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是,那位联系人把那张光盘交给了我们。我把它打印出来,这是一个新发现。这些私人侦探的记录非常详细,他们要做的事情,他们向英航的谁负责都有记录。这份日志揭露了一次代号为“考文特花园”的行动。第一篇日志的日期是1991年11月30日,里面写道:“第一次在恩瑟奇大楼——英航位于伦敦市中心的总部——S1的办公室看见‘芭芭拉计划’。”原来“S1”是戴维·伯恩赛德的代号,而“芭芭拉计划”就是巴沙姆交给克里斯·哈钦斯的那份关于维珍的报告。
日志中还包括一些令人震惊的细节:这队侦探说服英航的一些高级管理人员,维珍正在实施反对英航的秘密行动。他们估计我们为这项并不存在的行动付出的费用高达40万英镑。我们后来发现,英航每周花在“考文特花园”行动上的费用为1。5万英镑。
最荒唐的是,在这次行动中,侦探们居然在兰开夏郡的“胳肢鳟鱼”宾馆安装秘密摄像机和录音设备,目的是偷偷录下伯恩赛德和一名“内鬼”见面的情况,“考文特花园”行动组确信后者在为维珍工作。日志记录了因伯恩赛德未能打开窃听设备而导致计划失败的经过!我本来能够免除英航的这个麻烦,因为我从未雇用任何私人侦探,而且永远不会雇用。那不是我或维珍的做事风格。
读完“考文特花园”日志,我感觉自己仿佛从一个平行宇宙中归来,那是英航雇用的阴谋家和英航高层管理人员凭空臆造的世界,代价高达成千上万英镑。我真的开始期盼这桩诽谤案尽快开庭,它后来被称为“一切诽谤庭审之母”。
1992年12月7日
“英航已经崩溃了,”乔治·卡曼告诉我,“他们今天刚向法庭支付了大约50万英镑,确切地说,是48。5万英镑。实际上,他们已经承认了被指控的罪行。”
我们后来发现,就在预定的开庭日期之前,英航的律师们告诉他们,英航根本别指望打赢官司,如果他们不愿站在证人席上,屈辱地接受乔治·卡曼的交叉盘诘,也不希望看见报纸报道他们的所有行动,那他们就只有一个选择:向法庭支付一笔钱,并开始寻求庭外和解。
起初,我对是否接受这笔钱犹豫不决。我很无辜,我们可以让英航的所有董事站在证人席上,毁掉他们。但随后,当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我意识到,这样做虽然诱人,却会被人视为恶意报复,而且非常冒险。
“如果你坚持打官司,那么有两件事情可能会出错。陪审团或许会判给你赔偿,但是,他们也会认为你非常富有,不需要50万英镑,而只判给你25万英镑。这对你来说算是失败,而对英航来说算是成功。如果陪审团判给你的赔偿金不如英航交给法庭的钱多,那么你就不得不付出两方面的代价。这样一来,你也许会打赢官司,但却输会掉许多钱。公众也会对维珍大西洋公司被迫为此支付300万英镑的费用感到迷惑不解。”
乔治的最后一部分建议很有说服力。尽管从某种程度上说,达成庭外和解类似于反**,无法满足我们看乔治·卡曼盘诘英航董事们的愿望,但是,如果接受英航提出的条件,我们无须冒任何风险,就能获得完胜,并且可以立刻摆脱英航的纠缠,解脱出来,继续管理我们的业务。
“那么现在我们该做什么?”我问道。
“如果打算接受这笔钱,那么我们就有21天的时间从法庭拿到它。”
“那我们就这样做吗?”
“我的天,当然不行。”乔治一脸震惊地说道,“我不打算接受它。我要让他们至少付给我们60万英镑。既然他们已经付了48。5万英镑,那他们就能提高到60万英镑。增加10万,新闻标题也会大一英寸。”
乔治花了一个星期就这笔钱展开磋商。1992年12月11日,我们同意接受英国历史上数额最高的协议诽谤赔偿金。英航向我个人支付50万英镑,作为对个人诽谤的赔偿;向维珍大西洋公司支付11万英镑,作为对公司诽谤的赔偿。
1993年1月11日
《太阳报》的头条是《维珍搞了英航一把》,除了这个标题,头版就没剩下多少空间刊登别的东西了。
“我宁愿你选择了另一条路,”《太阳报》的编辑卡尔文·麦肯奇告诉我,“那样头条就更精彩了。”
我在乔治·卡曼的办公室里,跟我在一起的是杰勒德·蒂勒尔和我父亲——我很高兴让他分享我的胜利。我们来到位于斯特兰德的最高法院,从外面的一大群记者中挤进去。庭审在11号法庭举行,外面的走廊上已是人满为患,但法庭里面非常安静。英航因为他们的缺席而备受瞩目——金勋爵、科林·马歇尔爵士和罗伯特·艾林这3个主角都没到,戴维·伯恩赛德缺席,布莱恩·巴沙姆出国了,不过他的律师们都在那里,为了从道歉书上删去他的名字而做最后的努力。法官听了他们的申诉,又询问英航律师的意见。他们和维珍都一致认为,布莱恩·巴沙姆的名字应该列入道歉书。法官裁决道歉书保持原样。
“英国航空公司和金勋爵现无条件接受如下指控:他们针对理查德·布兰森和维珍大西洋公司之信用的说法,均为不实之词。他们进一步承认,由于若干英航员工和巴沙姆先生的活动,他们对维珍大西洋公司和理查德·布兰森的商业利益和名誉造成潜在影响,理查德·布兰森和维珍大西洋公司完全有理由对这些行为深感担忧。因此,英国航空公司和金勋爵现在通过首席律师,在此就他们的不实之词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和伤害,向原告道歉,并给予充分赔偿。他们同时也将撤回对维珍大西洋公司和理查德·布兰森的反诉。
“此外,英国航空公司和金勋爵已同意承担理查德·布兰森和维珍大西洋公司为本次诉讼和反诉支付的法律费用,并允诺不再重复本次诉讼中所涉的诽谤言论。”
乔治·卡曼暂停片刻,吸了一口气。整个法庭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英国航空公司和金勋爵将向理查德·布兰森支付50万英镑的赔偿金,向维珍大西洋公司支付11万英镑的赔偿金。”
法庭上突然出现一阵嘈杂声,为了让人听见自己说的话,乔治不得不提高嗓门儿:
“鉴于英航已做出无条件道歉,并且支付了可观的赔偿金,理查德·布兰森和维珍大西洋公司认为他们的名誉已得到公开维护,因此同意本案在上述条款的基础上达成和解。”
我看见父亲听着和解书,双目垂泪。他胸前的口袋里有一块很大的丝绸手帕,他掏出来擦了擦眼睛。我在桌子下握紧拳头,以免自己忍不住一下子跳起来。
英航道歉书中唯一刺耳的声音在于,尽管他们做出无条件道歉,但接下来却想洗脱自己的罪名。
“在本案诉讼期间,英航经过调查,揭示了若干有其员工参与的事件,英航对此表示遗憾,并承认理查德·布兰森和维珍大西洋公司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担忧。不过,应该强调的是,”他们的律师说道,“英航各董事未参与任何攻击理查德·布兰森和维珍大西洋公司的一致行动。”
法庭上很多人发出嗤笑声。这是英航拒绝从道歉书上删除的一个条款。
“让他们留着好了,”乔治·卡曼最终建议我,“人们完全能够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还没有听过最后的‘一致’之词呢。”
接着,在获得法官许可后,巴沙姆的律师站起来指出,他的当事人认为,在上述声明中提到其名字未能准确地概括他代表英航采取的行动。
法庭外,记者和摄影师们疯狂地挤作一团,我兴高采烈地举起双手,挥舞拳头,庆祝我们获胜。
“我接受这个判决,既是为了维珍,”我说,“也是为了所有其他航空公司,为了莱克,为了丹纳尔航空公司、欧洲航空公司和英国苏格兰航空公司。他们破产了,我们在英航造成的麻烦中挺了过来,但也只是勉强获胜。”
过了很久,当我正和人说话时,我忽然感到一阵疲倦袭来。我意识到我们已经获胜,我肩上承受的所有压力都解除了。我感到幸福而满足,笑容可掬,然后倒向一边,酣然入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