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等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了,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在说:做一个弗洛伊德信仰中的‘多相变态’的[2]孩子,是多么真切的一件事,是多么自由的一件事……”
“然后你质疑:你自己的孩子是不是跟你想的一样……”
“因为你的孩子如此天真,所以你的感觉是,你的孩子肯定不知道那些你确信你知道但你从不说出口的事情——你不能说,因为你的孩子很容易就会受伤……”
“太容易了。所以,不要再说童年是天堂一般的年代,根本不是那样的,那基本上就是跟地狱没什么两样——你做什么都能下地狱……”
“可是,当我们有了天堂的概念时……”弗雷德丽卡从威廉·布莱克的诗画,看向约翰·马丁黑色版画中的天使拉斐尔,拉斐尔一身莹白光芒,从浪漫主义笔触中那黑压压的天堂之树冉冉升起,穿越了一片林中空地,飞向微光闪闪的一对**形象——那是所有人类的第一对父母……弗雷德丽卡接着说:“当我们有了那个概念时,那是我们对我们所诞生于的‘第一个国度’的残存回忆——我们曾经……那是什么时候呢?——我们曾经的确有过一段比现在更轻盈更明亮的经历……”
她们终于停止对话了,几乎透不过气来。两个女人对视而笑。阿加莎·蒙德的脸因为笑容,被点亮了,也释然了。她是美的,可是,面无表情的她,还是比笑容满面的她美了一丁点儿,因为她不说话也不笑时,五官更突出、更集中。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一番话!”弗雷德丽卡又惊又喜。
“我也没有过。再多吃点蛋糕吧。”阿加莎依然笑着。
儿童游戏房里发生的另一波小**终止了她们的对谈。
弗雷德丽卡交到了一个朋友。
三个星期以后,弗雷德丽卡带着利奥搬进了哈梅林42号的下面两层。
弗雷德丽卡去圣西门教堂探望丹尼尔。反正她焦躁不安又无人陪伴,所以自从圣诞节开始,她和丹尼尔变得比以前更加亲密友好了。走在这座只有一半用作教堂的建筑物里,她停在小礼拜室那边,读着上面的告示。有一张是牧师吉迪恩·法勒的青少年教会组织“喜悦孩童”的宣传单,上面写着:“基督教拥抱所有人,孩子们玩游戏时,妈妈和爸爸们也能很快地学到东西。”宣传单上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围成一大圈的人,什么年纪的人都有,光着脚拥抱在一起,笑得心醉神迷。在角落有一张很小的卡片,它被用绿、红和蓝三种颜色的墨水做滚边装饰,装饰上是不大明显的哥特风格,图案极其优雅,细看之下,滚边上有胸部羽毛呈血红色的鹈鹕,还有松散缠绕的缎带,尖牙利齿的蝙蝠和猴子也隐藏在葱郁枝叶间。在中间是哥特风的数段文字,手写的字体很工整。文字如下:
“如果说宗教的残酷性是一把有着很多梯级的巨型梯子,那么其中有三个最重要的梯级。
有的人一度以活人为自己所信之神献祭,他献上的有可能是自己最深爱的人,因为他把自己第一个亲生子献上。
人类进入道德社会的时代,有的人献给神的是自己最灵敏的本能,就是他的天性。因此,看看他在禁欲时的仓皇脸孔,竟然闪现着这新献祭传统所铸就的一份悦然。
最后一种残酷是什么?一个人竟不再需要在一个封闭的仪式中、不需要为求日后的欣喜和公平审判而牺牲自己所有的舒适、圣洁、疗愈、希冀和信仰。换言之,不需要再向神献祭了。他脱离了宗教的残酷和自残的残酷,转而崇拜石头、蠢行、负荷、命运和空虚。
以空虚感置换对神的信仰——在这最后一种的残酷性中具有难以自圆其说的神秘性,被时下一代又一代、不断涌现的新人类所继承:我们每个人都知晓这一点。”
弗雷德丽卡站在那里默读这几段文字,她不懂要如何评价,但印象中这并不是陌生的概念。然后,她顺着螺旋式的阶梯走进地下室。
金妮·格林希尔坐在属于她的隔间里,听着电话里的厉声叫嚷和吞吞吐吐。她裹在苹果绿色毛衣下的两个浑圆肩膀,紧张到不得松懈:她时不时地认真点头,或者盯着她对面墙上的蛋箱。
丹尼尔在自己的隔间里阅读,他厚实的脸上满布沉思。
从霍利教士的小天地里传来了饶有生气的谈话声。一进到地下室,弗雷德丽卡惊讶地看到鲁珀特·帕罗特竟然也在。他抽着一根石南烟斗,周身云遮雾缭,面色尤其红润,他穿着一件带绿色的粗花呢西装外套和一件芥末黄色的背心,坐在霍利教士的旋转椅上,一会儿转向这边,一会儿转向那边,还做着各种手势。霍利教士也抽着一个烟斗,罩着长及脚踝的袍子,坐在一张破旧的皮制扶手椅上。
丹尼尔见到弗雷德丽卡的到来显得很高兴,他给她倒了茶,又去把茶壶里的水加满。鲁珀特·帕罗特在旋转椅上转来转去,看到进来的人是弗雷德丽卡!
“弗雷德丽卡!我正想出版一些你写的读书报告呢!你的读书报告写得太精彩了,让我边读边大笑。我都不知道你还会到这儿来。”
“我是来见丹尼尔的。”弗雷德丽卡心想帕罗特一定是把丹尼尔当成她的指导老师了,她随即补充了一句,“丹尼尔是我姐夫。”
“你吓了我一跳,我以为你是来这里受训成为‘聆听者’的一员呢。”
“我也想过有没有那种可能性,但我应该不合格。我没耐心,并且我也不够谦卑。”
“我倒是想成为一名‘聆听者’,”帕罗特说,他的脸由原本的粉红变得更加粉红,“当然,我来这儿的另一半原因是,我是阿德尔伯特的出版人。但是我对他的工作很感兴趣。这份工作很重要,我还想出版一本书,名称就叫《聆听者》,我想让阿德尔伯特来写这本书,内容是介绍辅导行业或照管行业工作的个人,比如——心理分析学家、精神病医生、缓刑犯的监视官,或者聆听者……还有一些新兴的或正在涌现的会心团体和其他组织的发起人、领导人……”
“要不要喝茶?”丹尼尔问。
“好的。”霍利和帕罗特说。这几个人的见面形同一个茶会,他们谈笑风生,畅所欲言。金妮还在听着电话里的喋喋不休,像处于另一个世界中。
“弗雷德丽卡工作做得非常优秀,尽管她获得的酬劳不高,”鲁珀特·帕罗特说,“她所评论的书我几乎一本也没出版,但我非常重视她在报告中的意见。”
“但你接受了出版菲莉丝·普拉特的《日常食品》的建议,”弗雷德丽卡说,“对这一点我感到欣慰,菲莉丝·普拉特是个不错的写手。对了,她写的内容可能会让丹尼尔和霍利教士有兴趣,那是关于一位丧失信仰的牧师的故事。”
“菲莉丝·普拉特上个星期来找过我。”帕罗特说。
弗雷德丽卡急切地说:“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快说说。”
“她身材很高大,”鲁珀特说道,“穿着一套细平棉布的黑色套装,戴着一顶好像教士才戴的那种帽子,扁平、帽檐宽大的黑帽子,系着一条无精打采的红丝带。她进到我的办公室,说:‘我要来撤销出版我的书。’我告诉她,她的书已经进入了制作过程,连封面都已经设计好了——主图案是一个小、大叠合的农家面包,面包旁边还放了一把巨大的刀——是一把发着凄厉光芒的刀——是一把面包刀……我跟她说我们都很喜欢她写的这本书。她以一种没有声调的嗓音说她的书不可以出版,不值得出版,她想把书取回。我跟她说这本书很值得出版。我内心是有点受伤的——大家常常误以为身材高大的人友善又体贴——她却一再重复着她要撤销书的出版,说着她的书不值得出版。她从头到尾表现得毫不动摇,而基于某些理由,我感到我应该成为一股不可抗力来面对她,于是我对她说:‘你欠我一个理由,你也浪费了我大量的时间、金钱和情感,而这些都不重要,但我真的认为你是一位很不错的作者——我特别想发掘一位很出色的小说家。’我对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都是我心里真实的想法,所以我相当紧张,为我自己的所言感到紧张。可她坐在那里,重复着她仅有的两句话:要撤销书的出版,不值得出版。我被逼之下,对她说:‘如果你能诚实地向我保证:撤销出版是你自己的决定,那么我就立即终止出版,而且你无须感到任何压力。’突然间,她双眼盈泪,她哭到脸都快溶解了,她说她丈夫读了这本书的宣传推介后说这本书写的就是他自己。”
“真是这样的?”弗雷德丽卡语气中不无震慑。
“说不定是真的,但我也无从知晓。但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几乎有一种怒气冲冲的坚定。所以我接下来耐心说服她,告诉她她将给我造成的损失,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到底写得多好,然后她就越来越激动,激动到快冒烟……她答应她回去之后会好好想一想。我也不知道她接下来将做何打算,她没跟我细说,但我也没停止书的制作。这本书对她而言,意义很大,我很清楚。不过,我不知道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