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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我与英国政治领袖（第2页）

“是的，”他回答道，“如果你看一下这本书的左边三四本书，你会发现另一位丹弗姆林人写的书。”

我照着他的指示，看见了我写的《美国的四架马车在英国》一书。然而，在我找到这本书前，我就听到梯子上方传来的美妙而充满热情的声音：

“麦加对于伊斯兰教徒的意义，贝拿勒斯对于印度教徒的意义，耶路撒冷对于基督教徒的意义，这些就是丹弗姆林对我的意义。”

听到这些话后，我过了一会才反应过来，这些话是我自己写的。这是我当时从南方回去，第一眼看到丹弗姆林时的感受。

“你究竟是怎么得到这本书的？”我问，“我写完这本书时，还没有荣幸认识你，也不可能给你寄过这本书。”

“不认识，”他回答道，“我当时还没有机会认识你。但是有人，我想是罗斯伯里，告诉我有这样一本书，我就派人去找来这本书，并且读得十分开心。对于丹弗姆林的赞歌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一直对它念念不忘。”

这件事发生在我写完这本书的八年之后，也从另一方面证明格莱斯顿先生超强的记忆力。也许人们能够谅解我这个虚荣的作家，我承认，我对他给出的高度评价感到由衷的感激。

那些在星期天以“圣经的朗读者”身份出现的政治家，总是令人怀疑的。我承认，在我认识格莱斯顿先生之前，我不时也会有这样的念头，而当时，这位机警的老绅士至少也会想到，这些露面对他拉选票没什么作用。但是当我真正了解他后，这些疑虑都消失了。他十分的虔诚和真诚。是的，甚至当他在写日记时也是这样（参考莫立的《格莱斯顿的一生》）。当他向下议院作了几个小时的预算报告后，得到广泛认同时，他“明白都是神的力量在支持他”。没人可以否认，如此虔诚的信仰，很多人会觉得震惊，居然有人大胆到想象宇宙的造物主会关心格莱斯顿先生的预算，这最多只是微小的地球上一件微小的事。这听起来简直是亵渎神灵，但是我们都知道格莱斯顿先生正好相反——这样的一种宗教信仰毫无疑问会激励人们创造奇迹。

1887年6月，正值女王的周年纪念日，布莱恩先生和我在皮卡迪利大街的沃尔弗勋爵家共进晚餐，我们见到了格莱斯顿先生和夫人——这是布莱恩第一次认识他们。我们很早就从大都会酒店乘出租马车出发，但是人群是那么密集，我们只能在圣詹姆斯街弃车步行。我们走到人行道上，布莱恩先生跟着我，我看见一个警察，向他介绍了我同伴的身份和我们要去的地方，并询问他是否能把我们带去那里。他同意了，利用他的特权，为我们在人群中一路开道。但是我们到沃尔弗勋爵家时已经九点了，到十一点时我们就离开了。

格莱斯顿先生说，他和夫人可以穿过海德公园，从后面绕路回家。他们想要先回到住处，再以同样的方法到卡尔顿台去。布莱恩先生和我觉得我们应该去看看街景，试着从人群中挤回我们的酒店。我们确实这么做了，我们在人群中缓慢地移动，经过改革俱乐部时，我听到右边附近的建筑物里传来一个声音。我对布莱恩先生说：

“这是格莱斯顿先生的声音。”

他说：“不可能，我们刚刚分开，他正在回他住处的路上。”

“我辨认声音的能力比我辨认脸的能力还强，我肯定那是他。”

最终，我说服他往回走了几步。我们走近了那座房子边，又往后走了走。我走到一个蒙着面的人前，对他耳语道：

“‘大人物’半夜不睡觉，在这里做什么？”

格莱斯顿被我们发现了。我告诉他我认出了他的声音。

“所以，”我说，“真正的统治者出来查看为名义上的统治者准备的彩灯！”

他回答道：“年轻人，我以为现在是你睡觉的时候。”

我们和他一起待了一会，他小心翼翼地确保自己的头和脸不露出来。当时已经是午夜了，他已经八十高龄，但是还是像一个孩子。当他把格莱斯顿夫人安全地送回家后，他决定出来凑热闹。

格莱斯顿先生和布莱恩先生在晚餐时的对话，主要讨论了英国和美国议会程序之间的差别。在晚上，格莱斯顿先生反复询问了布莱恩先生，众议院的程序模式，因为他曾在那里作过演讲。我注意到，“先决问题”和限制无谓的辩论的概括性规则，给格莱斯顿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场对话不时地拓宽了范围。

格莱斯顿先生的兴趣可能比英国其他所有人都广泛。在苏格兰，我在阿米斯特德家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还是和以前一样，头脑清晰，思维活跃，对万物依然抱着强烈的兴趣。当时他最感兴趣的是美国高大的钢铁建筑。他一直在读这方面的书，因此问了我很多相关的问题。最让他困惑的问题是，第五或第六层常常比第三或第四层先完工。我为他解释了，他十分满意。他是一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

莫立先生（尽管是个勋爵，他依旧保留了作家本色）很早便成为了我们在英国的朋友之一。他是《双周评论》的编辑，我第一篇发表在英国期刊上的稿件就是经他之手。到了晚年，我们的友谊更加深厚，我们互相承认彼此是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兴之所致，我们常常在星期天下午交换短笺（有时候是长信）。我们根本不是同一类人，我们互相吸引是因为差异能够互补。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认为所有丑小鸭都会成为天鹅。而他是个悲观主义者，杞人忧天，有时会陷入空想，总觉得草木皆兵。在我看来，世界是光明的，地球是一个真正的天堂——我是如此快乐，对命运充满感激。莫立几乎很少为任何事疯狂，他的判断总是经过深思熟虑，他的眼中从来都只能看到太阳上的斑点。

我给他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悲观主义者，从来没有什么事能让他高兴；还有一个乐观主义者，从来没有什么事能让他不高兴。天使们向他们祝贺，他们获得了进入天堂的机会。悲观主义者回答道：

“是的，这是个好地方，但是不知怎的，我觉得这个光环好像不适合我。”

乐观主义者讲了个故事进行反驳：一个人被带到了炼狱，魔鬼把他放在岸边，自己去泉水边喝水（那里的温度太高了）。一个老朋友走近他，说：

“吉姆，你怎么样？你没救了，你肯定走投无路了。”

吉姆回答道：“嘘——事情还可能更糟呢。”

“怎么可能，你已经被带到无底深渊了。”

“嘘——”他指着魔鬼说，“他可能会想起来要我背他。”

莫立和我一样，十分喜欢音乐。我们都沉迷于斯基沃的早晨，因为能听到管风琴的演奏。他和亚瑟·巴尔弗一样，都很喜欢清唱剧。我记得他们还曾一起去水晶宫看某部清唱剧。他们两个都是理智又充满哲学思维的人，我觉得他们都可以算是半个哲学家。但是巴尔弗最近的作品有点不理智——这点莫立绝不会尝试。他一直脚踏实地，只走明确的道路，不会发生在寻找路线时“迷失在树丛中”的危险。

近期，莫立最惊人的言论出自他在伦敦世界编辑大会上的演讲。他说，对于形成和维持现阶段已改良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彭斯的几行诗歌比那些编辑们写的几百万篇社论对人们的影响更大。之前他曾说过，偶尔有一些文字或语言，会美化它们所描述的事物。汤姆·潘恩的《人权论》就是如此。

在这次演讲后，他来到斯基沃，我们聊起这个话题。我提到了他对彭斯的致敬和他引用的六句诗，他回答说，他没必要告诉我是哪六句。

“确实没必要，”我说，“我能背出来。”

后来，在蒙特罗斯为彭斯塑像揭幕时，我作了一次演讲，背诵了我认为他之前引用的诗句。莫立认可了我的猜测。这么说可能有点怪，他和我在几年前一起被授予蒙特罗斯荣誉市民的称号，所以我们是荣誉市民同乡。

1904年，我终于邀请莫立来美国游览，他走遍了大半个美国。我们试着安排他和一些同他一样杰出的人物见面。一天，参议员埃利·鲁特应邀来我家做客，莫立和他聊了很久。在参议员离开后，莫立评价说，他很喜欢这个同伴，是他遇到的最满意的美国政治家。他没有看错，埃利·鲁特对公共事务的准确的判断力和广博的知识无人能及。

莫立离开我们后，去白宫拜访了罗斯福总统，和这位伟人一起共度了几日，收获颇丰。后来，莫立评价说：

“我在美国见到了两大奇迹，罗斯福和尼亚加拉大瀑布。”

这个比喻实在是恰到好处——两者都咆哮，翻滚，活跃，不知疲倦地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

莫立是管理阿克顿图书馆的最佳人选，因此我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他。当格莱斯顿先生告诉我阿克顿勋爵的状况后，我同意了他的建议，买下了阿克顿的图书馆，并允许他在有生之年继续保留这个图书馆。不幸的是，他没有坚持太久，仅仅几年后就去世了。于是我拥有了图书馆的所有权。我觉得莫立自己能够充分利用这个图书馆，最终肯定也会把它留给可靠的机构。当我开始告诉他我拥有这个图书馆时，他打断了我，说：“好了，我必须告诉你，你买下这座图书馆的当天，我就知道这事了。”

格莱斯顿先生保守不了秘密，他为了阿克顿先生一生都能使用图书馆而感到相当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