查理钟爱的战术（招募一支维京部队用以抵挡其他维京人）根本无法运用。同样，维京人的成功也归功于他们在必要的时候愿意合作。

这两点都能从维京首领韦兰（Weland）的经历中得出来，通过《圣伯丁年代记》，我们也可以将其重现。860年，“秃头”查理同韦兰在索姆河会晤，韦兰同意攻击驻扎在塞纳河上的瓦塞勒的一支维京人，条件是收取“在严格监督下称量的3000镑白银”。由于支付延迟，韦兰离开并前往英格兰，861年，他率领200艘船只返回法兰克。“秃头”查理答应支付5000镑白银和缴纳大量的牲畜和谷物。韦兰按照约定包围了瓦塞勒的维京人，但他却收到了这些维京人支付的6000镑黄金和白银，韦兰最终同意与他们合兵一处。之后韦兰使“秃头”查理同意他规模硕大的舰队（以兄弟会为单位分成几个不同的子舰队）在塞纳河沿岸的各个港口过冬，甚至包括远在内地的圣莫尔-德·福塞斯。862年初，这些维京人离开塞纳河：“当他们到达海上，就分为不同的舰队，朝不同方向驶去。”韦兰自己却没有离开，他宣誓效忠“秃头”查理，同他的妻子、儿子及一些手下一起皈依了基督教。第二年，韦兰的两个手下人向查理指控韦兰不忠。在随后的一次“根据他们习俗”而进行的决斗中，韦兰当着“秃头”查理的面被杀死。同维京人过于密切的接触对于法兰克国王来说是充满危险的，但对于维京人也同样危险。

据说捐资通常全部或大部分是来自修道院的财富。然而，866年和877年，整个西法兰克王国都捐资了：皇家全面提前征税，影响了农民的储蓄、贵族囤积的财富、修道院的财富和商人的保险柜。866年，北方人也许是担心货币贬值，他们“根据各自的规模”将收款具体化。当时年代记记载的数据表明，西法兰克国大约支付了3万镑白银，大部分是以现金的形式，大约为700万便士。从供应方来说，这是可行的，因为“秃头”查理执政时期造币厂的产量超过5000万便士。这些钱币后来的去向呢？为什么只有不足100便士出现在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窖藏中？大多数白银去了不列颠东北部岛屿（见第十一章）。到达斯堪的纳维亚的钱币都被熔掉，重新用来修饰建筑、船只和武器，以及用于个性化展示和装饰的物件。这些物品有时也是北方人的战利品。法兰克王国对剑十分珍视，864年，“秃头”查理禁止将剑出售给北方人，违者将被处死。据《圣伯丁年代记》记载，“剑带以及男子马匹的装饰性装备上的小金属配件”也标明了价格。想象一把法兰克宝剑的剑具皮带上的顶端装饰，你可以感受到偷窃而来的精致宝物闪闪发光的样子，这也是权力货币——展示显赫身份、拥有皇家勇士并使他们妻子美丽动人的资金来源。

表一　9世纪的贡金和赎金

维京人作为胜利的勇士得到了这些战利品，但是他们相对于法兰克人的优势不是在所有方面都显而易见。在武器方面，维京人处于劣势：他们有很好的斧子，却觊觎法兰克人的剑；维京人没有防身盔甲，同穿着盔甲的法兰克人相比形同**；维京人会使用围城机械，法兰克人也会；维京人的机动性有其局限性，大船可以载着他们从斯堪的纳维亚出发，随后在英吉利海峡中穿梭，从一处海岸或河口向另一处运动，然而沿河道向法兰克王国中心前进就需要人工划船，即使顺风，前进速度也相对缓慢。修道院通常能够较早得到北方人来袭的警报，也就有充足的时间将文物和珍宝转移至安全地带。正如857年维京人攻击普瓦提埃的情况，步行前进对于维京人而言充满了风险。关于丹麦铁骑兵的记录最早见于810年，但到了法兰克王国，丹麦人首先得找到马匹。

表二　9世纪维京船只及船员人数

表注：唯一的盎格鲁-撒克逊资料是《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它是874年至896年期间最全面的，但是几乎没有提及人数。内容最为丰富的法兰克资料《圣伯丁年代记》尤其提供了9世纪60年代的详细资料。845年、880年和881年的维京伤亡数字则来自其他不太确定的资料。

最后一点是有争议的。我们很难估计斯堪的纳维亚军队的力量：相比人员的数量，船只的数量更具体可感。因为船只大小各异，搭乘人员的数量从10人到60人不等。中世纪早期的作者们在运用数字方面比较主观，他们通常使用整数，这显然不太可信。但更精确的数字可能又缺乏依据。总体来说，有证据表明战斗小队通常有几百人，由此可以推论当时所谓的“庞大军队”人数大概有几千人。9世纪80年代之前，法兰克人遇到的敌军人数相对较少，但同时他们自己的军队人数也不多。查理大帝的军队保守估计在5000人左右。

本章开始讲述了845年北方人对巴黎的攻击。圣热尔曼修道院的僧侣形容拉格纳（Ragnar）从天而降，其中的原因和动机有待进一步讨论。我们从当时一位圣人的生平中恰好可以发现，拉格纳曾经到过法兰克：大约在841年，“秃头”查理曾分给他位于弗里西亚的图尔霍尔特（Turholt）附近的土地，但他最终失去了土地和“秃头”查理的青睐。从这个角度来看，拉格纳的袭击更像是报复，“秃头”查理给他的7000镑白银更像是补偿，但拉格纳心里还有另一个人选。这位僧侣描述了拉格纳是如何收下这笔财富后返回丹麦的：

圣热尔曼修道院的翻译文体的作者如何知晓发生在霍里克宫廷里的事？来龙去脉是这样的。恰巧国王日耳曼人路易派遣由科博伯爵（tCobbo）所率领的使团前往霍里克宫廷，拜访结束后他们又前往圣热尔曼修道院朝拜。显然科博伯爵向这位僧侣提供了信息，进一步的细节描述证明了这个故事的可信度。另一个证据指出拉格纳尔德于845年去世。这个翻译文体作品自圆其说地描述这一事实：“拉格纳尔德说法兰克唯一英勇的人是一位叫热尔曼的老人。那一时刻，他像伟人一样轰然倒下。他的身体开始膨胀，直至爆裂死去。”翻译文体作品以冰冷的口吻补充：“国王霍里克担心法兰克王国的神灵惩罚他的子民，下令处死拉格纳的所有随同。”其他证据证实了霍里克急于通过严惩袭击者来同法兰克人讲和。

拉格纳企图打动丹麦宫廷里的人，并由此招募人手，这让国王霍里克感到了威胁。9世纪中叶维京军阀在国内的活动目标明显指向诺曼底。丹麦王国的组织和军事力量使其具有吸引力，是值得为之奋战的一种奖励。丹麦内战爆发，在法兰克边界横行了20年之久的军阀们终于在854年返回国内，还有一些于855年返回，他们“希望得到王权”。9世纪后期，另外一些衣锦还乡的北方人打算依靠他们在法兰克王国所获得的收益过上大贵族的生活。882年，西格弗雷德和高姆将“载满金银财宝和俘虏（从法兰克抢掳而来）的船只派遣回国”。对于法兰克战利品的需求与对国内权力和地位的追逐密不可分。从抢劫中获益的军阀越多，效仿者也就越多。

在某些情况下，北方人明显希望在法兰克统治者分封给他们的领地内定居下来。弗里西亚对于斯堪的纳维亚的军阀尤其具有吸引力，而法兰克人并没有把弗里西亚视为帝国整体的一部分。826年，哈拉尔得到吕斯特林根；841年，他又得到瓦尔切伦。852年，哈拉尔的法兰克靠山认为他“有可能背叛”而将他处死，哈拉尔在北部边境的活动戛然而止。850年，哈拉尔的弟弟罗里克（Rorik）攻占了杜里斯特之后，法兰克皇帝罗退尔决定让他“统治”弗里西亚南部，“条件是他要忠诚地向帝国纳税，以及其他财政方面的约定，并且抵制丹麦海盗的袭击”。罗里克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由此确立下来。861年，“秃头”查理的女儿朱迪斯（Judith）和佛兰德斯伯爵鲍德温（tBaldwinofFlanders）私奔，他们向罗里克寻求庇护，但大主教安克马尔代表皇帝致信罗里克，警告他不能接纳这对任性鲁莽的情侣。

接触的影响

一些现代学者认为，有段时期法兰克人抱着听天由命的消极状态，之后开启了成功抵抗的新阶段。然而最早期的维京人袭击记录就表明抵抗和赔款是同步的：同一时期可能存在不同的反应，抵抗者也形形色色。9世纪30年代，贵族为保卫阿基坦而战；841年，一位王室家臣试图保卫塞纳河下游；864年，佛兰德斯的“当地百姓”参与抵抗；每个时期皇家任命的边境指挥官和伯爵都发挥了突出作用。一些主教也许在率领抵抗时被维京人杀死，因为这些主教本身就是好战者。854年，奥尔良和沙特尔的主教“准备好船只和士兵抵抗维京人”，盘踞在卢瓦河上的丹麦人被迫放弃了攻击奥尔良及其腹地的计划。880年，在东法兰克王国，当北方人打击一支萨克森军队时，有两位主教被杀。在中法兰克王国，列日主教的英勇行为受到爱尔兰诗人塞杜里乌斯（Sedulius）的称颂：“当不怀好意的北方人看到您穿着白色战袍的士兵时，难道他不会颤抖吗？他逃回船上，不再敢有攻击法兰克王国的念头!”882年，莱茵兰地区，由平民和包括梅斯主教瓦拉在内的教会重要人物组成了一支联军，并击退了北方人。瓦拉被杀，但他的追随者继续战斗。修道院领袖甚至有时出于责任会表现出强悍的一面。年轻的科尔比修道院院长有“一个令人担心的习惯”。他的忘年之交费里耶尔修道院院长卢普斯（Lupus）这样形容他：“手无寸铁、不顾一切地加入战斗，追求胜利的欲望控制了年轻、精力旺盛的你。克制一下自己吧。我恳求你，调动你的军队，让士兵拿着武器去战斗吧!”农民也自发参与抵抗。882年，普鲁姆修道院的佃农组织了一次未能成功的抵抗：“与其说他们失败的原因是没有武器，不如说他们缺乏纪律性……他们像牛一样被屠杀。”859年，纽斯特里亚的农民发誓联合起来抵抗北方人。当时的一段墓志铭用冷酷的语气写道：“因为掉以轻心，他们被更加强大的敌人杀害。”法兰克精英们选择保卫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不是他们的子民，因此农民们自然认为最保险的抵抗就是逃亡。

要想评价维京人对法兰克的经济所带来的影响，我们需要先把细节放在一边，用更广阔的视角来看。直到20世纪60年代，11世纪和12世纪维京人破坏修道院的恐怖故事才被历史地解构。就当今比利时所辖之地而言，这些故事被证明是不真实的；阿基坦地区恐怕也是如此。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维京人的活动对于法兰克经济起了积极的刺激作用。这可能过于弱化维京人造成的短期破坏，也可能夸大了他们造成的影响。赔款的需求似乎促使囤积的财富在中短期内得以释放出来，然而这对于一个部分货币化的经济体系的影响程度却不得而知。10世纪，佛兰德斯的货币流通原始且规模小，我们无法证明或反驳维京人的活动与商业的联系，因为贸易不一定以现金的形式进行。北方人在法兰克可能使用过钱币，他们参与当地市场的活动，购买法兰克的剑、马匹，以及苹果酒和葡萄酒之类的加工食物。南特和昂热的北方人肯定也有类似的需求。873年被驱逐出南特的北方人试图得到开办市场的许可。当阿塞尔特的北方人打开他们的市场大门后，法兰克人迫不及待地涌入并与之进行交易。9世纪末期至10世纪早期，沿海和沿岸地区主要进行城镇建设。9世纪80年代，莱茵河上的科隆和梅因茨重新修建防御工事。这一时期，默兹河上的于伊（Huy）、迪南（Dinant）、那慕尔（Namur）、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首次作为“要塞”和“城堡”得到实践检验。10世纪前后的几十年，佛兰德斯地区的根特、布鲁日、安特卫普掀开了商业的新篇章。9世纪中叶，昆都维克依然是（圣万德里耶修道院的）僧侣们选择逃亡的地方，也拥有盛产钱币的造币厂。塞纳河畔，鲁昂的商业地位重新恢复，并且自10世纪早期开始变得日益重要。卢瓦河及支流上的南特、昂热、图尔及奥尔良亦是如此。这一切与北方人在这些地方的活动不无关系，但这种联系也许同样受到更深层的经济增长推动力的影响。

大部分情况下，北方人似乎同法兰克人没有太大的差异，卡洛林王朝的证据不能说明北方人更加残暴。圣热尔曼修道院的僧侣提到，在“秃头”查理和军队的目睹下，来自塞纳河对岸的圣丹尼斯的北方人绞死了111名俘虏。但另一方面，782年查理大帝在费尔登（Verden）杀死4500名撒克逊人。北方人扣留或提供人质，订立条约，并“以他们的方式”发誓。北方人是异教徒，但没有证据表明法兰克人认为他们好战，或将他们的行为归为宗教狂热。相反，在教会的记录中，北方人对圣徒表现出崇敬之情。与基督教不同，异教宽容而兼收并蓄。哈拉尔、韦兰、戈德弗雷德和罗洛都心甘情愿皈依基督教。作为定居点，诺曼底也是文化快速适应的一个实例。

妇女是检验文化兼容性的试金石之一。皮特尔附近发现了一处据称是“维京人”的墓地。墓地主人究竟是维京人还是法兰克人？我们只能说她戴着维京风格的珠宝。她也许是一位皈依基督教的丹麦人（是否就是韦兰的妻子），也许是信奉丹麦宗教的法兰克人。一些北方人的确带着妻子随行（后来的萨迦证明他们对胸有城府的妻子怀有敬意），有一些人却想娶法兰克新娘，10世纪时在诺曼底的确有人这么做。《圣伯丁年代记》所有关于维京人抢劫的资料中没有提到任何强奸的事例，这相当重要，因为同一年代记中两次提到信奉基督教的卡洛林王朝国王下属实施了强奸，其中一次是强奸修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北方人从来没有强奸过妇女，只是说明他们并不是臭名昭著的强奸者。两位出身高贵的法兰克女子（其中一位是王后）考虑要投靠维京人，因为她们认为法兰克丈夫要杀死自己。朱迪斯公主为躲避盛怒的父王，向北方人罗里克寻求庇护。戈德弗雷德的法兰克新娘吉塞拉被设计参加“和谈”，无意间成为杀害丈夫的同谋。但是她的悲剧也暗示在诺曼底和其他地方将会出现较为乐观的可能性：妇女对和平产生了推动作用，维京人定居下来和她们共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