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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我与英国政治领袖（第3页）

我和莫立的关系十分亲密，但我们彼此都没有和对方说起这件事，但是让我惊讶的是，莫立没有对此感到惊讶。这件事证明了格莱斯顿和莫立之间的亲密关系——莫立是唯一一个他忍不住要与之分享世俗快乐之事的人。但是在神学上，两人的观点相差甚远，倒是阿克顿和格莱斯顿在这点上是一致的。

在我成立苏格兰大学基金会后的那年，莫立作为大臣陪同国王陛下出访巴尔莫勒尔。他发电报给我，说必须在我们启程前见我一面。我们见面了，他告诉我，陛下对我给大学和家乡其他的捐赠印象深刻，希望知道他能为我做点什么。

我问：“你怎么说的？”

莫立回答说：“我觉得什么都不用做。”

我说：“你说的很对，除非国王陛下愿意给我写一封信，表达他对我所作所为的感激之情，就像他曾经给你写的信一样。我会珍藏这封信，把它传给我子孙，他们都会为此而感到自豪。”

我的这个愿望实现了。国王亲笔签名的信我已经在前文引用过了。

对于莫立来说，斯基沃成为最好的度假胜地。每年夏天，在夫人的陪伴下，他都会来探望我们好几次，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的一员了。他和我一样，都很喜欢驾驶游艇。幸运的是，驾驶游艇对我们俩来说都是最好的良药。莫立是也必定一直都是“诚实的约翰”。他不会搪塞别人，也不说废话，对待所有问题和紧急情况都镇定自若；做事深思熟虑，心胸宽广，为人低调，但会不时在适当场合表现出温柔的力量。之后又会继续保持沉默。

张伯伦和莫立都是激进派，两人是好朋友。我在英国时，常常和他们见面交换意见。“地方自治”被提上议程后，英国对美国的联邦制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受邀在多个城市发表公开演讲，解释和赞扬美国的联邦制，由最自由的地方自治构成了最坚实的国家。张伯伦先生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于是我给他寄了安娜·L。道斯写的《如何治理国家》。我也和莫立，格莱斯顿和许多其他人讨论了这个话题。

我不得不写信给莫立先生，我不赞成第一个地方自治法案，并阐明了理由。当我遇见格莱斯顿先生时，他对此表示了遗憾，并和我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我反对国会排斥爱尔兰议员，这是一种分离的行为。我说，我们美国从来不会阻止南方各州派代表去华盛顿。

“如果他们拒绝，你们怎么办？”他问。

“使用一切文明的手段——首先，停止通信。”我回答到。

他停顿了一下，重复道：“停止通信。”他觉得这涉及范围过广，于是沉默了一会，就转移了话题。

当被问到我应该怎么做时，我总是指出一点，美国有许多立法机构，但是只要一个国会。英国应该学习美国，只设立一个国会，并为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分别设立地方立法机构（而不是国会）。应该把这几个地方设计成和纽约州与弗吉尼亚州一样。但是不同于美国，英国没有最高法庭来决定法律是否通过。法律不但要通过立法机构，还要通过国会的批准。因此司法机关，而不是政治机关，成为最终的权威。英国应该设法把国会建成全国最终的权威机构，而不是采取分离爱尔兰的方法。因此，考虑到反对意见，在下议院的会议上，应该会连续讨论三个月关于建立爱尔兰地方立法机构的议案。讨论的结果会更具操作性，除非这则议案没有通过。除非立法不当，这项条款会成为一纸空文，但是如果真的立法不当，也算是一种有益的经历。我认为，还必须向那些胆小的人们保证，这项议案不会引起任何脱离国家的行为。

之后我极力向莫立先生推荐这个观点，他告诉我帕内尔曾经建议过，但是被拒绝了。格莱斯顿先生当时可能说过：“很好，我和其他人都认为我们不需要这个议案，不过这可以让英国更加团结。在这个问题上，我现在无法继续，接下来是你们的职责了。”

一天早晨，在哈瓦特，格莱斯顿夫人说：

“威廉告诉我，他和你的交谈十分精彩。”

毫无疑问，事实如此。他几乎很少听到一个真正的共和党人的轻松愉快的谈话，也无法理解为何我不能想象不同的世袭头衔。我觉得很奇怪，人们会特地放弃父母为他们取的名字，而去继承父母的名字。尤其有趣的是，世袭的贵族们需要努力克制，才能不嘲笑那些新贵族们，因为他们的头衔也许是花了一万英镑买来的，这些钱被或多或少地用作党派基金。

布莱恩先生和我们一起来到伦敦。我告诉格莱斯顿先生，布莱恩先生曾经看见年迈的他手里拿着帽子，在寒冷的天气里，在一个花园派对上向那些光有头衔的无名之辈致敬。对此布莱恩感到十分惊讶和痛心。我们提到了政教合一，还有我的预测。我认为由于英国是岛国，无法扩张，因此各民族会重新团结在一起。我认为，废除英国教会的国教地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不是正常现象，其他民族都没有这种情况。其他说英语的国家鼓励各种宗教的发展，而不是支持某一个。格莱斯顿先生问：“你觉得我们的教会还应维持多久？”

我的回复是我无法定下一个确定的日期，在政教分离问题上，他比我更有经验。他微笑着点头。

我进一步提出，和其他大国相比，英国的人口肯定会有一定程度的减少，他问：“你预测英国的未来是怎样的？”

我提到了希腊在古代国家中的地位，然后说英国孕育了乔叟、莎士比亚、斯潘塞、弥尔顿、彭斯、司各特、史蒂文森、培根、克伦威尔、华莱士、布鲁斯、休姆、瓦特、斯宾塞、达尔文和其他名人，也许并非偶然。天才依靠的不是物质资源。多年之后，英国可能不能维持工业大国的地位，不是由于她的衰落，而是由于其他国家的快速成长。在我眼中，她会成为一个现代的希腊，在世界扮演精神领袖的地位。

他听进了我的话，沉思着重复着：

“精神领袖，精神领袖，我喜欢，我喜欢。”

我从来没有这么享受过如此愉悦的交流。在哈瓦特，我又一次拜访了他。1897年的冬天，在兰德尔勋爵的家里，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当时他已经病得很重了。他还是那么有魅力，对我的弟妹露西特别殷勤。露西还是第一次见他，但是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们驾车离开时，她喃喃道：“一只生病的雄鹰！一只生病的雄鹰！”对我来说，这是当天对这位累坏了的领袖最好的形容。他不仅是个伟大的人，还是一个真正的好人，有着正派而高贵的心灵，不断地向前进。他为自己赢得了“世界第一公民”的称号。

1881年，我在英国和塞缪尔·斯托里议员开始合作做生意。他是一个十分能干的激进分子，也是一个真正的共和党人。我们购买了几家英国报社，开始了激进派的政治宣传。帕斯莫尔·爱德华兹和一些其他人加入了我们，但是结果不甚理想。我的英国朋友之间产生了一些不和谐的争议，最终我决定退出，幸运的是我没有任何损失。

之所以创作我的第三部文学作品《胜利的民主》，是因为我意识到那些见多识广的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对于美国的了解如此之少，甚至那些少有的了解，都是些被扭曲的观点。那些优秀的英国人居然不知道共和制，这是多么让人惊讶。我永远不会忘记，在1882年我和格莱斯顿先生的第一次谈话。当我有机会提到，目前大部分说英语的国家都是共和制，只有小部分国家是君主制，他说：

“为什么，怎么会这样？”

“格莱斯顿先生，”我说，“美国说英语的人口，比英国及其所有殖民地的人口还要多，即使英国殖民地的人口翻倍也比不上美国。”

“啊！居然这样！你们有多少人口？”

“6600万，而你们的人口还不到一半。”

“是啊，真让人惊讶！”

关于国家财政的情况同样让他感到十分惊讶。根据1880年的普查，这个才一百年历史的共和国，有能力买下英国和爱尔兰，及他们拥有的所有资本和投资项目，并能还清英国的债务。即使这样，也不会耗尽美国的财力。但是最令人吃惊的是我提到的自由贸易的问题。我指出，美国才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我记得，之后霍尔丹大法官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把英国当成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我纠正了他的错误，他为此对我表示感谢。）我引用了马尔霍尔的数据：1880年，英国的制造业产值为8。16亿英镑，美国为11。26亿英镑。他的原话是：

“难以置信！”

我还说了些其他让他觉得十分惊讶的事实，然后他问道：

“为什么没有作家写写这个主题，把这些事实以简单直接的形式告诉世界？”

事实上，当时我正在为《胜利的民主》一书搜集资料。我正打算写一本他形容的那样的书，我告诉了他这点。

我写《环游世界》和《美国四架马车在英国》时并没有太费劲，但是当我于1882年开始准备《胜利的民主》一书时，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本书需要扎实和艰苦的工作。我需要检查和安排数字，随着我的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沉迷其中。几个月来，我的脑子里似乎装满了统计数据。时间在不知不觉间流逝。我以为还是中午时，其实已经是晚上了。这项工作让我疲惫不堪，加上当时我还不得不兼顾料理生意，这引发了我人生中第二场重病。我再三考虑后，才确信自己能再次开始写作。

[1]格莱斯顿在1868年到1892年间曾四度出任英国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