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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维京遗产（第1页）

第十一章维京遗产

彼得·索耶

我们对维京人在西欧活动的主要了解依赖于教会人员写下的文本。考古证据、硬币和地名提供了大量信息，这是其他途径无法提供的。但是只有将这种证据放在由编年史、宪章、法律和其他基督教西方教会和宫廷的文献提供的框架内，它们才能更加有意义。

这种传统历史资料的价值在与东欧的对比中凸显出来。在东欧，只有穆斯林和拜占庭人提供了能够帮助解读大量考古和钱币证据的同时期文献，相反，直接受到斯堪的纳维亚侵略者影响的人并不能提供。这些文献包括了一手资料，尤其是伊本·法德兰和“紫室者”君士坦丁七世的作品。但是同我们对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西方的角色的理解相比较，我们对他们在东方所起作用的理解难免会有更多的猜测。

北方人的愤怒

神职人员、僧侣和修女有充分理由惧怕维京人，因为他们的教堂是最吸引袭击者的目标。首先，它们在最初修建的时候没有设防，而且许多教堂有大量用来装饰祭坛和神龛以及书籍封面和法衣的珍贵金属和宝石。在整个西欧，所有教会人员都将维京人的袭击视为上帝的审判。当然在他们描述袭击者造成的毁坏时，这一点并没有被弱化。根据《圣伯丁年代记》记录，841年袭击鲁昂的丹麦人“野蛮地**了该城镇，到处杀人、放火、抢劫，杀死或俘虏僧侣和其他居民，使所有的修道院和塞纳河沿岸的其他地方变成一片废墟，或者勒索大笔金钱，给整个地区带来极度恐慌”。

这些一一列举的灾难给人留下了维京人极其残暴的印象，这种印象在后来的记录中进一步得到加强，比如12世纪的《爱尔兰人与外国人的战争》，其中包括一段经常被引用的对维京人破坏力的夸张描述：

可以这么说，即使脖子上长着一百个钢铁一样的头颅，每个头颅上都长着一百个锋利、冷静、永不生锈的舌头，每一个舌头都能大声发出永不停止的声音，也永远不能形容、不能描述、不能列举、不能讲述盖迪尔（Ghaedhil）到底遭受了多大的苦难。男人和女人、神职人员和平信徒、老人和幼童以及贵族和平民，每个家庭所遭受的苦难、伤害和欺压都无一例外地来自这些国外的凶恶异教徒。

一些现代历史学家也呼应了这种判断，声称“从汉堡到波尔多的所有西部修道院和城镇都被洗劫一空，国家的大片土地尤其是荷兰和法国的西北部被变成荒漠”，还声称维京人造成了“欧洲大西洋沿岸的政治分裂、社会动**”，使商业和工业陷入停滞、农业难以维持。

本书的一个目的是提供一幅更加全面的图景。毫无疑问，维京人毁灭了太多东西，造成大范围的破坏，但是不能因此认为他们比西欧各民族更加野蛮和残暴。法兰克人、英格兰人、爱尔兰人和其他人以同样的方式对待邻国或参与内部斗争。比如，841年《圣伯丁年代记》记录，在“虔诚者”路易死后的内战期间，他的长子罗退尔在从桑斯到勒芒的途中“破坏、放火、**、亵渎一切”，他甚至不能阻止手下人毁掉他想要参观的地方。他迫不及待地把从教堂或教堂的保险库中搜刮来的珍宝运走。但是维京人和他们的受害者之间有两点重要的不同：第一，他们来自海上，这给了他们出其不意袭击沿海地区并能够相对安全撤退的优势。第二，最初几代维京人是异教徒。我们不应该把重点放在宗教差异上，尽管当时有一些人是这样做的。教堂也没能免遭基督教徒国王的攻击，基督教徒在彼此的冲突中可能同维京人一样残忍、冷酷，具有毁灭性。与大多数军队一样，基督教国王的军队对自己的人民也像对待敌人一样恐怖。

最初维京人袭击的主要也是唯一目的就是抢劫珍宝，通过赎回俘虏索取保护费或贡金。偶尔他们会得到为赎回一些有地位的俘虏而支付的大笔赎金。858年，为赎回圣丹尼斯修道院院长而支付的赎金比845年为挽救巴黎支付的钱还多。994年，袭击者沿易北河而上，俘虏了斯塔德（Stade）伯爵和他的弟弟，并索要了7000马克。大多数赎金的数量要少许多。841年，塞纳河谷的圣万德里耶修道院支付了26镑白银以换回68名犯人。

也许法兰克雄厚的财富是维京人似乎没有将那里的俘虏卖作奴隶的原因：索要赎金更简单，而且回报更丰厚。而爱尔兰的教堂没有多少金银，维京人更喜欢把俘虏卖作奴隶。奴隶贸易在东欧更为重要。8世纪，森林地区几乎没有金银，但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很快发现他们通过将奴隶、皮毛和其他产品卖给穆斯林商人换取白银，能够间接获得财富。正如在第六章所述，也许他们是从当地捕兽人那里购买皮毛，但是大多数皮毛可能是作为贡品获得的，如同后来基辅、诺夫哥罗德和其他贸易中心的大公所为。10世纪，俄罗斯积累的大量白银就像西欧的教堂珍宝一样对维京人极具**。10世纪从东部传入斯堪的纳维亚的许多白银有可能是通过袭击获得的。

维京袭击对西欧各地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法兰克的许多修道院拥有分布广泛的地产，来袭前教友可以带着圣物、珍宝、书籍和档案前往他处栖身，直至危险过去。尽管教堂和修道院的建筑可能被毁，但是法兰克中心许多教区通过这种方式至少保留了他们最珍贵的一些资产。沿海地区就没这么幸运了。事实上，“秃头”查理为保护王国中心地区而做出的努力意味着塞纳河和卢瓦河下游以及其他沿海地区被放弃了，任凭维京人摆布。大多数宗教团体和主教逃到其他地区寻求安全便是很自然的一个后果。据说9世纪70年代初以后的一段时间，阿夫朗什（Avranches）、巴约、埃夫勒（évreux）或利雪（Lisieux）都没有主教。库唐斯（ces）主教在鲁昂避难，一位法兰克伯爵在那里保留了一些名义上的权力；南特主教放弃了教区。10世纪，诺曼底地区不断有公爵鼓励恢复教区组织，但是修道院复兴的速度更加缓慢，只是在11世纪时才加快了步伐。

不列颠群岛没有一处可以躲避维京人的避难所。阿尔弗雷德把维京入侵时期描述为一切都被洗劫烧毁的时期。尽管如西蒙·凯恩斯在第三章指出的那样，没有关于任何修道院命运的确凿证据，但是阿尔弗雷德或许并没有夸大其词。一些修道院可能被彻底毁掉了，但我们无法了解具体数量。一些宗教团体在依然处于英格兰统治下的地区或很快被恢复的地区幸存下来或很快恢复。

同法兰克一样，英格兰受到的破坏主要位于被丹麦人征服或殖民的地区。殖民者获得的大部分土地曾经属于宗教团体，这比建筑的损毁和珍宝的丢失更加威胁到他们的生存。财产的损失可以弥补，但失去地产等于剥夺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源。结果是，截止到9世纪末，在蒂斯河（Tees）与韦兰河（Welland）之间的英格兰地区或东盎格利亚，修道院所剩无几。教区组织依然受到斯堪的纳维亚人征服的干扰，但是约克大主教们留在了教区，至少有两名大主教与约克的斯堪的纳维亚统治者积极合作。事实上，征服对他们有利，因为他们可以收回曾经属于自己教区的林赛。

在爱尔兰，一些修道院幸存下来，甚至连都柏林和科克附近的修道院都保存完好，部分得益于斯堪的纳维亚定居点不如英格兰的定居点分布广泛。但事实正如唐查德在第四章解释的那样，尽管一些修道院遭到数次攻击，爱尔兰全境还是有许多修道院幸存下来。这的确让人对“英格兰的修道生活被维京人削弱了”这个说法产生怀疑。尽管后来的修道院改革者把10世纪早期的英格兰看作“修道的荒漠”，但那是因为幸存的宗教团体不正规，因此这在改革者们的眼中不是真正的修道生活。这当然不是维京人摧毁英格兰修道生活的证据。甚至在9世纪国王阿尔弗雷德传记中，阿瑟也抱怨说，英格兰有许多修道院，但是它们“没有恰当地遵守这种生活的规则”。

政治影响

维京人应该为许多政治变化负有责任。在一段时期内他们在爱尔兰建立的几处基地保留了一定程度的独立，这些基地直到12世纪都是爱尔兰政局中的一个麻烦因素。维京人还在法兰克一些地区建立沿海基地，但是都经过法兰克统治者的许可，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只有诺曼底是永久性的。英格兰的变化更具实质性：诺森布里亚和东盎格利亚两个王国被征服，第三个王国麦西亚被削弱，唯一幸存的本土王朝只剩下威塞克斯的国王们。他们成功地抵制了入侵者，声望得到极大的提高，从而使阿尔弗雷德宣称其真正代表了所有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他的子孙扩大政权并最终统一王国奠定了基础。阿尔弗雷德建立的要塞或自治市镇由王室派人管理，这是英格兰国王加强政权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阿尔弗雷德的继承者们逐渐控制了丹麦人曾经征服的地区，他们将这种自治市镇网络延伸到最北端的切斯特和约克。10世纪，其中的许多地方建立了造币厂，密切管制皇家铸币，标志着王国的统一。

同基辅公国发展的规模以及它在东欧广大地区建立的霸权相比，维京人直接或间接在法兰克、英格兰和爱尔兰造成的变化就相形见绌了。托马斯·努南在第六章清楚地说明，这不仅仅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业绩，还因为基辅大公及其帝国疆域内的几位统治者同他们的仆人一样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后裔。

相比之下，大西洋诸岛的殖民过程几乎完全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进取的结果。在英格兰、爱尔兰、法兰克和俄罗斯定居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后裔很快被同化，但是在先前鲜有人居住的大西洋岛屿上，挪威殖民者及其后裔继续使用自己的语言。在奥克尼群岛、设得兰群岛、赫布里底群岛和马恩岛的定居者也是如此。这是斯堪的纳维亚世界的一个巨大、永久性的扩张，它与挪威保留了如此密切的联系，以至于最终大部分并入了挪威王国。

定居和经济变化

目前尚不清楚9世纪和10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移民的数量。俄罗斯有关斯堪的纳维亚定居者的考古证据比西欧更加丰富，但这是因为异教埋葬习俗在东部的持续时间比西部更久。对斯堪的纳维亚殖民规模的大多数推测是基于斯堪的纳维亚地名的证据，但是这些地名反映了斯堪的纳维亚语言对当地口语的影响，并不一定表明斯堪的纳维亚人所定居的地方。英格兰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名比诺曼底和爱尔兰多一些，部分是由定居点的密度和范围造成的。另一个因素是，某地使用斯堪的纳维亚语言的时间长短。比如，在诺曼底西部，斯堪的纳维亚语言对地形次要特征名称的影响比诺曼底东部大，因为丹麦话在西部的使用比在鲁昂地区更久。一批批新定居者在876年最初定居之后的四十年中陆续抵达英格兰，保证了斯堪的纳维亚语在一些地区的使用持续到10世纪。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9世纪丹麦语和英语之间的关系比丹麦语或挪威语与法语或爱尔兰语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因此，斯堪的纳维亚语对英格兰语言的影响比其他地区要大许多。英语从斯堪的纳维亚语中借入大量词汇，首先是从斯堪的纳维亚人定居地区的方言中借用。后来许多借词在全英格兰被采用，比如take（拿）、call（叫）、window（窗）、husband（丈夫）、sky（天空）、anger（生气）、law（法律）、st（欠缺的）、loose（松的）、ugly（丑陋的）、wrong（错误的）和happy（开心的）等。正如一位丹麦学者所言，“英国人无法离开斯堪的纳维亚词汇表达茁壮成长（thrive）或患病（ill）、死亡（die），它们对于英语来说就像面包（bread）和鸡蛋（eggs）对于每日的饮食一样”。

英格兰的斯堪的纳维亚定居者肯定比诺曼底或爱尔兰的定居者更多，但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名让人对它们之间的不同产生了误解。在英格兰，地名显然表明了那些受斯堪的纳维亚语言影响最大的地区。但是，定居的主要地区有可能是根据斯堪的纳维亚地名最密集的区域来显示的，比如在林肯郡丘陵（LineWolds）和斯利福德（Sleaford）东部。重要的一点是，在林肯郡发现的10世纪和11世纪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大多数胸针、戒指和其他金属装饰物都来自这些地区。

面对不断的洗劫，比如834年至965年期间杜里斯特至少经历7次袭击，贸易中心依然展现了极大的恢复力。尽管如此，袭击依然在西欧的许多地区造成贸易的严重下滑。维京人后来刺激了他们所征服的法兰克、英格兰和爱尔兰部分地区的经济，算是做了一些补偿。在爱尔兰，9世纪中期维京人建立的许多沿海据点不仅是继续进行海陆袭击的基地，而且很快成为活跃的贸易中心。他们积累的财富吸引了爱尔兰国王们，爱尔兰历史学家弗朗西斯·拜恩（Frane）曾指出国王努力去“保护”它们：“爱尔兰的地方君主可以榨取都柏林、沃特福德或利默里克的贡金，他们比其他那些敲诈20个部落首领的君主更加强大。”

在英格兰和法兰克，维京人的征服范围比在爱尔兰的更加广大。在这些地区，曾经被英格兰或法兰克国王的代理人和修道院以及其他大地主把持的大量产品留在了生产者手中。斯堪的纳维亚统治者和主要的下属索取了一些，但总量可能比以前的统治者索要的会少一些。由于有了更多的剩余产品，10世纪欧洲许多地方的经济不断发展，当地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都从日益增长的需求中大大受益。

而斯堪的纳维亚定居者自己也将获得的财富再次分配和消费，从而为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他们的战利品里有黄金和宝石，但是大部分是硬币形式的白银、首饰和金银餐具。维京首领可能保留了最有价值的物品，而把白银赏给手下人。维京人的白银窖藏包括英格兰和法兰克的硬币、戒指、铸锭，偶尔在不列颠群岛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在英格兰国王控制范围之外的地方也发现了一些首饰，而英格兰国王在自己的领土上通常把这类财宝换成硬币。尽管这类窖藏数量较小，它们的拥有者却比斯堪的纳维亚统治地区内的当地人更有购买力。大量富有的人的出现必定刺激了当地经济，维京人开始在约克和林肯及其周围地区定居之后，这些地区得到一定的恢复。10世纪末期，这些地方和其他英格兰城镇的快速发展也有其他原因，但是最初阶段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归因于维京人。正如珍妮特·L。纳尔逊在第二章所述，维京人对法兰克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要微小得多。9世纪时开始的城镇扩张在经历了维京袭击的破坏后继续发展，尤其是在莱茵河和默兹河谷地区。只有在诺曼底地区，斯堪的纳维亚定居者的财富像在英格兰那样刺激了当地城镇发展，推动了鲁昂地区的重振和卡昂及其他城镇的出现。

斯堪的纳维亚

斯堪的纳维亚在维京时代经历了重大转型。到11世纪末，基督教化进程在大多数地区迅速开展。新的管理方法使丹麦和挪威国王的政权更有效率，得以将不稳定的霸权转变为相对稳定的王国。到12世纪初，丹麦和挪威的大部分中世纪城镇已经建立。维京人推动了这些改变，但是商人、传教士和王室代表等也做出了同样的贡献。

两个最根本的发展——皈依基督教和创建中世纪王国——密切相关。从9世纪中期开始，基督教传教士得以在斯堪的纳维亚许多地方宣教。一个结果就是一些斯堪的纳维亚人准备接受基督为一个神，哪怕不是接受基督为独一的神。正如10世纪日耳曼编年史家维杜金德所说：“丹麦人成为基督徒很久了，但是他们以异教仪式祭拜神像。”传教士的容忍为基督教化的下一阶段——正式接受基督教的神为唯一的神铺平了道路。这就意味着他们要摒弃传统的宗教信仰，或将它们归于迷信。这是与过去的断然决裂，需要统治者的支持。

斯堪的纳维亚第一位接受洗礼的国王是丹麦人“蓝牙王”哈拉尔，但是有迹象表明至少有一位挪威国王在他之前接受了基督教。“金发王”哈拉尔之子哈康在英格兰国王埃塞尔斯坦的宫廷接受培养。尽管这种安排是出于政治或外交原因，而非宗教目的，但是当哈康继位时，他的外国教育经历对斯堪的纳维亚产生了重要的宗教影响。他是第一位在挪威积极推广基督教的国王，或许真的曾邀请英格兰传教士到挪威传教。斯诺里根据一首纪念哈康的诗《哈康之歌》来支持他所声称的哈康放弃了基督教。诗中暗示，哈康至少有一段时间自己接受了基督教，但是没有认真在民众中强制推行。挪威基督教化的早期进程被后来强化的奥拉夫一世的功绩所遮蔽。毫无疑问，奥拉夫一世是新宗教的积极支持者。他在挪威的传教活动看上去的确巩固了几十年前开始的进程。

在瑞典，后来被认为是第一位基督教国王的奥洛夫·斯科特科农在995年就已经在发行锡格蒂纳造币厂铸造的基督教硬币了。然而，直到1080年乌普萨拉才停止信奉异教宗教信仰。650多块如尼石刻和许多异教徒墓地表明，在11世纪的斯韦阿兰（Svealand）基督徒和异教徒一直共同生活。

在大众接受基督教之前，传教士肯定已经受到中意于他们的统治者和权贵的保护和礼遇。后来，国王成为基督徒后，皇家随从人员中通常会包括一名主教来完成礼拜仪式，并且向国王进谏。一段时期之后，斯堪的纳维亚的教会组织才顺应了其他地方的模式，主教才常驻大教堂，其管理的教区才有了固定的范围。这种情况首先在丹麦出现。到1060年，丹麦的所有中世纪主教教区已经建立。10年后挪威的主教教区开始建立，首先在埋葬圣奥拉夫的塞利亚岛（IsleofSelja）上的尼德罗斯（Nidaros）建立教区，但是它很快就转到卑尔根，之后则在奥斯陆建立教区。瑞典主教教区的早期发展不太明晰。第一个是11世纪中期建立的斯卡拉（Skara）教区，但是到1100年，林雪平（Link?ping）和锡格蒂纳可能也有了大教堂，但那时教区界限不是固定的。

到11世纪末，基督教开始影响斯堪的纳维亚社会的方方面面，他们修建了无数的教堂，许多是由地主修建的。第一批教堂是木头建造的，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但是许多12世纪的教堂是石头建造的。教会推行一种新语言，即拉丁语，以及一种新字母系统，即罗马字母，它们同斯堪的纳维亚各语言以及如尼文共同使用了几百年。它们带来了新的礼拜形式，教会人员还推广了大量不同的文学作品，包括《圣经》、圣徒生平故事、书信集、编年史和其他形式的历史作品，这些作品曾经用来教育未来的神职人员，最终为本地文学提供了范本。

斯堪的纳维亚早期的主教大多数是外国人，许多人来自英格兰或德意志。一些主教曾经在基督教王国为王室做过管理工作，他们教斯堪的纳维亚人使用文件作为经费和其他交易的证据，也推动了第一批书面法律的编撰。尽管教会法律不总是或不在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被接受，他们依然开始根据教会法律来修改传统习俗。这些法律的幸存版本均在1100年之后被编撰或编辑，但是没有理由怀疑，在这之前在基督教顾问的影响下已经产生了一些变化。

11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基督教化进程加快步伐，主要受益者是国王，尤其是丹麦人和挪威人的国王。由于拥有了书面法律和王室证书等创新性的事物，他们的管理更加有效，他们的地位由于王权思想和教会推行的仪规而得到提高。此外，新形式的政治组织得到发展，主教不仅是王室顾问，而且是有文化修养的王室代理人。

皈依的最重要影响之一是同教皇的联系日益密切。1027年克努特访问罗马，对斯堪的纳维亚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是50年后，改革中的教皇开始宣称对斯堪的纳维亚拥有直接管辖权，要求斯堪的纳维亚人按照罗马的解读来服从教会法律。1100年，埃里克一世（ErikEjegod）成为拜访教皇的第二位丹麦国王，部分原因是为提升隆德为大主教区铺路，另一部分原因是为获得教皇对他的哥哥克努特封圣的确认。1086年克努特在欧登塞被刺杀，并且已经在丹麦被公认为殉道者。埃里克一世邀请英格兰伊夫舍姆修道院（EveshamAbbey）的僧侣前去供奉这位王室圣徒的圣龛，之后不久就开辟了一张新的重要宗教团体关系网，制定出有助于将斯堪的纳维亚与欧洲其他地方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修道规定。

日益强化的皇家政权也在维京时代末的经济发展中得到印证。由于维京人而流入斯堪的纳维亚的大量财富在许多人中广泛散播，但是它并没有自动刺激经济变化或导致城镇的发展。直到11世纪，大部分财富还存于窖藏中，一些大型的窖藏用于重大交易，比如支付嫁妆、赎金和贡金，或购买农场或船只。包含大量适用于日常使用的碎白银最早窖藏可以追溯到10世纪末的丹麦，表明当地市场得到了发展。同一地区的城市也在丹麦国王及其代理人的保护下发展起来，他们能够提供商人和手工艺人所需要的安全环境；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同一个地区制造了第一批能够运载大宗货物的帆船，第八章曾讨论过这个发展。

10世纪中期，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仅丹麦有城镇：里伯、海泽比（后来被石勒苏益格取代）、奥胡斯；之后丹麦建立了比尔卡、欧登塞、罗斯基勒和维堡等城镇，挪威地区的奥斯陆和特隆赫姆在1015年之前的大部分时间在丹麦国王或承认挪威人领主地位的首领控制下。瑞典的王室政权发展缓慢，城镇化发展亦是如此。1000年时只有修建于约975年的锡格蒂纳一座城市。这里是奥洛夫·斯科特科农和以后11世纪国王们的基地，他们试图从这里出发去索取对斯韦尔人的权力，但收效甚微。

到11世纪末，几乎没有斯堪的纳维亚人希望在不列颠群岛或大西洋诸岛上寻找新的家园，或真的期待重演祖先用武力在西欧或东欧敛财的英雄事迹。然而，他们能够从和平的贸易中受益，不仅获得白银，还有有用的产品，如布匹、谷物、面粉和啤酒，以及教堂和富有平信徒家的装饰和陈设。除了斯堪的纳维亚的腌制食品，西欧城镇的快速发展还需要木材和其他原材料。12世纪早期，或许更早，挪威人就已经在出口后来他们最重要的出口产品鳕鱼干了。尤其是在城镇，鳕鱼干在冬春季节可以补充粮食供给。12世纪，丹麦和瑞典南部修建了大量石头教堂，其中许多教堂是由外国工匠修建（当地没有用石头建房的传统）。这表明斯堪的纳维亚这些地方以及挪威的许多地主从贸易中受益，这种贸易在维京时代之后又像以前那样继续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